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几天做了一件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为书重新找一个家。我把它们从家里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做了一个书房。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最初,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愚公行动”,每天用包背20本过去,这样能坚持一百多天,不仅能完成搬迁,还可以锻炼身体。这样的行动坚持了几天,后来虽然也偶尔为之,终于做不到愚公那样伟大,只好请了搬家公司。
相比于搬书,清理书是更难的工作。现在,书终于有了宽敞的地方,如何摆放它们当然就要讲究。我把全集放在最上面一层,鲁迅的旁边,“住”着卡夫卡,他们都是我喜欢的作家。这不是显摆,而是方便查找,那种成套的书,本身就是一个大标签。
断断续续买了上百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这套书的封面,按照不同种类,用不同颜色进行区分,我拥有好几个颜色。它们一起被摆上书架的最高处,五颜六色,非常显眼。单独看每一本,这些书都非常朴素,但是出版社持久多年的努力,最终能够以美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一部分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我拥有的全集毕竟有限。接下来,就是安排零散的著作。我的计划,是用新做的大书架来放外国书,用原来那个小一点的书架,来摆放中国人写的书。这是最简单的二分法,我知道,自己购买的外国书要远多于中国书,这种操作就有合理性。
但是即便是这最简单的二分法也卡壳了。有一部分书,是中国人写的,但却完全是关于外国的,比如《西方现代哲学史》,到底怎么摆放?还有那些汉学家的著作,他们写的是中国问题,而本人也非常谦卑地取了汉语名字,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把他们看成外国人?
为图书分类,是一个哲学问题。作为个人的书房,当然没有必要按照图书馆那种做法,分成文学、历史、哲学……那是一种对知识最简约的划分,隐隐指向大学的学科设置,也算是方便了读者。但是,你的书房真正的读者只有你自己,你不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查找书籍。更重要的是,有些作者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简直难以分类,像苏珊·桑塔格这样的作家,作品涵盖了艺术、文学和历史,还有别人写的她的传记,纽约书评对她的访谈,儿子写的对她的回忆,如果按照图书馆的分类办法,就会把这些都拆散,实在太过残忍。
我有一位朋友,管理着这个城市最好的书店。她一直有一个梦想,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书房,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摆放书籍。作为实验,她用了一天时间调整家里的书房,把她喜欢宋朝等相关书籍,搜集到一起。结果,她老公回来相当生气,因为根本无法找到他想看的书了。家里大部分书都是她老公的,他才掌握着通往那个意义世界的密码。
或许,每一种分类都有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恰恰是图书世界的可爱之处。天色渐晚,我愈发感到这是无意义的劳作,这时候腰酸背痛也就变得无比真切,我也就宣布一天的劳动结束了。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设计一个完美的结构,对书进行彻底的划分,而是仔细查看每一本书,回想一下自己为什么买它,到底读过没有。你和每一本之间,都有一种别人无法体察的私密情感,简单翻看一下,你就能回想起过去的时光。然后考虑一下,把它放在哪里,为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只要你过一遍,大概你就能记得它最终的落脚点。这是只有你才知道的线索,事实上,对一个藏书人来说,找书永远不会太困难。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书房很乱的时候,有时候书桌上会胡乱堆放很多书,但是真要寻找的时候,却易如反掌。有朋友喜欢开这样的玩笑:乱而不脏,乱得有规律。
这当然没什么规律,但却有一种自己才懂得的神秘路径。世界很大,人生也很难把握,但是我们却可以掌控自己的书房。在这里,我们就是“独裁者”,安排每一本书的命运,也强制为它构建一些关系,让胡适离鲁迅近一点,在现实中他们很疏远,但是你却可以强制他们亲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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