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70年，以那场战争为叙述对象的俄苏战争文学也经历了70余年的发展过程。
“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
在战争爆发的次日，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奇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神圣的战争》一诗，号召苏联军民同仇敌忾，投入“决死的战争”。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作家奋不顾身地投入战争，以不同身份走上前线的作家就多达千人，其中有400多人战死疆场，立功受奖者无数，仅获苏联战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的作家就有21位。作家一手拿枪，一手持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创作出大量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着我吧》、阿·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俄罗斯性格》、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以及众多长篇名作，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
特瓦尔多夫斯基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在当时家喻户晓，这部长诗在1941—1945年间陆续写作和发表，其创作史与卫国战争的历史相吻合，它通过对普通一兵焦尔金日常战斗生活的记述，史诗性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战争。“这些诗行，这些书页，/是岁月和进程的特殊记载：/从西部的国界/到自己的首都，/从自己的首都，/打回西部的国界，/又从西部的国界/打到敌国的首都。”诗歌的写作与战争同步，战争的每一进程都在诗中得到相应的反映，因其具有的编年史性质被人称为“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它构成一个象征——整个卫国战争期间的俄苏文学都像这部长诗一样，是对那场战争的真实记录和诗性表达。
“三次浪潮”和“两个阶段”
20世纪的俄语文学史家将卫国战争文学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次浪潮”。
“第一浪潮”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迅速涌起，一批自战场归来的苏联作家将他们关于战争的新鲜记忆和深刻思考熔铸成文字，其作品就整体而言具有内容上的写实性和风格上的英雄主义豪情，其代表作有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爱伦堡的《暴风雨》等。1956年底，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又译《一个人的遭遇》或《人的命运》)在《真理报》刊出。小说通过一个普通人在战时和战后的遭遇揭示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同时也表现出俄罗斯人丰富的感情和坚定的道德。作品既具有浓烈的悲剧氛围，也洋溢着人道主义的激情。这篇小说引发了俄苏战争文学的一个转向，即作家们更注重发掘战争中的人性和人道，更注重描写战争给人带来的不幸和痛苦，由此开始的“第二浪潮”因而也被称为“战壕真实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倾力与美国争霸、苏联社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语境下，以“全景文学”和“司令部真实”为表征的“第三浪潮”俄语战争文学开始兴起，涌现出了邦达耶夫的《热的雪》，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的夏天》)，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斯塔德纽克的《战争》和卡尔波夫的《统帅》等重要作品。其中，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围困》(1968—1975)，以宏大的篇幅、广阔的画面再现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这可歌可泣的战争壮举。
“三次浪潮”的划分是合理的，但时至今日，这一描述似已难以涵盖其70余年的历史。在我看来，俄苏反法西斯文学的完整历史至少还应该再加上两个阶段，即“一次浪潮”之前的战时文学、苏联解体前后以及21世纪的俄语战争文学。
战争文学常写常新
近30余年间的俄语战争文学常写常新，并体现出诸多新内容和新风格。首先是在题材上，战争的主题与其他主题，尤其是道德主题相互结合。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活着，并要记住》(1974)写农民出身的士兵安德烈从前线开小差回到故乡西伯利亚，他藏在河对岸的森林中偷偷与妻子纳斯焦娜相会，后来妻子怀孕，遭到婆婆和乡亲们的指责，她在最后一次渡河去看丈夫时发现被人跟踪，最终投河自尽。作品将20世纪70年代俄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三大文学主题，即乡村主题、战争主题和道德主题全都融为一体。
