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煜词的悲剧意识及其消解
陈学富
悲情词人南唐后主李煜，凭借廖廖三十几首词作，赢得了千百年来传诵不歇的美名。正如沈雄《古今词话》引沈谦语：“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王国维《人间词语》也赞许说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用他的词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归宿的精神世界，展现了那颗多愁善感的心灵对生命和人生的一种深刻思索，充满了一种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建构现实的一面。悲剧意识源于人类对困厄的感受与省察，体现人的生存终极关怀，再现了人类更高程度上的生命自觉意识。其终极指向是对悲剧性困境的积极超越，意识到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从而力求摆脱羁绊、超越自我的昂扬之态。悲剧意识的载体之一是文学艺术。刘鄂《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序》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李煜正是用词这种文学形式揭发自己的灵魂，抒写自己对悲剧性人生的独特生命体验。李煜词中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为性格之悲、亡国之悲和生命之悲三种情感模式。
一、性格之悲
性格之悲是指李煜文士与帝王两种身份之间形成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李煜早期词作之中。李煜成为帝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李煜是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说帝位是轮不上他的，但他生得阔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所谓帝王之相使得他颇遭太子弘翼的猜忌。李煜为了避祸，自号钟隐，别号莲峰居士、钟山隐士，一心遨游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里，无心参预政事。他天资聪颖，好读书，又喜欢佛教，“精究六经，旁综百氏”。文章、诗、词样样精通，还“通晓音律，精别雅”，工书、善画，尤精鉴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当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
然而，人生无常，渴望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纵横驰骋的李煜，却偏偏被推上了帝位。几个哥哥相继早逝，他自然地承袭了父位。但李煜毕竟是一个艺术家，又过早地目睹了帝王家为了权利而产生的猜忌、争夺和勾心斗角。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的心灵与帝王的崇尚权术之间，渴望自由的纯情的艺术天才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国君之间，就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反差。
这种矛盾在他早期词作中表现得很是突出。李煜前期词主要写其帝王生活，像《菩萨蛮》三首、《浣溪沙》、《一斛珠》、《玉楼春》等。这些词作中的意象多是那些色彩明丽而鲜艳的、香软的事物。从视觉上看，其色彩非红即黄（金），明亮夺目；就嗅觉来说，可谓飘香溢馥；而听觉则更为热烈而欢腾。这一系列明快艳丽的意象群，宣泄了作者对豪奢生活的迷恋和沉醉之情。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李煜却是孤独的，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流浪者。这些描写纵情生活的词作，实则表露出词人希图以片刻的欢乐抵制无常的人生的悲哀之情。当笙歌散尽，抑或笙歌未散，当“樱桃落尽春归去”，抑或“碧栏杆外映垂杨”，无论是欢乐还是寂寞，都表露出李煜对精神家园的苦苦寻觅。因而他才对“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的生活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悲剧产生于其代表的时代的必然要求，而这个要求之不能实现并反而受到社会的摧残。读李煜词，总会在脑海中浮现一个“黄昏独倚栏”的落寞帝王形象。李煜的艺术家禀性是不可能去当一位称职的帝王的，这决定了他必然要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抛弃，他的要求无法实现，因而他对精神家园的寻觅注定了要失败，其词中性格方面的悲剧意识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亡国之悲
《礼记·乐记》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处于亡国困境之中的人深感情感上的悲哀，易激发哲学上的沉思，对自己、对故国、对历史、对天道。
李煜的人生经历被历史分割为对比强烈的两段：前段是富贵风流的帝王，后段是凄惨寂寞的亡国之俘。深刻的亡国体验和天才的词人禀赋使得李煜的亡国之悲达到情感深度的极致。
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这首词是后主被俘北上后追忆往昔之作，词中流露出后主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身为“臣虏”的难以言说的隐痛心情。唐杰璋言：“论者谓此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李煜后期的词作表现出强烈的感伤国亡家破的悲剧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语》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正是对李煜此期间作的一个高度评价。
李煜的《虞美人》正是这种亡国之悲的代表作。此词以时间之问开始，从时间不断流动中显示出物是人非的感伤，同时又包含着一种春秋更替花开花落，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人生无常的悲哀。词末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将个人的亡国之痛升华为一种普天下人共有的对美好事物消逝而又无能为力的人生之悲。叶嘉莹称：“后主此词乃能以一己回首故国之悲，写出了千古人世的无常之痛，而且更表现为‘春花秋月’之超越古今的口吻，与‘一江春水’之滔滔无尽的气象。”
