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由江西临汝书院、前行科创、政邦智库联合策划的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隆重启幕。中国书院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以《继承·创新——传统书院如何走向未来》为题发表主旨演讲，纵向梳理了中国书院的前世今生，并就如何总结书院传统、弘扬书院精神、探索当代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继承·创新——传统书院如何走向未来
朱汉民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王安石先生的故乡——临川。今年是王安石先生诞辰1000年，对临川来说今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一千年前后，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宋代大儒诞生，而王安石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为了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年，我专门写过纪念文章。但是我没有来过临川，尽管我对临川十分向往。当柳理先生跟我联系说有这样一个活动，希望我到这里来时作一学术交流时，我非常高兴。
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继承·创新——传统书院如何走向未来》。首先我和大家说的是我的探索。
临汝书院的前身为宋代书院，在地方政府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建设成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是一件难得的事情。那么书院到底是怎么来的？又将向何处去呢？我要跟大家探讨三个问题：首先是书院的历史，其次是书院复兴的现状，第三是书院未来的展望。
主旨发言现场
前传： 书院融官学私学之长 绵延千年却一朝废弃
我首先要讲书院的历史。
书院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书院是从唐代中后期到宋、元、明、清，延续一千多年之久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制度和精神，特别是在教育理念、教育精神方面，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书院看作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就要考察它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哪些独特的贡献。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既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独特教育模式，同时也是儒教文明的典型形态，要充分认识中国书院的独特文化价值。
书院的历史，可以从很早开始讲。现在世界上把中东说成伊斯兰文明，把欧洲说成基督教文明，那么中华文明是什么文明呢？国际学术界公认一种看法，是“儒教文明”。但是，“儒教”是人文教育，“儒教”的教，是教育的教、教化的教，虽然在学界还是有不同看法。
“儒”直接起源于从事教育的职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解释：“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在历史上追溯“儒”的源头，它是西周从事教育的学官。“司徒”好比今天的教育部长，是专门管理教育的官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都在探讨如何治理天下才是最有效的，儒家从教育的角度讨论天下到底要怎么治理，另外法家有法家的主张，道家有道家的主张。儒家相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把教育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儒教”创建者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是能够预言未来的“先知”和宗教领袖，他只是一个一辈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论语》就是孔子讲如何读书做人、如何治国理政的教学记录，孔子本人是一位最优秀的老师。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以孔子的生日为教师节，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成熟的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两套：一套是官学制度，从夏商周延续下来，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现在北京的国子监，就是始建于元代、明清延续的最高学府。除了中央官学，还有地方官学的州学、府学、县学，是一套完整的官学系统。另外还有一套是私学系统。
春秋战国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辉煌的时代？就在于那个时候出现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之所以形成，就是私人讲学的出现。孔子是第一位私人讲学的老师，他不是学官，但他在民间从事教育。诸子百家到处讲学，形成一个个派别，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今天讲中国思想文化历史，通常是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一路讲下来。从先秦诸子争鸣，到汉儒精舍研经，魏晋名士玄谈，隋唐寺院禅修，书院全面继承了古代教育传统。宋儒复兴先秦儒学，宋代书院同时继承了先秦儒家自由讲学的传统。书院还继承了汉代太学、精舍研究经学的传统。魏晋名士喜欢在风景好的地方谈玄析理，而宋代书院也同样有魏晋名士的玄谈之习。隋唐僧人喜欢在名山大川禅修，而宋代书院也大多建在名山大川以修身养性。
重建后的临汝书院
临汝书院供图
书院产生于唐代，最初只是藏书机构。然后有人在里面读书，然后有人在里面写书，然后又开始印书、出书。书是文化的载体、知识的载体，书院是围绕书为中心的院落，后来成为了学校。作为儒家士人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的体现，书院开始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书院师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关系。学生们则往往是择师而从、来去自由，课堂讲学更主张师生讨论、问难论辩。宋代出现了像春秋战国一样的百家争鸣，各种流派出现了，当时叫“学统四起”。大家在各个地方建书院研究学问，培养弟子，相互之间展开学术交流或是学术辩论。而且，往往一个书院有一位名师，弟子跟着他学习，保存了先秦诸子讲学的风气，也保留了魏晋玄谈的风气。朱熹从福建两千多里跑到湖南岳麓书院，讨论一些比如心性、已发、未发、太极等哲学道理。同时，书院研究经典，研究经学，继承了汉代精舍和太学的传统，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老师之间都可以相互讨论、辩难，这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教育形式。
那么，书院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主导性的教育组织呢？其实它把传统私学、官学两套系统合二为一，既吸收了私学的长处，也吸收了官学的长处，逐渐发展为古代中国最为成熟、完善的教育机构。
书院有私学的长处，可以自由讲学，请一些学问很高的人到书院来讲学，这很受人们的欢迎。但是书院和一般私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吸收了官学的长处。官学的长处有很多，官学有稳定的教学场所，有讲堂、宅舍，有藏书楼，特别是有一套管理制度。书院有山长，有很多的执事，专门负责教学和行政管理。就好像现在的大学，有校长，有教授，也有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等。最重要的是，它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书院的学生是不需要交什么费用的，学生到书院来读书，还可以拿到相应膏火费，就相当于今天的奖学金。
