梁启超，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之一。他一生有9个子女，5儿4女，个个成才，其中还有3名院士。
梁思顺，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忠，三子，曾任国名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逝。
梁思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这位父亲坚强智慧、开明进步。
梁启超的第一任妻子李蕙仙，出生书香门第，受完整的古典教育熏陶，同时也深具维新思想。在家庭教育上，李蕙仙一手操办家中幼儿启蒙，包括自己的子女、梁启超年幼的弟弟妹妹，都是她陪伴在侧监督日常课业。长大选择什么学校，也都是她在安排。
梁启超对妻子非常敬重，也十分信任。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袁世凯复辟，梁启超写出了气势汪洋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了声讨狂潮，同时也将自己卷入了危险的旋涡。妻子李蕙仙掷地有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奔波的梁启超很难关心到子女教育的小细节，但在大方向上始终保持主动，体现出父亲特有的坚强与决断。这种大方向，一是立业，二是成家。
01，立志，是人生的大事
梁启超对各个子女重视程度不一样，但对子女的立业问题一视同仁。他给子女划出了“不做”和“要做”两条线。
不做
——不做官，不受无汗水之金钱。
许是受当时政局晦暗不明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影响，让梁启超坚定不移反对子女为官。他认为，做官容易损坏人格，习染懒怠和巧滑，不是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确实，梁启超的9个子女，没有一人为官，大多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这和现在的父母希望儿女为官的思想截然相反，从政如依然被很多家长当做“铁饭碗”“大靠山”。自古仕途难平坦，如果未来变得只会溜须拍马，只懂利益分配权力制衡，确是丢失了一些东西。
为了贴补家用，妻子李蕙仙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期货投机生意，梁启超为此特意写信给长女梁思顺，谆谆劝说，表明我们家断不能受无汗水之金钱，希望长女也一同劝诫母亲。
梁启超自己，也只是讲课讲学、办报写稿，以这些光明正大的途径增加家庭收入，宽慰妻子在经济上的焦虑，向子女以身示范。
做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做有益社会的事。
梁启超一生学术研究涉猎极广，思想不断进步、政治主张也随时代而变，唯一不变的，就是爱国。
他主张，一个人要用其所长，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农夫耕种田地而有所得，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力量去做，就是第一等人物，就是于社会有益的。
梁启超的“尽性主义”，是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将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如此，个人才能够自立，“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02，成家，合适的才最好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其中就包括成家。组成家庭，可以说是人的第二次重生，家庭若不和睦，对孩子的影响极深。
梁启超那个时代，包办婚姻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婚姻缔结方式也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如鲁迅的第一任妻子朱安，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他们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后这两桩婚事均以悲剧收场。
梁启超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一位开明而进步的父亲，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即，由他自己推荐人选给子女，双方经过相处磨合，合适才结婚。
用这种方式，他向长女梁思顺推荐了周希哲（外交官，中央文史馆馆员），向长子梁思成推荐了林徽因（建筑家、作家、诗人）。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式的确有效。梁启超不仅仅只是推荐人选，还会教给儿女们经营家庭和婚姻的技巧。
在子女们都具备交流能力以后，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担当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可谓对子女操碎了心。旅居日本期间，他坚持每天固定专门时间，给子女讲课；他注重夯实孩子们的国学基础，还注重他们兴趣的培养……他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一步一步引导儿女。
受父亲熏陶，梁思成终成闪光少年。梁启超在清华讲国学，就带着梁思成，言传身教。梁启超写满一黑板就呼唤：“思成，擦擦黑板！”他就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很多人知道梁思成，是从“林徽因的丈夫“开始的。他生于日本，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与妻子林徽因一起去美国宾州大学辅修建筑系。同时，他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画得一手好素描，是校刊的美术编辑；他在校运动会上跳高得过第一名，还是个足球健将；他会钢琴、小提琴、小号和短笛演奏，是学校管乐队队长，同时，他也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培养这样一位优秀的孩子，梁启超用心良苦。梁思成去美国进修建筑学之前，出了一场小车祸打断了行程，父亲为了不让他纳下功课，给卧病在床的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论语》、《孟子》必修，《荀子》选修，教导思成要温习暗诵。
梁思成到了美国以后，曾一度困惑自己所学，究竟有无用武之地。父亲教导他不营营役役于一时，当以历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事业。
“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和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这段话后来也促成了梁思成沉下心来，刻苦学习，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回国后投身到祖国的建筑设计领域。
除了对子女的学业用心，梁启超也很关注子女的家庭生活。梁思成和林徽因时有拌嘴，他会写信从中迂回调节；林徽因父亲去世，他写信劝慰；妻子李蕙仙过世，弟弟梁启勋日日操劳，他写信嘱咐子女慰问叔叔。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正是各种思潮杂糅涌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期。普通人都忙着为生计奔波；进步青年极易受异端思想蛊惑，心理防线脆弱，容易失望悲观、愤世嫉俗。
梁启超认识到了这一点，说了这句话：“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他自己也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他一直秉持的，是乐观的生活态度。
那些整日自怨自艾、消磨时光的人，梁启超说，“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真是绝妙极了。
抗日战争来临之际，梁启超已经过世十多年了。那个时候梁氏一族生活极其艰难，但他的子女们谨记父亲的教导，依然乐观开朗，哪怕要靠典当衣物手表换取食物，也只是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梁启超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耕家庭，他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和超人的学识，将9个子女养育成人，突破了自己本身的阶级限制。
在写给三儿子梁思忠的心中，他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想来，我们都是普通人，很难达到梁启超的高度；但他身上的一点我们可以学习：让自己成为子女的榜样，自己变好了子女才能变好。
如今，大家都忙于工作挣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现在养一个孩子成本这么高，没有钱怎么行！”我们出生在小乡镇，就希望孩子能奔到城里；出生在城里，便想着孩子能奔到北上广；北上广的呢？又想着孩子能奔到国外。我们反复做的，就是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让孩子有一天能冲破固有阶层，改变命运，最差也要比我们自己强。
但往往自己素养达不到，孩子很难耳濡目染。我们想的，不该是帮助孩子打破格局，而是要通过提升自己来激励他们，教给子女金钱地位不长久，安身立命才是根本。
每一位超凡的人曾经都是平凡的，就像一个孩子：拿画笔的是父母，你涂的每一笔就是他走的每一步。家长的意愿，决定了他的未来是五彩斑斓还是黯然失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用梁氏家族的故事告诫父母，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子女眼里合格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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