其次是在风格上，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和对英雄主义的歌颂相结合，将战争的悲剧感与战争主题再现形式的抒情性相结合，这一手法的最佳范例就是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小说描写驻守某车站的女高射机枪班的5名女战士，在军运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的带领下，在密林中与空降的德军小分队周旋、搏斗的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5个性格各异、青春美丽的姑娘一个个地牺牲在战斗中。作者是在把最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们看，但其笔触却又是充满诗意的，将战争的悲剧熔铸成一曲壮丽的英雄主义抒情曲。
再次是在体裁方面的开拓，比如口述实录体战争文学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先后推出了《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和《最后一批见证人》(1985)两部作品。前者的采访对象是战争中的女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共有800万苏联妇女投入战斗，女作家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再现她们的经历。她们有的人提着装满巧克力的箱子走上前线，有的人用一杆步枪击毙了75名德军士兵，有的人一天之内就从战场上背下57名伤员。战争结束后，她们返回和平生活，还得重新学习穿女装，做女人，谈情说爱，可她们的丈夫和未婚夫却永远留在了战场上。后者则是对战时儿童的采访，从孩童的视角看战争，自然更能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荒谬。这两部作品在当时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一致肯定，人们因其新颖的文学形式而眼前一亮，更因其作者的年轻而感到兴奋，因为这就意味着，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也能出色地描写那场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的题材还将更久地存在于俄语文学之中。
最后是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在调性上的变化。2014年，95岁高龄的彼得堡老作家格拉宁又以一部新的战争题材小说《我的中尉》获得俄罗斯“大书奖”。在这部新作中，作家以一种滞缓安详的追忆口吻，以一种惋惜负疚的怀旧情怀，对数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进行回顾和反思。小说的情节是片段式的，小说的语言也断断续续，似乎是一位老人在对往事作不连贯的追忆，这赋予作品一种沧桑感和厚重感。
俄苏“二战文学”的特征
把拥有70余年历史的俄苏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可以归纳出它的某些总体特征。
首先，从卫国战争爆发直到今天，众多俄苏作家不懈地写作，多角度、多层次地再现那场战争，深入地思考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牺牲与存在等永恒问题，推出了众多杰作。就作家之众、作品之多、作家和作品的社会效应和国际影响之大而言，俄苏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或许是独占鳌头的。俄苏作家为那场英雄的战争以及战争中的英雄们树立起一座又一座文学纪念碑，而这些战争文学纪念碑反过来又成了20世纪俄苏文学最重要的构成和最清晰的识别符号之一。
其次，20世纪的俄苏战争文学始终与政治和社会语境的变幻密切相关。交替出现的“三次浪潮”，其实也是苏联时期社会政治风尚在战争文学领域的显现，它们暗合着斯大林的战后恢复时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和勃列日涅夫的冷战时期。在战后一段歌舞升平、崇尚个人崇拜的时期，注重歌颂领袖丰功伟绩、歌颂人民同仇敌忾的“英雄主义”文学是得风气之先的；而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偏重解释战争对普通人的摧残、战壕真实中的人性等“非英雄化”的描写则更吻合时代的氛围；到了苏美争霸时期，弘扬国力和军力的“司令部文学”自然能赢得更多激励；时至苏联社会的公开化和改革时期，战争文学也像整个苏俄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样，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整个20世纪下半期，苏联社会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俄苏战争文学之间体现出某种高度的互动性，社会政治潮流始终会对战争文学的题材、调性和风格产生相当显明的影响。
最后，20世纪的俄苏战争文学并非俄国文学史中一个独立的文学单元，它也是源远流长的俄语战争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俄罗斯民族是尚武的民族，也是审美的民族，俄罗斯人最值得骄傲的两大天赋或许就是打仗和文学创作，战争与文学的珠联璧合在俄国似乎是一种必然结果。从古代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到军事统帅库图佐夫的散文，从托尔斯泰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史诗长篇《静静的顿河》，俄语文学创造出了诸多世界一流的战争文学名著。20世纪的俄苏反法西斯文学继承了这一传统，与此同时，它自身又构成新的传统，作为俄罗斯民族关于那场伟大战争的文学记忆，关于那段痛苦历史的哲理思索和审美把握，它必将对后世的俄语文学产生久远的影响。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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