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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理论演变的四个阶段





哈贝马斯理论演变的四个阶段

芭芭拉·福尔特纳  /

赵超  /

 

 

哈贝马斯的思想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是其系统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则是其动态性。他的观点和兴趣不仅仅依据其内在的逻辑而演进,更为重要的是,还不断地基于他人的批评和对话进行调整。他不仅是一个辩证的思想家,更是一个不断参与对话的思想家。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划分出四个不同的时期。[1]这一分期并不代表哈贝马斯基本观点的改变,而仅仅表明其思考和关注重心的转移。同时,正如多数的思想分期一样,这一划分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严谨的,它将哈贝马斯的思想从一个整体切割成了四个部分。

 


1

哲学人类学:对意识哲学和实证哲学的批判(1954—1970)


第一阶段的跨度大约是从他的博士论文一直到《认识与兴趣》的出版。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的逻辑》以及论文集《哲学—政治剪影》。在这一时期里,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于先验主体的批判,这一先验主体根植于德国的理念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之中。基于诠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并不认为意识哲学能够为强调社会演化和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点。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有一段关于18世纪咖啡馆文化的详细分析,这一批判理论和文学研究的规范文本,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如何从历史性的特殊物质场所产生的,又是如何与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特定经济变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关联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结构乃是历史形成的。同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还使得公共领域成为哈贝马斯的终生兴趣之所在,从而预示了他此后的研究导向。例如,在他对文化的商品化趋势的批判中,可以看到对此后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主题的论文的预想;还有,他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关注公私关系和主体性的社会结构,而这二者将在1980年代成为他详尽研究的主题。

 

与此同时,哈贝马斯还在科学领域展开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科学领域,他以反对意识哲学同样的理由拒绝虚假的客观性概念,即这一概念的反历史性,以及这一概念无法充分显示文化在塑造我们本性中所扮演的不可消除的重要角色。空洞的超越性主体,以及客观、公正然而同样空洞的科学家,在哈贝马斯这里都被人所取代,一个具体的、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这个人乃是演化的产物,是在社会文化进程中才得以形成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主体来说,其认知能力绝非镌刻在某种永恒的本性之上,而是来自于不断的学习。对这一认知能力以及人类是如何获得这一能力的研究,伴随着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他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将这一问题归纳为“Erkenntnisanthropologie”,或者说认知人类学。

 

同样,《认识与兴趣》也为其后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哈贝马斯在这一著作中将人类的兴趣划分为人类知识的三种结构,并将这三种基本的知识构成旨趣界定为:技术的、实践的和解放的。尽管并不能精准地一一对应,但“生活行为中的技术控制导向与相互理解导向,以及将人从表面性‘自然’约束中释放出来的解放导向”(KHI311)这三者,依然向我们预示了此后在理论话语、实践话语和审美话语之间的区分,以及与之对应的真实性、规范性和真诚性三种有效性主张。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认识与兴趣》将语言视作“其本质能为我们所知晓的唯一事物”(314),这标志着语言学转向将构成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尽管如此,《认识与兴趣》仍存在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并且它未能给哈贝马斯提供一个正确的综合理论框架,从而不仅能构建起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理论,同时还能包含对现代性的规范批判分析。

 


2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到交往行为理论(19711982


在出版了《认识与兴趣》一书之后,哈贝马斯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更新,他试图通过借鉴系统论(卢曼)、发展心理学(皮亚杰、科尔博格)和社会学理论(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米德等)来实现这一目的。《合法化危机》、他于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斯讲座、于1984年出版的《论社会交往的语用学》[2]以及收录于《交往与社会进化》中的论文都属于这一时期。高斯讲座标志着哈贝马斯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也标志着他对于适当的概念框架的探寻。因为正是在这次讲座中,他提出了社会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理解可以像语言结构一样得到有效的分析。这一重建社会学理论基础的尝试最终导致了1976年的一篇关键性论文《何为普遍语用学?》(CES1-94OPC:21-103),在这篇论文中,他为自己的交往能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作品的最高峰在其最后阶段出现,毫无疑问自然就是《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为这部两卷本的作品界定了三个目标,即:

 

