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8月16日 星期 日 |
| 《左传》中的子产形象 蒋 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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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功的人物描写不胜枚举，这里仅以子产为例略加说明。春秋晚期郑国执政子产，是《左传》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他即使在困境中，也是挣扎奋斗，永无止息。这应是作者寄寓其美好理想的一个历史人物。 子产（？－公元前５２２年）名侨，因是郑穆公之孙，人称公孙侨，又称公孙成子。子产是他的字，又字子美。子产姓什么呢？书上没写，所以很多人都说不出来。实际上，郑之先祖桓公友，是周厉王少子，宣王庶弟。因此，郑国公族当然与周天子同为姬姓。子产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改革家。他执郑政二十余年，周旋于晋、楚列强之间，折冲于樽俎之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小国的生存和尊严。对内则在郑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及律法改革，暂时安定了郑国的世家大族，给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开放国民舆论，有利于民智的开发，因而形成了郑国的新气象。 子产从小天赋聪慧，加以刻苦学习，因而资质甚佳，其上乘表现，有时连成年人也不得不叹服。《左传》襄公八年载：“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子国是子产的父亲。自己的父亲率兵打胜仗，将受封赏，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儿子却加以批评呢？故事发生在公元前５６５年，当时子产不过是十六七岁的“童子”——即未冠青少年。古时未冠不入仕，因而对国事没资格发言。但子产却一反潮流，在“郑人皆喜”而举国狂欢之时，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唱出不和谐音调的人。父亲怕儿子出问题，急忙斥之为童子无知。实际是说，童言无忌，不必负其言责，为儿子开脱排解。但实际上，真理却在“童子”一方。子产议论，明显过于成人，目光深远，洞幽烛微，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后来事态的发展，果如“童子”所料，晋、楚大军的战车，反复碾压交侵，郑国苦苦支撑而国无宁日，从而丧失了国家的尊严。这时，大家才猛烈醒悟到当日“童子”之言，闪烁着智慧之光，因而对子产有了深刻的印象。这就为日后子产从政、执政作了良好的铺垫。后来子产能顺利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悲壮的颂歌，正与其小时受到良好的教育与培养，并且打下了坚实学识基础有关。童蒙教育，端正方向，何其重要。 因是郑国公族出身，子产二十弱冠之后，自然走上仕途，表现了一定的内政、外交和军事的全面才能。公元前５６３年，群盗叛乱，杀害了郑国的当政者，包括子产的父亲子国。这时，“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按：即县众官），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盗众尽死”（见《左传》襄公十年）。他没有像卿大夫子西那样匆忙应敌，以致“臣妾多逃，器用多丧”，损失惨重而难以克敌；而是先有充分的准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一战而胜之。这个年轻人，做事思虑严密而有条不紊，绝不惊慌失措，已表现出杰出的管理能力与领导才能。弱冠前后的这一上佳表现，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作好准备，当时郑国国民对他是赏识的，如师慧在宋国当众称美子产是“千乘之相”（见《左传》襄公十五年），可见他年轻时已在政坛崭露头角，名声鹊起于国内外。公元前５４９年，楚康王率陈、蔡、许诸侯联军攻打郑国，陈军尤为暴虐，“当陈隧者，井堙木刊，郑人怨之”。也就是说，陈军所经之处，不仅杀人放火，而且填井伐树，破坏生存环境。因而郑国人民义愤填膺，意图报复。于是在第二年，子展、子产帅郑师伐陈，“宵突陈城”，即乘夜强攻，一举破城而陈降，“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子美（即子产）入，数俘而出”，可说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作为郑军副帅，表现了优秀的军事素质。公元前５４９年，“（晋）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于是子产写信给他予以批评交涉：“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币重，侨之惑也。”大国无情敲剥小国，各国诸侯不堪负担就会产生二心而背叛，对晋国和你的家族，又有什么好处呢？一语中的，直击要害，宣子悦服，“乃轻币”。这是子产外交才能的初步显露。第二年，在战胜陈国之后，他又戎服赴晋献捷，开始，晋人斥责而不受，子产则逐条驳斥，侃侃而谈。晋责其伐陈是以大“侵小”，子产针锋相对，指出昔日陈军“堙井刊木”之暴，现在讨伐有罪，是正义的，与“侵小”无关。而且周天子规定大国土地“一圻”（千里），现在晋国却有“数圻”之地，不是侵伐获得的又是什么？驳得晋人无言以对，获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子产献捷的绝妙好辞，后来孔子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晋为伯（霸主），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孔圣人的话完全正确。