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岁到十岁半，我患上在当时很难医治的肺结核，母亲让我休学在家，卧床静养。能让我度过这难耐的时光的，唯有读书。家里仅有的几本书早已翻烂，姐姐们从学校借回来的书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后来病况稍好一些，母亲答应我可以去人民公园，那里有成都市图书馆，馆里有少儿阅览室。
自此，我几乎像上学一样，每天准时到少儿阅览室报到。20世纪50年代成都的人少，公园里的人更少。走出永兴街口，跨过祠堂街，经“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路东有一幢两层的青砖西式小楼，这便是当时的成都市图书馆，我心中的圣地。每天一早，我到门口去领取牌子，总有几个小读者或前或后地到来。有时候来得早了，几个孩子自觉排队，虽不相识，却很热闹地聊天。记得其中一个男孩聊《三国》聊《水浒》，馋得我心里直痒痒，很羡慕他能懂得这样多。门终于开了，孩子们领牌进去，生怕自己看中的书被别人抢先借走。现在想来，当时给孩子们看的书不多，大约有三类：连环图、文配画、以文字为主的故事书。我们依次递进，向第三类进军，这第三类中最吸引人的除了童话和民间故事，便是战争故事。
我当时的生活轨迹就是这样：上午在图书馆，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下午休息，但有时候也去图书馆。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正要回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走下阶梯，站在大树下张望。这时远处一个人撑着雨伞，步履匆匆，不一会儿来到我面前，竟然是气喘吁吁的母亲。她一手拿伞，另一只手拎着小竹篼，上面搭着一块布，布的下面是饭盒。母亲和我坐在最靠里边的台阶上，看着我吃饭，一边用毛巾擦干我头上的雨水。我已经记不得母亲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饭菜还是热乎乎的，非常可口。吃完饭，母亲问我是回家，还是陪着我等待图书馆下午再开门。我站起来，让母亲拉着我的手往家里走去。雨后的公园，空气清新，四周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这是我一生抹不去的画面，一想起它，我的心便变得温润而柔软。
我小时候读书速度很快，往往同样一本书别人还没有读到一半，我的已经读完。一位年轻的女管理员见我频繁地换书，有意考我书中的内容，结果让她对我另眼相看，有时候来了新书，她还着意向我推荐。好日子终于结束了。一天早上，图书馆的门口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少儿阅览室迁到了东大街。用“失魂落魄”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夸张：东大街遥不可及，母亲也不会放心，此后到哪里读书呢？这时门开了，曾经考过我的女管理员走出来。看见我很失落，她把我拉进馆里，边走边说：“少儿部迁走了，这里只供成人阅览，但你还是可以在这里看书。”说着，她把我带进楼梯侧的一间小屋。她麻利地从靠窗的写字台下抽出木椅，抱我跪在上面：“你等等，我去拿书！”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一切，她又回来了，将一摞书摊在桌上让我选，同时给我倒了一杯水，打开一个糖盒，“别出去，我下班了你再走。”她去上班，轻轻地关上门。这一切来得很突然。环视四周，我终于看清了，这是她个人的房间，简简单单，整洁明亮。
自小没有大人的带领，我们是不准进别人家门的，更不会和陌生人说话，所以特别怯于与人交往。从进门起，我就埋着头，红着脸，跪在木椅上，根本无心看书，只想赶紧离开，但又怕辜负了她的好意。还不到她下班的时间，我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她的短发、圆脸、笑眯眯的眼睛，还有时髦的蓝色列宁装，却成为我永远的人生记忆。她使我懂得，好学的孩子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她更使我懂得，儿时获取的人生赠予是终生财富。只是至今我仍遗憾着，遗憾于当时没能对她鞠躬，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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