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by 小浅 沈步渔 卡帕 图片来自互联网 
在决定移走这些大树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解释：“悬铃木春末时候果实飘絮扰民，对人眼、鼻、呼吸道影响很大，引发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疾病”，这种解释在多个华东城市（比如杭州）改造道路时都被提出，成为最关键的改换树种的原因。只是每一种树都有其优势与劣势，在树种的选择中，不是寻找一种百分百的契合，更多的是一种权衡。在行道树的选择上，悬铃木具有各种生存上的优势，比较而言，“飘絮”只能说是遗憾，或一种生存必须的代价，但绝对不能成为悬梧桐被除去的原因。 除此之外，国内对于悬铃木果毛污染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并已经初见成效，果毛飞絮问题或将得到解决。 按照现有思路，大量悬铃木移走，等道路重建之后补种其他树种或小规格悬铃木，一般华东城市会用香樟、杜英等常绿乔木来替代悬铃木，但它们树冠形状不同，香樟和杜英在高度和姿态上都大大逊色，且一旦遭受冬日大雪，由于叶不落的关系容易整棵树被积雪压垮，绿化可能会变成城市的负担；若是选择银杏、榉树等落叶乔木，则无法达到良好的遮荫效果。 悬铃木寿命在百年以上，如果大量换种目前正值盛年的悬铃木，栽植新品种小树木，在经济上损失会比较大，在遮荫效果、绿化、美化以及净化空气等功能上都要大打折扣，特别是对某些绿荫如盖已形成林荫道的街道实行换种，更要三思。 当梧桐树事件发生之后，南京市政府说明这些树并不是被砍，而是移栽。 悬铃木的移栽，有大桩移植和带冠移植两种，从图片显示可知，大树被“剃头”，采用的是大桩移植。这是减少枝叶消耗能量，提高移栽成活率的做法。只是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些树树龄已达70，就如同老年人的心脏手术一样，成本极大，成功率也低。悬铃木树种本身不耐腐蚀，移栽必然要砍伐枝叶，这样容易造成腐蚀空心，就算成活，寿命可能只有十到二十年。另从现场图片来看，大树移栽的土球松动，土球太小（大树裸根移植其根盘大小应为胸径的8—10倍），如果移栽后期工作不到位，死亡率是极高的，这也是上一次南京因修建地铁而移栽悬铃木成活率仅20%的原因。如果从决定要移栽开始就注定了它们的死亡，恐怕这是政府和市民都无法接受的损失。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这种损耗都是相当让人心痛的。 我们总是轻易地提起生态，把它等同于眼见的绿色，却忽视了它所包含的生物所处状态的那部分涵义。那种生存状态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为我们遮阴避雨的大树，还有那些身处这个城市中的人们。那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也不单是靠着需求而维系着的，还需要相互的尊重。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一向是傲慢的，有着宏大的“愚公移山”式的决心和自信：当一片土地被改造，多数时候是先铲平再重建；当围墙遇上树木，铁质栏杆就会生生地穿过树干；当校园里的树木要被挂上辨认牌，所用的方式是用钉子敲打后钉入树干……这是我们对自然对生态的傲慢，没有平等，没有尊重。 南京历史中，自民国以后的南京文化就和法国梧桐有关。法国梧桐和南京结下将近一个世纪的缘分，直至今日，成为城市之标志、骨血。 以法国梧桐为主的行道树的绿化方案是傅焕光的首创，这对中山陵园以及南京市日后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法国梧桐种植多年以后，经过修剪则树干耸立、雄伟壮观，通过陵园大道前往中山陵的游人莫不印象深刻，叹为观止。中山大道上的林荫路更成为城市之象征，八十年代日本名古屋市东海电视台第一次访问南京，向有关方面申请采访的题目之一，就是“绿色隧道”。傅焕光有首诗描述南京的法国梧桐：“梧桐十里我规栽，如盖如亭左右开，隔尽俗尘飞不倒，游人清步好徘徊。” 到八十年代，南京城的树木早已不仅仅有法国梧桐了，可是法国梧桐已经深深的植入这个城市的骨血，成为所有旅人和南京人心目中的城市印象。其鼎盛之时，全城两万余株，今只三千有余，仿佛褪了色的一张旧名片，上面还堪堪印着南京二字。 香港寸土寸金，尚如此保护一棵树，南京为文化古都，比共和国还要年长的梧桐们更是两代人的历史和回忆，我们不希望这美好的记忆在第三代人这里断裂。树木是比人类更长寿的灵魂，是城市的心肺，虽然任何城市都会不断变迁，园林和建筑都会变迁，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在如此快速的几乎几天便要旧貌换新颜的时代里，能稍微保留一些记忆。毕竟，它们见证了我们未曾见过的历史，它们值得恰当的尊重。 来源：探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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