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倒在血泊中，中弹后的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不治身亡。关于宋教仁之死，到底是谁指使的，历来说法颇多，现简单介绍一下。
宋教仁
1、袁世凯
一般认为袁世凯嫌疑最大，在后来的调查中应桂馨被捕，随之，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抓，搜查出应桂馨与内务部秘术洪述祖之间的密电多起。更直接牵扯到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后来江苏都督程德全制版公布证据摘录如下
五、二月四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六、二月廿二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称赵秉钧）已将密本交来，统归兄一人经理。
七、三月十三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八、三月十四日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此系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九、三月廿一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桂馨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电报，并毫不避嫌地跑到北京，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实践当初“毁宋酬勋”的承诺。其后应桂馨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被京畿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侦探王双喜刺死，而最后郝、王两杀手也不得善终。
应桂馨被杀后，赵秉钧因为宋案辞职，在去往直隶任都督的路上，他知道应桂馨被杀，不请示袁世凯就直接发布缉拿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对袁世凯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不要一月，赵秉钧死于天津。当时天津各大报纸的报道都是，赵秉钧死于中毒，更有甚者，说他七窍流血而死。
这些不幸事件很难自圆其说，更使袁世凯的嫌疑加深。
宋教仁遗照
2、孙中山
持此观点的认为，其一，宋教仁与孙中山的矛盾，国民党内人人皆知。其二，凶手应桂馨是共进会的头目，曾担任陈其美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孙中山临时政府代理庶务长。其三，民国初年，孙文、陈其美派系多次暗杀或涉嫌暗杀政敌。不过这些观点都没有直接或间接证据，接近于捕风捉影。而袁世凯自己及其亲信亦有暗杀吴禄贞、陈其美、林述庆、范鸿仙等多次使用暗杀除去政敌的记录。
3、陈其美
有观点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撰写的《辛丙秘苑》一书讲述了自己从1911年到1915年的见闻，书中披露，袁世凯多次派密使与宋教仁接洽，欢迎他北上，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在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应夔丞等人询问宋教仁关于国民党内阁的组织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听了宋教仁的想法后，应夔丞骂宋教仁是叛党，并企图当场杀害宋教仁，但被在场的人劝阻，宋教仁见此举动，便说：“死无惧，志不可夺”，最终大家不欢而散，陈其美和应夔丞对宋教仁的痛恨加深。
应夔丞深知兼任总理的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就通过他的秘书洪述祖骗取来自赵秉钧的密电密信。起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请赏，后来这些密电密信便成了充当了嫁祸于袁世凯的文字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宋案发生时上海的最高军政长官并非陈其美，而是北京政府委任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而且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一直都是主张效法英国政党政治，成立政党内阁、国民党政府，不可能说组织政府要大公无党。
这几种说法，有直接或者间接证据的都和袁世凯有关，而其他两种，大多为猜测，缺乏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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