那么这笔钱哪里来？任何人办学，在创办之初就要同时考虑运营。书院是如何运营的呢？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书院有一些相应的田产叫学田，这些田产的租金，用来给老师发放束脩，给学生发放膏火费，书院的祭祀、购置图书、维修等费用，也从这里出。
北宋一开始就出现了兴办书院的热潮，全国各个地方都在办书院。江西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宋代办书院办得最好的地方就是江西，所以宋代江西的人才多，这是一个相互关系。书院办得好，人才出得多；人才出得多，又继续办书院。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
“北宋四大书院”到底是哪些？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我在这里列了四位：范成大、吕祖谦、王应麟、马端临，他们都是宋代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范成大认为，四大书院是徂徕、金山、岳麓和石鼓书院。吕祖谦和王应麟则认为是嵩阳、睢阳、岳麓和白鹿洞书院。马端临是写《文献统考》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是白鹿洞、嵩阳、岳麓和应天府（或石鼓）书院。他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石鼓书院，另一说是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就是睢阳书院。有一年，中国邮政发行纪念邮票，四大书院中有应天府书院，没有石鼓书院。如果我们不是特别在意的话，应该说这些书院都是宋代著名的书院，现在都已经恢复了。
重建后的临汝书院
临汝书院供图
后来还有“南宋四大书院”的说法。南宋的时候，书院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临汝书院就是南宋时建设的，而且跟理学有关系。南宋四大书院多是著名理学家创办并主持讲学的。像岳麓书院：张栻主讲，实际也是主持，湖湘学基地；白鹿洞书院：朱熹修复，理学的大本营；丽泽书院：吕祖谦创建，婺学基地；象山书院：陆九渊主讲。
跟北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南宋四大书院”把书院制度与学术思潮结合起来了。古代书院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有大师。北宋的四大书院虽然也有大师，但如果和南宋比较，它们的学术地位不及南宋。南宋这四位大师叫“乾淳四君子”，就是乾道、淳熙年间四位最有影响的理学家，他们分别主持四所最著名的书院。
我特意要讲一下，今天在临川好像没有一所和王安石有关的书院，但是这里有纪念朱熹的临汝书院。理学和王安石的“新学”是两个对立的学派，到宋理宗之后理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王安石的地位，包括他的影响度、著作，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此后书院和理学一起发展。
明代学术思潮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代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悟道之后，第一件事情是赶快办书院，讲他所悟的道是什么，何谓“知行合一”，何谓“致良知”，通过书院讲学而传播开来。他开始在贵州办书院，然后到江西办书院，再到浙江办书院。也就是说，从宋以后，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思想，都是通过创办书院来传播新的学术思想。
如清代考据学大盛，书院除了继续以理学为中心之外，还和考据学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大演变，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考据学，以及晚清新学，都和书院联系在一起。
西方的坚船利炮进来后，中国面临列强的巨大压力，仅仅靠原来的书院办学，已经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个时候，中国面临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一个巨大变局下，中国需要改革。首先是教育上的改革，开始创办西式学堂。后来朝廷正式下诏，把书院全部改成学堂。通常是省会书院改成大学堂，州府书院改成中学堂，县一级的书院包括乡村祠堂、家族书院都改成小学堂，延续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很快被废弃了。
四大书院中，为什么只有岳麓书院在延续办学呢？因为岳麓书院是在省会城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都在县一级，没能改成大学，只有岳麓书院改成湖南高等学堂，然后成为湖南大学。其他的书院，有的改成了中学，有的改成了小学。
复兴： 胡适痛惜书院之殇 近三十年如雨后春笋
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书院的复兴。
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进程中，知识界、教育界出现不同的声音。但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讨论书院废弃的问题上，不同思想流派形成一些共识：完全废除书院是不妥的。比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他对书院废掉就深感可惜，写文章说书院之废“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中国教育近代化把传统书院全部废掉，彻底割断中国教育传统，所以胡适先生痛惜“书院精神”之失。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他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办学的宗旨。他说，现在的学堂是有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像陌生人一样，师生关系很冷漠，完全不像古代书院师生关系那么融洽。他希望把湖南自修大学把新式学堂的教学意义与传统书院的教学形式结合起来。毛泽东对书院有很深的情结，他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前身就是一所书院——城南书院。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书院有很深的了解。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现代学校没有把书院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接受下来、连接下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今天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胡适先生说到书院精神，没有特别说书院制度，但是我认为，书院制度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学习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就有一些学者对新式学堂不满意，因为新式学堂不能解决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问题。像马一浮先生、梁漱溟先生、钱穆先生，他们就直接创办书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书院复兴的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许多古老书院修复完整并对外开放，其中一些开始恢复国学教育活动。岳麓书院是在八十年代开始修复，前后修了一二十年。除了岳麓书院，还有一些书院也在开始恢复，像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一些原来是国家文保单位的书院逐步开始修复。我记得九十年代上海有个社会科学报做了一个整版，说书院在悄悄恢复，举了好多例子。
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五老：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
