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这天，筠园献唱后，内陆歌手王菲更新微博：“谢谢曾经来过，愿一直美好。”
邓丽君去世18年后，世人依然感念她的“来过”。
而在她之后，华人世界中难再有这样一人，能同时得到如此爱戴，也难再有哪一把嗓音，能把往生唱得如此传奇。
香港导演陈可辛在电影《甜蜜蜜》里替大陆人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能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外媒曾评价：“邓丽君使海峡两岸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即做到了文化上的一统。”而事实上，邓丽君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一个全球华人世界的情感共鸣，一个跨越时空的共同体。
亚细亚的歌姬
有人说，邓丽君孤独漂泊一生，但她的歌声却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共鸣。
在日本纪念邓丽君的网页上，日本歌迷们对特蕾莎·邓(邓丽君英文名)的爱称映入眼帘——“亚细亚的歌姬”。“亚洲公主”，这是歌迷们给邓丽君的宠溺。
为何对邓丽君的喜爱长盛不衰？有日本人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补充道：“美国人可以征服世界，用枪，中国人也可以征服世界，用邓丽君的歌声。”
在华人演艺史上，再也没有谁能像邓丽君这样，从中国最原生的形貌与歌声中出发，到达无限远的世界之中。虽生在台湾乡下，但除了国语之外，邓丽君还可以流利地使用多种语言，她在日本出版众多日语专辑，靠着不断地在秀场巡回演唱学会了马来语，80年代初，则发行了印尼语专辑。
这些语言，既是邓丽君走向世界的有力助推，也见证了她在全球华人社区成为永恒文化符号的传奇一生。
在全球范围内，东南亚区域是邓丽君音乐传播主要的外国地区之一，1971年到1972年以及80年代，她曾多次在这里巡回演出。70年代中期，邓丽君放弃台湾、香港一路走红的良好势头，选择前往日本学习和发展，迅速赢得日本民众的喜爱，至今仍是日本演艺文化中最为突出的华人符号。
日本人从来不把邓丽君看作外来歌手，他们追捧她的甜美声线，赋予她巨星风采，为她提供红白歌会的绚丽舞台，让她创造了有线放送大赏三连霸的辉煌纪录。在邓丽君身后，日本主流媒体每年都会在5月8日祭日前后，为邓丽君留出大段时间，播放各种纪念和回顾专辑，不仅重温她的音容笑貌和甜美歌声，更像怀念自家早逝的女儿，年复一年，与岁月俱深俱老。邓丽君以令人惊异的日本化方式，唱尽日本人的情感世界和生命感喟，获取日本人的心灵感应，这在同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邓丽君的天才随着时空的转移而愈发得到证明：她不是地域性歌手，不是只为同时代人演唱的流行歌手。她的实力在于，声音能够倾国倾城，男女老幼通吃，更跨越了语言和地域隔阂，内外兼收，所以歌声才能流淌人心，永不消逝。
有人说，邓丽君的歌像船，在时间的长河里飘荡到南北西东，在历史的洪流里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对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而言，她的歌也是岸，给飘荡的灵魂栖息的港湾，让在外的华人找到来自家的慰藉。她与整个世界似乎都毫无距离，唱得进世界，整个世界也都听得到她。
不请自来的靡靡之音
“籍贯河北省大名市，出生于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
邓丽君这样的身世决定了她同时深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喜爱，却又深陷两岸分裂的政治漩涡不能自拔的命运。但就像电影《甜蜜蜜》中两个大陆人到了香港发现邓丽君在这里完全不受欢迎一样，邓丽君及其音乐的标志性影响和印记，恰是在她从未真正到达过的大陆才最深刻，在这里，她才真正超越了歌手身份从而造就一个时代的文化奇观。
今天看来，无论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大陆与台湾“相互敌视”与“互相封闭”，还是文革结束后突然而至的人性解放，都成为邓丽君和她的音乐走进大陆千家万户抚慰万千人心的重要背景。神奇的是，尽管歌从外来，但邓丽君的演唱风格却意外地强调着民族化和中国化，既“有别于旧上海老歌手的风尘与生涩，又不同于当时台湾其他歌手的洋气与生硬”，传统旗袍及奉仙装装扮和她婉约温柔的笑脸让人倍感亲切。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没有“三通”、没有广告，没有包装和推荐的情况下，一种自发性的、民众性的流行趋势由此开始并广泛蔓延。邓丽君的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走私进入，随着录音机的普及，随后又经过互相转录，传播得越来越广。国外媒体这样报道：“1981年，中国乒乓球队在赴日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途中，因飞机故障于台北某机场紧急着陆。中国乒乓队的一些队员匆匆忙忙地挤进了免税商店，他们所要购买的物品不约而同也都是邓丽君的歌曲磁带。”