三、生命之悲
春夏秋冬四季循环，时序推移，人生旅程随之走向终点，尤其是彼此更迭的春与秋，它们积淀着中国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于是春与秋就成了诗人感悟宇宙人生的不可缺少的媒介。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人心情的变迁，词家内心原本积郁着悲凉的生命意识，所以伤春悲秋，惊时伤逝，给客观的自然景物与生活里习以为常的事物涂抹上特定的主观悲剧色彩。
《传》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秋是一年将尽，暮春是春之将尽，秋天以落叶表示生命之殒落，暮春以落花显示生命之殒落。在李煜词中，伤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词人内心的悲剧意识，而且题材更是多种多样。“燕罢又成空，梦迷香睡中”是闺怨；“绿窗冷静芳香断，香印成灰”是爱情之悲；“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漫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是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是悲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人世之悲。
人愁必然以愁眼观春，以愁心体春，春也就被染上愁色了。这样人愁春亦愁，春与人共愁。这是李煜词中伤春的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
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此词自然抒发了亡国之恨，也包蕴着更为深沉的生命之悲。“这是篇幅极短而包容极为深广的一首小词，通篇只以‘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词开头便借“林花”“春红”两种美好事物，以此象征人生和自然的更好，但这些都转瞬即逝，因而诗人深深叹惋“太匆匆”。“相留醉”是在绝望中对美的深深挽留，然而，“几时重”如一记当头棒喝留给词人深深的绝望。对此，词人只得发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叹。
秋的来临，意味着年已过半，物色的显著变化强烈地提醒着人们春夏又循环到秋，盛又循环到衰，使得秋景具有人生“生命殒落”的悲剧深度。
如《浪淘沙》：“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词人身被幽困，无力反抗，权势已去，再也谈不上什么帝王气概了。天清月白，想起秦淮河畔的楼殿，只有影儿投入河里，一切繁华旧事，都成空化，更让人觉得软禁夜间生活的难堪。
又如《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这是写人生之烦闷，夜来风雨如晦，秋声飒飒，已令人悲绝，何况是烛残漏断之时，伤感更甚。
为什么李煜词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满鬓清霜残雪思难绝“的孤独寂寞的精神流浪者的形象？为什么充斥于李煜词中的是这样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绵绵不尽的悲剧意识从何而来？
一、南唐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家愁国难的日渐深重。清人谢章铤说：“余谓情之悲乐由于境之顺逆。”李煜词中渲泄出如此深重绵邈的悲剧意识，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和所生活的时代都属于“逆境”。李煜生活在大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当他被历史推上君主宝座时，南唐王朝的政权已岌岌可危，一种亡国的紧迫感不由分说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尽管南唐采取连年进贡的政策委曲求全，然而“好景”不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是不允许南唐苟延残喘的，最终在公元975年灭掉了南唐。古代士大夫文人具有传统的“忧生之嗟”，蹙迫日甚的家国颓局，与自觉不自觉的忧生意绪碰撞交合，凝聚作巨大、严重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时时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恐惧里，沉重的生命迟暮叹喟与浓郁的感伤情调也就自然生发了。
二、词人自身主体意识的建立。悲剧意识的产生只有在人走向自觉时才成为可能，因为悲剧性的形成正是来自主体自身与历史现实不可消歇的冲突，如果缺少这种冲突，悲剧性则无法形成。李煜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他饱尝了国运变迁、失偶亡国等人生苦果的滋味，并以悲剧而告终。这促使他在自己悲剧人生的进程中，拿起富于才情的笔，抒写内心真性情，唤醒了自我抒写意识，消释了词本来宫廷贵族式的娱乐性，而增强士大夫文人阶层的自遣性与雅化，向着诗的抒情性道路回归。李煜虽失败于政治，却换来了艺术上的炉水纯青。他以自己的悲剧人生实现了词风的转变，同时也使他的词具有了某种悲剧美。
三、词本身婉约而感伤的特性，使词带有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杨海明《唐宋词史》认为词最乐于抒写，也最擅长描摹的就是一种近似于漪涟状态的“心绪”和“心曲”，词在整体上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以婉约为正宗。清代纳兰性德《古风·填词》中也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这些都显现出整部词史两个总体上的特点：一是它的“悲剧性”，二是“伤感性”。李煜以词这种文体作为我手写我心，渲泄内心情感的途径，表达的多是一些令人感慨唏嘘的忧伤之情，表现的人物形象是没落的帝王、亡国的囚徒和精神的流浪者。而且，词中映入眼帘的都是泪、梦、愁、恨、哀、寒、恨等等表示愁怨的字眼。
“春花秋月何时了”？闺怨、时难、悲亡、人生苦短，种种愁怀积贮于胸，人何以能堪？正因如此，诗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一些能使自己内心平静下来的因素，或者通过一种价值的转移，或是寻一种心理的补偿物，或找一安慰物。这些因素实际上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消解悲剧意识，使得人内心平静下来。