以上事实，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二十五两年记载。子产的言辞及其高明的外交才干，在动荡的列国角斗的实践中走向了成熟。他上台执政，等待的只是时间。 公元前５４３年，“郑子皮授子产政”，子产终于执郑国政。他一上台，就表现了逐步推行改革的愿望，开始先作些改革尝试。“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惩罚）之”。也就是说，改变城乡组织办法，使上下人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田地界限清楚明白，沟渠灌溉奔腾流畅，村舍与水井重加安排而秩然有序，便于管理。郑人对其改革反响强烈。“（子产）从政一年，舆人（众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增产）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国民对改革开始并不理解，怨气冲天，甚至愿与同死。但三年后，改革初见成效，同一“舆人”，变恨为爱，予以真心的歌颂。故事中没有正面写子产，但通过“舆人”之口，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形象，却在前后强烈的对比中自然浮现。其艺术巧妙，值得借鉴。初试锋芒之后，子产逐渐加大了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５３８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吾闻善政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仪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昭公六年，子产铸刑鼎。杜预注曰：“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不到三年，连续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政治经济和律法的改革，损害了旧贵族领主的特权和利益，因而改革的阻力很大。但子产的目的在于“救世”，为国民谋福祉，方向正确，富国强兵，利国利民，因而不必人言。他明白表示：“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誓言铮铮，风骨凛然，表示了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值得学习。 在改革中，子产并非拒谏饰非，而是主动争取民众的舆论监督，表现了一定的古代朴素的民主精神，从而保证改革因为民众的支持而获得成功。子产不毁乡校，就是千古佳话。游于乡校的民众，议论执政是非，连开明如然明也受不了，于是建议毁乡校予以取缔，但子产不同意，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他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加以疏导，而不是堵塞和镇压。对子产的这一开放言论来启发民智的决定，孔子非常赞赏，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子产执郑政二十余年，推行了多项改革，无论内政、外交与军事，都少有败笔，就是因为他执政的目的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是公忠体国、为国为民的仁义之举。 《左传》中子产的故事很多，难以尽述，只能记其荦荦大者要者。综其一生，政治事业是其当行本色。范文澜《中国通史》认为子产是春秋时代法家学派和纵横家的创始人，但外交辞令与刑法实施，只是其改革事业的一部分，称为改革家更为妥帖，改革谱就了他的人生辉煌乐章。 |
论《左传》中的子产形象
发布时间：2005-8-8
国际关系学院 刘俊阳
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所谓丞相、宰相者多矣！然而，除去秦桧这样永远遭人痛恨唾弃者，除去数也数不清的智商低下平庸无能只能在《历代职官表》上留一姓名者，真正如子产这样的杰出政治家真是屈指可数。幸而有《左传》这样杰出的历史著作与文学著作，才使后人不会忘记在2500年前的政治舞台上曾出现过这样一位贤相。
于产（？—公元前522），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谥成子。郑穆公之孙，其父为大司马子国。又称公孙侨、国侨，因居东里，又有东里子产之称。子产于郑简公时执政，后历定公、献公、声公三朝。子产的祖国郑国在当时处于晋楚两个霸主之间，为两霸所必争，而郑国狭小，国力微弱，不能独立自主于诸侯之间。对晋亲热了，楚便来讨；对楚亲热了，晋便来伐。鲁襄公27年（前546），由于向戍的周旋，10个主要诸侯国的大夫在宋都商丘召开弭兵大会，规定象郑这样的小国要向晋、楚“交相见”，即对两霸都要朝贡，于是郑这样的小国的负担更加重了。一方面外部环境日益艰难，一方面郑国的内政亦动乱不止。襄公10年，尉止叛乱，杀执政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后子孔专权，又于襄公19年为子展、子西所杀，这是这一年，子产成为郑卿。
