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立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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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立志是首要的，有了远大的志向，就不会甘愿成为不入流的闲人。正如曾国藩所说，“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古语有云：“立大志者得中志，立中志者得小志，立小志者不得志。”的确，立大志者得大成就，立小志者得小成就，没有志向者一生碌碌无为。曾国藩能够成为晚晴“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的人，同时与他拥有远大志向有密切的关系。“根有多深，树有多高。”也是这么个意思，一个人的志向有多大，他的人生就有多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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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强调立志。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人，他注重自立自强，因此在家书中他多次提到八字家训，严格要求弟弟和子侄们遵循这一祖训。《尚书》曰：“有容乃大。”在曾国藩看来，君子除了有自立自强的精神，还需要有能够包容万事万物的胸怀，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君子需要有大海容纳无数江河水一般的宽广胸怀，以形成超于凡人的气度立于世，然后建功立业，获得功名，显赫于世。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曾国藩就是按照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方面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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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成名之后的曾国藩曾多次给弟弟写信，强调立志的重要性。在给诸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
诸位贤弟足下：十一前月八日，已将日课抄与弟阅，嗣后每次家书，可抄三叶付回。 日课本皆楷书，一笔不苟，惜抄回不能作楷书耳。 冯树堂时攻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无不言。可惜弟不能在京，在树堂日日切磋， 余无日无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余懒散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立志，盖余 实负九弟矣！ 余尝语贷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右作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 无所进，是我之大不教也！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不罪，幸甚幸甚！
大意是说：诸位贤弟足下：十一前月八日，已把日课抄给你们看，以后每次写信，可抄三页寄回。我的日课都用楷体，一笔不苟，可惜寄回的抄本就不用楷体了。冯树堂进步最快，我待他和教弟弟一一样，知无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这里，与树堂天天切磋学问，我无日无刻不叹息！九弟在京城一年半，我懒散不努力；九弟去后，我才稍微能够立志，因我大有负于九弟了！我常对岔云说：“我想尽孝道，除此没有别的事更重要。我能够教育弟弟们进德修业一分，那我真是尽孝一分；能够教育弟弟们进步十分，那我真是尽孝十分。如果完全不能教弟弟们成名，那我是大大的不孝了。”九弟之所以没有长进，是我的大不孝！只望弟弟们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弥补我的不孝之罪，那就很有幸了！
在这封家书中，曾国藩谆谆教诲弟弟们要立志有恒，不要像他一样懒散不努力。这番话是勉励弟弟们的谦虚之词，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称为第一名臣，大清圣哲，在于他的智慧，更在于他有着远大的志向与有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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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给其六弟的家书中写道：“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志向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大小，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极其重要。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认为六弟立志虽大但内心却不大，君子的立志，是为民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君子所忧虑的，是因自己不如舜皇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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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则要立大志，要有圣贤那样的气度，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位，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为了能够成为像孔孟，尧、舜、禹那样的圣贤之人，曾国藩日夜孔孟的圣人之道，学习尧、舜、禹的雄才大略，孜孜不倦。为此，曾国藩给自己立了一个很疯狂，可以说有些极端的志向，在青年时他为自己写下这样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立志要做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圣贤之人，立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成功，便成仁。正是这种莫大的决心，使他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学问，追寻圣贤大道。
曾国藩“论立志”（二）
曾国藩一生恢弘，气势冲天。但这是他人生的结果，而不是过程。过程是什么？就是为他的人生目标而付出的具体行动。曾国基不可避免这样一个人生问题，即如何与人打交道。自然，与人打交道，是一个全面心智较量的过程，你必须有震人之智略，才能赢定人生胜局。曾国藩的震人之术是什么呢？当然首先应从“立志”说起。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益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早年的曾国藩，在他还没有谋取胜局的时候，就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露雾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辟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虹梁百围饰玉带，蜻柱万石枫金钟。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翔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正是这种高远的志趣，才使曾国藩一步一步地走出深山，变成一个“震断九州无凡乡”的“孤凤”。
他还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竞舞离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著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落有从“雄卵变蚊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段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进行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实际上是三十三人）,做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象，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一个人的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原理，有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呼？”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遭来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一个人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笃行践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从个人的角度看，人能否谋取胜局，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狂妄自大的人，要比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不会有更大的成功机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
提到“谋取胜局”一词，意味着赢定局面，意味着大功告成。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理想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刺激下，人生就有盼头，就有希望。曾国藩的一生之所以能谋取胜局，是因为他知道“出类拔萃，不流于俗”是人生的最大目标，也就是说他能站在高处看人生，通过一系列行老有效的手段，达到谋取胜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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