根据邓丽君1981年一场演唱会VCD中的对话，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经常对福建沿海陆地区域进行物品空投，内容就包括邓丽君唱片。此时邓丽君在中国大陆已经十分走红，1984年初台湾演唱会向大陆做了短波转播，当时《纽约时报》、BBC的记者对她做了大幅度的专访和报道，《纽约时报》以近1/4版面介绍邓丽君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新闻采访。1988年，中国大陆有关机构发出邀请邓丽君赴大陆进行音乐活动的信函，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近年来，邓丽君及其音乐悄然重复着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内陆的热度。尤其是自由行开放以来，从内陆前往台湾筠园探望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在墓前留下鲜花与香火，似乎时间越久远，人们对于邓丽君的喜爱便越发新鲜与浓烈，尽管她从未踏足大陆这片土地。
家在山的那一边
电影《甜蜜蜜》里有这样一幕，来自大陆的黎小军和李翘在香港街头卖邓丽君的磁带，却无人来买。后来他们才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喜欢邓丽君的人都是从大陆来的新移民，谁来购买邓丽君的磁带，无异于暴露自己的大陆身份。曾为邓丽君写过歌曲《东山飘雪西山晴》的音乐人向雪怀说，邓丽君来到香港，最大的成功是与宝丽多唱片公司(后来的环球唱片)合作，这直接决定了邓丽君日后能够在东南亚和日本的发展。
《甜蜜蜜》中，邓丽君作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循环往复，见证着时代梦想的升起和泯灭。陈可辛说，虽然邓丽君在香港红的时间并不太久，但很多人都将她作为一个精神符号。他自己把这种精神归纳为“流离”：永远在漂泊，永远没有终点。邓丽君则是香港人记忆中国语时代最后的歌女：总是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永远带着甜蜜的笑容，但联想到她的个人身世，你会觉得那笑容里满是凄凉。陈可辛曾对媒体说：“你知道，香港从来不是华人的终点站。几百年来，华人一直在跑来跑去，香港永远是他们的一个码头，一个中转站，而不是停靠的港湾。从前如是，现在亦如是。”
邓丽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没有结过婚。1995年死于清迈时，身边的男友将她送上救护车，自己竟回房安睡。邓丽君的一生，有据可查的恋爱有六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却每次都以伤心结束。据说她生命最后呼喊的是“妈妈”。
作曲家荒木丰久这样评价她：“作为人，作为一个女子的邓丽君，其实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许也是对她自身哀伤的抚慰。”
而发生在1979年的护照案，则是邓丽君作为一个公民所遭遇的身份尴尬。当时，很多台湾艺人为了出入境方便都购买一本外国护照，邓丽君也拥有一本印尼护照，却因此突遭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驱逐，同时台湾又借口她逾期不归拒绝回来，当时的环境又不允许她进入大陆，邓丽君四顾茫然，几乎无家可归。她只好在香港安顿下来，努力发展——而邓丽君当时不懂粤语，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但此间冷暖，令心思细密的邓丽君心生枝蔓，她没有回到台湾，也没有留在日本，一如巴黎美国，良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最终，她死在旅途之中，这既像是个人选择，也像是无奈之举。
说起来，她的歌声中满是对世界毫无犹豫的爱恋，但对生命最后十年的邓丽君来说，家在哪里，实在是很难清楚表达的事情。
2007年，日本决定为邓丽君摄制纪念性电视剧，题目是《特蕾莎·邓——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千百年来，华人族群在世界的许多个角落流离失散着，邓丽君的歌声则漂洋过海温暖并维系他们的灵魂，但最终，海的这边，山的那边，家园离痛，却是让邓丽君一人承担着。
我们可以说，邓丽君的歌声是世界的，但她的肉身和魂灵，却如此期求一个具体的、确切的、亮起灯火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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