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没有掌握确切的、无可争议的资料的情况下，似乎并没有必要去认定哪一副对联是“第一副”什么联，哪一副又是“第一副”什么联。现在我们所能基本肯定的是：对联产生于唐代，再接近一些，应该在唐代的中期或晚期。
那么，为什么五代末后蜀主孟昶的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被清人认为是“最古”的呢？我以为，首先，是清人没有见到五代以前的对联。而最重要的是，因为宋人认为它是“语谶”（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才被重视、被留存下来的。事有凑巧，后蜀被灭以后，宋太祖派了一个叫吕余庆的人去做成都知府；而“长春”则是宋太祖的“诞节名”。其实，梁章钜心里也非常清楚，“最古”一说、“后来楹帖之权舆”一说，未必确切，所以，他又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楹联丛话》卷一，故事，上海书店1981年6月影印第1版，第1页）可以认为，五代时，春节写春联、贴春联已是相当平常的事了。而江西陆伟廉先生认为孟昶此联“恐属偶然”（《对联学知识导读》，黄山书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2页），恐怕有些欠考虑。
宋代时，相继出现了一批对联大家，如北宋的苏轼、宋庠、杨大年、王安石，南宋的朱熹、陆游、楼钥等等，并有不少对联作品传世。正如梁章钜所说：“则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矣。”（《楹联丛话·自序》，上海书店1981年6月影印第1版）如《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的联语，笔记、野史等所载的故事，可见“南宋时楹帖盛行”（《楹联丛话》卷一，故事）。并且先后有了赠联、挽联、寿联、行业联、嘲讽联、巧趣联等新种类。
金代、元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但为了更好地对中原施行统治，金、元两代的统治者也非常注意学习汉文化，并极为重视中原士人中的优秀分子的积极作用，并能发挥他们的才干。据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所引《濯缨亭笔记》载：元世祖忽必烈闻赵子昂之名，即召见之，命他书殿上春联。又据《坚瓠集》，赵子昂还在扬州为迎月楼赵家题写春联，“主人大喜，以紫金壶奉酬”。（《楹联丛话》卷一，故事）
明代、清代是现在楹联界公认的对联史上的第一个高潮，特别是清代，为古代楹联的最繁盛时期。其标志是：一，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对联大家。如解缙、祝允明、唐寅、李开先、徐渭、顾宪成、董其昌、李渔、顾炎武、郑燮、孙髯、袁枚、纪昀、阮元、梁章钜、林则徐、魏源、左宗棠、俞樾、王闿运、张之洞、钟云舫、赵藩、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二，创作了一大批足以流传后世的对联作品。如顾宪成无锡东林书院联、孙髯昆明大观楼长联等、赵藩成都武侯祠联等等。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样式，其普及程度可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上至宫廷，下至乡野；从东南海上的台湾、琉球，到大西北的天山深处、西南的清藏高原；从皇帝公卿、高官士子、文人骚客，到贩夫走卒、农夫樵子、牧童丫头；从皇宫殿宇，到 山 间 寺庙……举凡宫殿、园林、庙宇、宫观、书院、店铺、茶馆、民宅……无不遍布对联。四，出版了一批对联专著。其中当以李渔（笠翁）的《笠翁对韵》和梁章钜、梁恭辰父子的《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楹联四话》及《巧对录》、《巧对续录》为代表。五，对联种类空前丰富。如春联、挽联、寿联、婚联、赠联、贺联、行业联、名胜联、格言联、谐讽联、巧趣联、姓氏联、生子（生女）联、建房迁居联……已切切实实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它已不仅仅是官员、文人的书面作品，而成了各阶层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我在前面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样式，对联与中国老百姓的关系之密切，超出其他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六，对联技巧的复杂多样以及对联格律的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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