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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六)

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六)朱永嘉

十一
 
  在一般的情况下,老皇帝临死前,总要费尽心机,为太子留下一个辅佐的班子,这通常称为顾命大臣。老皇帝要顾命大臣辅佐新君继承他的事业,且为此立下遗诏,作为新君行事的依据。其实,这件事又是日后的一个祸根。老皇帝留下顾命辅佐的班子,实际上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班子,因为任何一个权力结构,都是各种矛盾平衡的产物。老皇帝在位时,之所以能稳定地控制局面,乃是他能平衡各种力量。一旦老皇帝去世,强有力的控制就不复存在,平衡也必然会被打破,新即位的皇帝会如同蹲在火炉上一样难受。由于这个班子不是和新君长期共事中形成的,两者之间不可能相处得好。如果顾命大臣以元老长辈自居,新君自然不能忍受;如果这个顾命大臣班子内部矛盾重重,新君难以处理,最后,不是新君成为傀儡,被顾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就是新君罢免或诛杀顾命大臣,将皇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事态的发展,决不会像遗诏中所期望的那样君臣合作共事,相反却是双方经过激烈的较量,甚至流血的冲突,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新的权力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新旧皇位的更迭几乎都是这样,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各有不同罢了。有的是暗中较量,通过宫廷政变来解决;有的则要通过公开的流血冲突来解决;有的因冲突激烈、持久,甚至会引起全国性的政局动荡。问题的本质,都是王位更迭过程中,王权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由于权力再分配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三国时,魏明帝曹睿临死时,传召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死乃复可忍,朕忍死以待君,君其与爽辅政。”司马懿顿首,表示要效犬马之劳。曹爽与司马懿都是魏明帝提携起来的,两人各拥重兵,本来矛盾就很深。明帝死后,只有八岁的幼主曹芳怎么能调节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实权掌握在曹爽手上,司马懿行韬晦之计,隐忍了许多年,后来乘曹爽和曹芳一起去上明帝陵时,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勒逼太后下诏,罢除了曹爽的兵权,随之即诛杀曹爽,“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宣帝纪》)曹爽被灭族后,曹魏的皇权一下子就落到司马氏手上。待到司马氏集团羽翼丰满,势力更为强大时,便将魏帝从皇帝的宝座上赶了下来,自己登上了“九五”之位。又如南朝宋武帝刘裕临崩时,把只有十七岁的太子刘义符托付给大臣徐羡之、檀道济、傅亮、谢晦。但是,刘裕死后不到三年,这一帮顾命大臣便把刘义符给废了。他们改立武帝的第三子刘义隆,此即宋文帝。时隔不久,这个顾命班子又起内讧,檀道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最后宋文帝又杀了檀道济。至此,宋文帝才能亲自执政。清朝的康熙帝即位时只有八岁,实权落在顾命四大臣中的鳌拜手上。鳌拜专横暴虐,“施威震众”,视皇帝如同小儿,康熙帝只是在除掉鳌拜之后,才真正的掌握皇权。可见,所谓辅佐的顾命大臣,实际上成了新君亲政的障碍。当然,在历史上也偶有例外,如蜀汉的刘备,在白帝城病危之时,将太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结果诸葛亮不负刘备所托,忠于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方面是由于诸葛亮忠心耿耿,绝无篡位之心;另一方面也由于刘禅没有什么能耐,只能垂拱而治,将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诸葛亮。如果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情况不是如此,其结局也就难说了。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大臣若处于新老皇帝交替之际,也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所谓“君老不事太子”,是指太子虽已成年,但权力毕竟还在老皇帝手上,故不敢事奉太子,触怒老皇帝。但如果得罪了太子,老皇帝一旦归天,新君即位,大臣的日子也很难过。南齐萧道成晚年,太子萧颐纵容其亲信张景真在外为非作歹,朝臣们谁也不敢说。荀伯玉是萧道成的心腹大臣,他对亲人说:“太子所为,上终不知,岂得顾死,蔽上耳目,我不启闻,谁应启者?”(《南齐书·荀伯玉传》)于是荀伯玉向萧道成告密了。萧道成查实以后,即以太子的命令把张景真杀了,而且还亲自到萧颐的东宫做工作,平息由这件事所引起的矛盾。可见萧道成对这件事的处理还是比较妥帖的。老皇帝临终前对萧颐说:“此人(萧伯玉)事我忠,我身后,人必为其作已过,汝勿信也。”(《南齐书·荀伯玉传》)但是,萧颐对荀伯玉已有积怨,故最终荀伯玉还是死得不明不白。写《南齐书》的史臣说:“君老不事太子,义烈之训也。欲夫专心所奉,在节无贰,虽人子之亲,尚且自别。”(《南齐书·荀伯玉传》)荀伯玉遵循古训,结果还是由此而死,所以史臣又云:“以古道而居今世,难乎免矣。”一旦处于新君上台旧君下台、国家权力交替之际,大臣总是处于进退维谷之地,弄得不好,就难免有杀身之祸,这也是封建帝王制度下的一种弊端。
  
   
  
  十二
  
   
  
  《荀子?哀公篇》记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也,圣君之问也。”
  
  君主长期居于深宫,没有经历过艰难忧患,一旦被推上权力的顶峰,而又没有自知之明,那冬,就会忘乎所以、“骄淫失道”、“沉溺放恣”,那是不足为奇的。没有登基或亲政之前,还可能受周围人的约束,一旦到了亲政之时,又由于青春期心理状态很不稳定,因此,荒唐不诞的事情就有可能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历朝都有,但在南北朝时期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宋武帝的长子刘义符,十七岁即帝位,登基伊始,就在后宫华林园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岗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宋书·少帝纪》)把帝王治国之事视同儿戏,结果因荒淫无道而为顾命大臣所杀。宋明帝刘彧的儿子刘昱,十岁即帝位,他喜欢出宮游玩,“帝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日暮乃归”,几乎无日不出。后来还“夕去晨返,晨出暮归”,弄得“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刘昱还是个暴君,他“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旦无事,则惨惨不乐,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遑,夕不及旦”。(《宋书·后废帝纪》)这些处于青春期不稳定状态的少年天子,一旦不受约束,就有可能由放恣不诞发展到以杀人取乐那种暴虐程度,这对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该是多么大的灾难啊。
  
  北朝的情况比南朝更糟。高洋是北齐著名的暴君。史载:
  
  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纵旦通宵,以夜继昼。……拔刀张弓,游于市肆……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分付从官,朝夕临视,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情有蒂芥,必在诛戮,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党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倩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尝在晋阳以矟戏剌都督尉子耀,应手即殒。又在三台大光殿上,以鐻鐻都督穆嵩,遂至于死。又尝幸开府暴显家,有都督韩悊无罪,忽于众中唤出斩之。自余酷滥,不可胜纪。朝野僭憎,各怀怨毒。
  
  高洋称帝后,胡作非为,所有亲近的人对他都无可奈何,最后由于酗酒过度,精神失常而死。像这样的昏君、暴君,历朝历代都有。由于皇位世袭制,皇位的继承只能在一个家族的范围内选择。加之,一些王朝的君主,如南朝君主出身于寒门武人,北朝君主则出身于武人和鲜卑族,在这样一个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下,皇位继承人从小养尊处优,广泛地享受着各种特权,对民间疾苦毫无所知,很难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与陶冶,这也是产生暴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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