中国古代诗人多将自然作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其中那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清江明月的宇宙之思，确实让人留连忘返。然而，古代诗人往往是因仕途之路堵塞或时代正临衰世，心中常常带着一番无可奈何的委屈。面对大自然，诗人们净化了自身的情感，也忘却了勇气，同样失去了与社会抗争的勇气。
李煜早年家庭儒教的影响和宫中奢侈淫逸的生活，养成了他儒懦的性格，以及明哲保身的避祸的心态。求生的欲望使他本能地产生出远祸而羡慕归隐的思想，然而历史却偏偏将他推上了帝位。要归隐不成，便无法从自然中寻求到安宁与和谐。于是“酒”和“梦”便成为他悲剧意识的主要消解因素。
（一）、酒
酒的醉人能给人带来摆脱平常束缚的解放感，曹植《酒赋》说，欢宴之中，人们进入醉境时，“质者成文，刚者成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酒的解放感在于它能麻痹人的神经，忘掉自己的实际处境，也忘掉在实际处境中理智对人的束缚。它的形式是以乐解忧，重在以醉解忧。
酒作为李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主要体现在他早期作品中。反映及时行乐及艳情的作品正是词人企图排遣浓重悲剧意识的产物。对现实的愤懑，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寻觅使词人无可奈何地走上追求感官刺激的道路，期望在洒醉中舒展自己的抑郁心情，获得心理上暂时的平衡，用后宫那种沉醉消释自己心灵上的失落感。
如《玉楼春》中“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阮郎归》中“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皆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亡国之前是寻欢作乐以酒麻痹自己，亡国之后则是悲愤交加，借酒浇愁。如前文《乌夜啼》中的“醉乡路稳”实际就是借酒消愁，往事不堪回首，回天乏术，救国无力，唯有一醉或可解忧。《五代诗话》引《翰林名谈》说：“煜岁暮乘醉书于牖曰：‘万事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醒而见之，大悔。不久谢世。”
（二）、梦
古人曰：“梦，想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用之于悲剧意识，恰好说明“想”与“梦”的一致。即“想”“梦”与“现实”的对立。
梦中所见所有只是既往现实的一种重现，这种既往现实如果是美好的就能满足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愿望，也是现实悲剧意识的一种补偿，因而也起着弱化，消解悲剧意识的作用。
李煜存世词作仅三十余首，而写到梦的词就有十几首，所占比例极高。李词中的梦里多种多样的，有春梦、闲梦、醉梦、旧梦，还有无梦之梦。可以说，写梦贯穿了李煜创作的始终。前期作品如“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写白日与情人幽会；“燕罢又成空，梦迷春睡中”写宴后伊人离去，思念之情寄于春梦；“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梦回芳草依依”也是写恋情的，前者写无可奈何相思成梦，后者写春梦初醒，意迷神驰之忧。此期间作内容尽管并无新奇之处，但写得清新不俗，真挚坦率，写出了当时避祸不得，求归隐不成，只得借醉生梦死寻求心灵慰藉的矛盾、痛苦与迷茫。
沦为阶下囚后，生性儒懦的他没有卧薪尝胆的豪情壮志，而是不断吟唱满腹愁恨，对梦境的追求，则成为他安抚受伤灵魂最有效的止痛药。弗洛依德认为梦的内容乃是愿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在于某种欲望。李煜以梦写自己的悲哀，寄托故国之思，正是他愿望的一种补偿机制。他曾做过一些美丽的梦，有时梦见南国的芳春（“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有时梦游热闹非凡的上苑（“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在梦里求得暂时的心理平衡，而梦醒后则是更深的痛苦（“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他感叹“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更为痛断愁肠的是，有时想梦归故国都未能如愿（“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李煜四十二年的人生经历，正是一场色彩斑斓的梦，他在梦里享受过人生的荣华富贵，也在梦里品尝过臣虏的苦涩辛酸。词人以追求梦境来摆脱现实的悲伤，故作自我超越，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叹，越想作超脱之态，越显出哀愁之深，以致发出“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之类绝望的悲吟。
酒醉也好，梦迷也罢，都只能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只能作为愿望无法满足的痛苦心灵的一剂暂时的止痛剂，无法彻底消除词人心中的悲剧意识。
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悲剧意识源起于理想的失落，因而人们的欲望和企求在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和外力的阻碍和压抑时，就会产生不平、痛苦、忧愤，悲剧意识由此而生。鲁迅先生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李煜词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人被一种既不可理解也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向毁灭时，在不可感知中洞见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无常。他以自己的自然率真的笔触抒写自己对国家厄运和人生悲剧的深刻而清醒的反省，以及对美好事物和自由生活的无比眷恋。这种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的清醒意识，正是体现出他面对无常的悲剧人生无言抗争的一种勇气，尽管这种抗争最终归于破灭。这种清醒意识也使得李煜词中的“愁”突破个人不幸的苑囿，上升到家国之愁、人生之悲的高度，满足人们对悲剧美的审美期待心理，引起人们在感情上的怜悯、同情和共鸣，产生震撼人心的悲剧性审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