子产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在经济上他整顿田地疆界沟洫，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他又于昭公4年作丘赋，丘赋是领主按丘征发军赋，丘内新垦土地愈多，公摊军赋愈轻，这起到了充实军力的作用。昭公6年，他又铸刑书，即将制定的法律铸在鼎上，以使人民遵守，这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件大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仁制而非法制，其实所谓仁制说到底便是统治者以所谓“人主”、“父母”的身份发号施令，其统治英明，人民便欢呼万岁，否则人民便遭殃受罪，除非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有“揭竿而起”的事，于是便有了新的“人主”、“父母”。“人主”、“父母”是永远正确、神圣、不可怀疑的，然而有了法律，正确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贵贱尊卑要一体遵循，这岂不触犯了“人主”与“父母”的无上权威？而天下又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当然他们要反对的。因此尽管法制的观念在先秦时便已产生而且此后也有相当影响，但终究几千年来并未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们终于要法制了！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顶住重重压力毅然铸刑书时，不禁令人敬佩。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把子产称为法家的创始人，这是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左传》在襄公31年记载了子产不毁乡校的事，子产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种勇于接受舆论监督批评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开明政治家坦荡的胸怀，闪耀着可贵的原始民主主义色彩。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为民主而斗争。民主的含义之一便是人民在法律的前提下有批评统治者的权利，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如此坦诚地允许人民表达对政治的批评与意见，又不禁令人敬佩。
子产对于星相鬼神的态度是值得重视的。昭公元年，晋侯有疾，卜人说是实沈、台骀两神在作怪。子产正在晋，他为此长篇大论，指出“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昭公17年，裨灶观星相，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大火，请求以瓘斝玉瓒祭神，子产不肯。后果然大火，又请祭，又不肯。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昭公19年，郑发生大水灾，有龙在时门外的洧渊争斗，国人请求祭祀，子产不肯，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子产也信鬼神，这在《左传》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但可贵的是，在上面提到的几次事件中，他的言辞中闪耀着朴素的无神论思想。正是在这种重人事轻鬼神思想的指导下，子产把全副精力投之于郑国的内政外交，不仅使郑在那样的内忧外患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使晋楚两霸也不敢等闲视之。
《左传》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三千多，有个性的人物上百人，子产便是其中叙述较多且有鲜明个性的人物之一。《左传》写子产，首先是在郑国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刻划其形象，我们看襄公8年他的初次登场：“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惟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为戮矣。”冬，楚果然伐郑。子产生年已无考，从“童子”一词推断此时的子产尚是血气方则的少年。在“郑人皆喜”与“子国怒之”的衬托下，子产见识的非凡，在初次露面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年后，郑发生了尉止之乱，《左传》写道：“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仅百余字，然叙事简洁生动、从容不迫，在子西慌张狼狈的对比下，突出了子产在处理非常事件时所表现出的镇定自若与沉着果断。在昭公18年的大火中，《左传》同样以这种从容不迫的笔法再一次表现了子产这种非凡的才能。
《左传》通过具体事件的叙述赞颂了子产高尚的品质。他对郑国功劳极大，却从不居功自傲，襄公26年，郑伯赏伐陈之功，赐子产六邑，子产辞退了一半。子产作丘赋时，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听到后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子产铸刑书，晋叔向投书指责，子产复信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为了郑国的利益，为了其“救世”的理想，子产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在处理郑国内政时，他讲究容忍、善于争取人心，如襄公10年，子孔当国，制定盟书，规定官员各守其位以听从执政法令，众官员不从，子孔便要诛杀，子产力劝子孔让步，烧掉盟书以争取人心，结果避免了一场动乱。然而在关系郑国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如丘赋、铸刑书等，子产却是从不妥协让步的，为了国家利益，他可以不计个人生死得失，这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高尚的情操。