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视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系统的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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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交往行为理论》所阐述理论模型的核心位置的,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以及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分法。哈贝马斯将社会演化理解为一种社会学习的形式,同时这种学习是沉淀在社会系统之中的。随着其日益地复杂化和分化,这一系统日益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转,而不再服从个体乃至社会大众总体的控制。与此相反,社会化和个性化的过程则发生在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源自胡塞尔,但在哈贝马斯这里被重构为了形式语用学概念。

 


3

后形而上学思想:理性、德性和民主(19822000


在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之后,哈贝马斯继续阐释其关于理性和现代性的理论,并进一步夯实其概念基础。他发展了对于后现代主义、怀疑主义、历史相对主义以及教条化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在《真理与论证》中,他再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真理观,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弱自然主义”(参看下文)。同时,在这一时期,《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的概念框架——考虑到其广阔的视野和野心——被引申应用于分析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在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方面,哈贝马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发展了法律商谈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以商谈伦理形式出现的哈式特色道德理论。在这三个领域中,他不仅仅关注于对各种商谈和理性形式的规范进行分析,还关注对于各种社会结构的探讨。为了产生具备相应参与能力的主体,这些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

 

这段时期的著作包括《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正当化与应用》、《包容他者》,还有他在政治和法律理论方面的里程碑式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4

后世俗和后民族思想(2001—)


对哈贝马斯来说,进入21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将其重新带回到哲学人类学,他开始关注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话语伦理的讨论常常涉及动机问题:对于某个个体来说,为什么他必须理性地采取行动并遵守道德的规范?曾有人批评哈贝马斯,认为他过于强调理性主义和康德的普遍认知和行为主体。然而,在他最近十年左右的作品中,他更为清晰地展示了自己对于人类的肉身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脆弱性的认可。这一最近的阶段可以说开始于他在2001年德国书业协会和平奖的获奖感言,这一获奖感言名为《信仰和知识》。随后,他在《人性的未来》一书中的长篇论文“人类这种物种的伦理自我理解之争”是这一阶段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哈贝马斯认为我们人类对自己这种物种有一种伦理上的自我理解,这一自我理解为所有伦理人所共享,并且道德是内嵌于其中的,基于这一理由他反对克隆和胚胎前基因检测。他隐约担心,对于未来人类(我们无法在事先取得其同意)的特定生物构造干预,有可能威胁到我们——以及未来人类——作为自主主体和作为自由主体的自我体验。除了参与到生物伦理学争论之中,哈贝马斯还就自由意志问题以及宗教在其所说的“后世俗”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撰写了文章,提出“一种特定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介于下述二者之间,即一面是现代性的哲学启蒙式自我理解,一面是主要世界宗教在理论上的自我认知,后者构成为现代性从其历史中所继承的最庞大(也是最笨拙)的遗产”(Habermas 201016,译文有所改动)。他的后形而上学哲学承诺,以及其关于道德、民主和法律方面的程序主义话语理论,与他在《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一书中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后世俗自我理解,显然是趋于一致的。

 

对后世俗社会模型和宗教问题阐释的企图,不仅仅是源自话语伦理学的内部问题(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动机问题),同时也是出于对下述具体政治环境的考虑。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宗教多元主义不断发展的局面。而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欧盟的扩张紧随而来,使得欧洲的团结承载着新的压力。在全球方面,无论是南斯拉夫内战、9·11恐怖袭击,还是伊拉克正在持续的冲突,宗教显然都构成其中重要的参与因素。一方面,哈贝马斯支持北约在1999年对科索沃的干预和轰炸;另一方面,他反对美国在2003年对于伊拉克的入侵。这些政治立场,不仅要求他给出理论上的辩护,同时也促使他对国际法、国际法的规范性力量以及国际法如何得到奉行和应用展开了研究。简而言之,哈贝马斯试图去判定,社会民主主义能否越过民族国家的界限,以及世界主义民主在全球政治秩序中又将如何呈现。因此,在他近期的作品中,他不仅已很明显地回到了哲学人类学的形式中,同时还转向了一种更为明确的规范性批判理论。

 

 


注释

[1]这一周期改编自爱德华多·门迭塔所提出的分期。

[2]即《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性研究及其补充》。——译者注

[3]引自《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译者注





○●文章选自○●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

芭芭拉·福尔特纳  |编

赵超  |译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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