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新办的书院。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当时中国的“文化热”，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发起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把梁漱溟、冯友兰等老先生请出来。当时中国文化书院没有实体，但以书院的形式在各个地方讲学，举办了很多活动。
岳麓书院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恢复讲学的，因为有湖南大学的背景，所以恢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的功能，获得历史学、哲学门类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把传统书院和现代大学结合起来了。
岳麓书院的影响产生联动效应，许多现代大学寻求与传统书院的结合。比如郑州大学把历史学院改成嵩阳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想把城南书院恢复起来、结合起来，湘潭大学想把哲学学院和历史学院合起来就叫碧泉书院。
前两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遗产做了一个调查。所谓儒家文化遗产主要是指文庙和书院，统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有儒家遗产546处，包括文庙327处，书院144处。这些书院普遍得到修复和保护，大多数由地方文化局或旅游局等部门管理，其中不少在逐渐恢复讲学活动，或者成为地方文化中心。
比如嵩阳书院、东林书院等著名书院，地方政府把它恢复之后，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教活动，其中就包含讲学活动。不将书院作为体制内的教育，而是作为体制外的一个国学学习、游学的机构，继续发挥书院的功能。
另外，当然还出现了很多新的书院。近一二十年，新书院如雨后春笋。其中包括大学创办书院、学者创办书院、企业界创办书院、社区创办书院、乡村创办书院等。一些学者，其中很多是我的朋友，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办书院。此外，一些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也想推动当代书院的推广，他们在乡村、社区办书院，这就出现了一个办书院的热潮。
重建后的临汝书院
临汝书院供图
前瞻： 当代书院形态多元 需重拾文化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书院怎么办。 所有的书院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的书院跟传统的书院不一样，传统的书院虽然是民间私学，但是在 教育体系之内，和当时的科举制度互相衔接。 而现在的书院，首先面临如何生存的问题，再有就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现有书院还是要走多元化的模式，不同的书院所发挥的功能应该是不太一样，但是都应该继承中国书院的优良传统。
第一种是作为文化遗产的书院。前面说到，国家文物局统计出这类书院有一百多所，其实在历史上有几千所之多，它们中的很多在历史上很有名，但是在近代化过程中毁掉了，很多书院想重新恢复。作为文化遗产的书院，应该与寺院道观不太一样，有它的文化特点。古代书院由士大夫创建和主持，他们通过书院实现社会教化、知识传播这些功能，那么现在恢复这种文化遗产类的书院，不仅仅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文化旅游设施，我认为应该恢复其社会教育功能，让它们能够在现代文化建设、社会教育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这个话题我曾经在国家文物局的会议上提出过建议，我说书院如果变成一个仅仅适合旅游的景点，还应该发挥它的教育功能。像王阳明在书院讲学的时候，来学的人并不都是秀才，还有农民、工匠，稍稍有点文化的民众都可以来，大家一起学习，谈自己学习的体会。所以我认为，文化遗产类书院可以提供这样的功能。传统书院作为文化遗产非常有吸引力，可以承载这个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
第二种是新创办的民间书院。一些学者、社会公益组织也在纷纷创办书院，这一类书院主要是做国学普及、成人教育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叫终身教育，其实人是需要一辈子学习的，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很难再回到学校去了，我认为书院可以发挥这个功能。书院有书，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就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应该调动地方政府、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已经文教界、企业界等力量参与，探索、实施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模式，使新办书院成为地域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的教育基地。成人教育是长远的文化事业，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其实书院就可以作为一个地方的人才培训中心。新书院可以承载这个重要的功能，包括企业员工、公务员的学习培训等等事情。
第三种是和现代大学体制结合起来的书院。 前面我说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与传统书院断裂，如何重拾书院教育的优秀资源，积极吸收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统一的重要经验，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这是我们的一大任务。 我认为这个任务可以由两种方式来实现。
其一是创建博雅教育的书院。所谓博雅教育就是书院传统的君子或成人教育。现在大学里院系都是按学科划分，除了专业教育之外，缺乏所谓人格教育、综合素质教育。书院在历史上最大一个特点是博雅之教、君子之教，当年钱穆先生他们都是强调书院在这个方面的长处。所以我们在大学提倡博雅教育，就是对这一缺陷的弥补，大学可以将院系的专业教育和书院的人格教育结合起来，通过设置书院，解决现代大学专业教育与人格教育的结合问题。
其二是办国学专业的书院。部分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创建以“国学”为学科的书院，专门从事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解决现代大学分科制度将传统学术割裂、国学人才断裂问题。像梁漱溟、马一浮等先生创办学院，都是为了传播国学。现代的大学体制里，没有传统以经史子集为学科的国学教育，书院可以在国学教育方面发挥作用。我认为现代大学创办的国学院应该就是书院模式。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其实就是书院，因为他们的教学方式、传授方式、教学内容，都是按照传统书院的方式进行的。
总之，将中国书院与现代大学结合起来，应该是今天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我想说，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书院在教育制度、教育理念上有它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书院的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文化现象。如何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把书院办好，如何把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这是我的一个探索性发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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