《左传》写子产最成功之处在于叙述了许多子产在外交事务上的成功事例，这些事例充分表现了子产智勇双全、不卑不亢、严正不屈的外交家风度与善为辞令、据理力争的非凡才华。坏晋馆垣与不与韩宣子环早已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昭公19年郑驷偃卒，子产不许立子瑕为嗣，晋人派使者前来指责，子产答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并辞谢客人财礼而回报使者，于是“晋人舍之”。昭公13年平丘之盟，子产争承，“自是日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终于为郑国争得减少了对大国朝聘的负担。《左传》善写辞令，这一特点在叙述子产的外交活动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襄公24年，晋范宣子为政，增加各国朝聘的财物，子产投书力争：“……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层层推演，危言耸听，于是“宣子说，乃轻币”。襄25年子产戎服向晋献伐陈之捷，晋人质问“何以侵小？”子产对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又问“何以戎服？”答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土，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这两个答词，前者变被动为主动，实际上成了对晋的质问，后者则以晋先君之命压对方，于是晋人又“不能诘”。
写得最精采的是襄公31年坏晋馆垣中的辞令，“以鄙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接着讲晋文公时诸侯来聘如何“宾至如归”，然后笔锋一转，“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踰越，盗贼公行而天疠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这段辞令以委婉恳切的语调表达了牢骚与不满，很能代表《左传》辞令委婉有力的特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辞令长达五六百字，已具有论辩文章的特点。于产在平丘争承中的辞令也是很精采的：“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这段辞令措辞激切，富于气势，自古至今，纵横驰骋，以事势必然、生死存亡之理耸动对方，十分富有感染力，表现了子产善为辞令的才华。范文澜《中国通史》说子产是纵横家的创始人，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子产与后来周游于列国的纵横家们有一点是截然不同的，即纵横家们是为个人的名利而为辞令，而子产则是一心一意地为了他的祖国，这正是他比任何纵横家都高尚的所在。
《左传》写子产写得极为生动的片段还有两处，一是写他的哭，一是写他的怒。平丘之会后，“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这三句话的意思是：我完了！没有人帮我做好事了。只有他老人家了解我。子皮本是伯有之乱后郑国的执政，他比较贤明，且有声望。但他自知才能不及子产，便以国家利益为重将大权交予子产，并率领众服从。子产对这位长辈是十分敬重的，悲痛出声才是哭，这不到30字的片段中，不但这哭声感人，那号哭之间断断续续道出的简短却字字有深情的三句话更是感人，左氏的这20几字，把子产的悲痛欲绝表现得极为生动逼真。昭公16年，晋韩宣子来聘，子产事先告诫众大夫注意礼仪，结果孔张在宴会时迟到，因“失位”为晋人嘲笑，事后富子指责说这是子产之耻，“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效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不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为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真是声色俱下，酣畅淋漓，把子产的恼怒表现得十分逼真，而这200字的恼怒之辞挥洒过后，此事使嘎然而止，把富子的难堪尴尬尽留在读者的想象之中。
《左传》叙事的倾向性在对子产的叙述中亦得以体现，左氏多次借孔子、“君子”以及当时其它人之口赞叹之产。子产不毁乡校，仲尼闻后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子产临终论宽政猛政，孔子闻后连连称善。“及子产卒，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子产辞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子产坏晋馆垣，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子产论晋侯疾，晋侯闻之曰：“博物君子也。”襄公30年，《左传》记载：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两首情调截然相反的歌谣表现了人民对子产从不理解而怨恨到因理解而拥戴的情感变化，显然左氏收录这两首民谣也表现了他对子产的颂扬之情。
在《史记》中，子产是以“循吏”的身份出现在《循吏列传》中的：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知。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矣！民将安归？”
显然，这里司马迁对子产倾注了热爱之情，尤其“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八个字，令人十分难忘。看来司马迁对子产的态度和《左传》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司马迁流露得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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