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发现的汝窑青瓷
汝窑为宋廷贡瓷时间不长，存世不多，至南宋时已“近尤难得”‹1›.由于其产品造型端庄大方，釉色温润典雅，深受南宋皇室特别是高宗的喜爱。文献记载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清河郡王张俊向高宗进献的众多宝物中就包括16件汝窑瓷器，有“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2›.淳熙六年（1179），孝宗恭请时为太上皇帝的高宗携太后到皇家花园聚景园赏牡丹，“又别翦好色样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1›.说明汝瓷已进入南宋皇室的生活，其地位与金、玉、古器比肩。
近年来，在南宋都城所在的临安城遗址中，也陆续发现了少量的汝窑青瓷。1999年，为配合中河高架路的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馒头山东麓的万松岭路东段南侧进行考古发掘，在南宋地层发现了汝瓷残片，可辨器形有梅瓶和圈足盘两种。其中梅瓶均为腹部残片，香灰色胎，胎体较厚，施天青釉，釉面有少量开片。圈足盘为大平底，高圈足卷撇，裹足支烧，外底残留3个支钉痕，呈“芝麻挣钉”状，香灰胎，胎体薄，整器轻巧，施天青釉，釉面乳浊，因水浸而大面积泛白，局部可见浅而小的开片【图一】2001年，位于清波门内吴山西麓的中大吴庄建设工地发现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在遗址中部的方形水池中发现一件汝窑梅瓶残片。该残片为小盘口，丰肩,也为香灰胎，施天青釉，釉面有小开片,残高5.8厘米【图二】‹2›。汝窑青瓷在杭州发现虽少，但有几点值得注意：
1.发现汝瓷的两处地点均与南宋皇室有关。高架路工地与1997年杭州卷烟厂发现大量南宋官窑瓷的地点仅一路(万松岭路)之隔。这里地处南宋御街东侧，临近南宋皇城东华门。南宋绍兴年间“提举后苑”的“邵局”‹3›即在此附近，后来负责管理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官窑的机构——御前内辖司也位于东华门外的内司东库内‹4›，很可能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机构就设在同一地点。而恭圣仁烈皇后为宁宗杨皇后(1162－1232)，嘉泰二年1202立为皇后，曾与礼部侍郎史弥远合谋槌杀韩侂胄，启史弥远擅权之端。后又另立宗子赵昀为理宗，自己垂帘听政，对南宋中后期的政局走向产生过决定性影响。
2.与汝窑瓷伴出的均有南宋官窑高丽青瓷和定窑等高档瓷。高架路工地与汝窑瓷伴出的南宋官窑瓷有碗、盘、盒等，盘中模印龙纹，其中一件盘的外底还残存阴刻的“寿成”二字【图三】。高丽青瓷则主要为梅瓶，瓶身刻有龙纹。皇后宅遗址发现的南宋官窑瓷器除了碗盘等日用品外，另有炉瓶镂空器座等陈设瓷，均为老虎洞窑址厚釉产品。高丽青瓷有盒、炉、瓶等，有的釉下镶嵌菊花纹。定窑白瓷有碗盘碟洗炉瓶和器盖等多种器形，纹饰多样，制作精致。
3.高架路工地发现的“寿成”款南宋官窑青瓷盘，系在刮去部分釉层后再行刻款，笔划刚劲，字迹工整。据考证，“寿成”实为寿成皇后，也即孝宗成肃皇后谢氏，“寿成(殿)”为寿成皇后谢氏居所的殿名‹1›。汝窑官窑等传世品中也有此类殿名刻款发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奉华”款出戟尊纸槌瓶和盘各一，“寿成殿皇后阁”铭文盘一‹2›，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寿成殿”铭文盏托一件‹3›等。对照字体发现，高架路“寿成”款与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寿成殿”铭文盏托字迹基本相同，当系同时代刻款【图四】。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寿成殿”款定窑盘‹4›，这两件传世品很可能曾被南宋皇室收藏过。
以上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客观反映了汝瓷在南宋皇室中的地位。随着时空的变迁，物是人非，汝瓷已成为南宋皇室的珍藏和陈设品，这既寄托了对故土的眷恋和怀念，也体现了南宋皇室追随北宋的原有品位和欣赏格调。
二 汝窑与南宋官窑
正因为南宋皇室喜欢汝瓷，因此汝窑对南宋宫廷用瓷的影响深远。这在南宋官窑建立之前的越窑寺龙窑址等地就有反映，其有别于传统越窑的天青釉产品及其装烧方法，正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并成为南宋“仿烧”汝瓷的滥觞‹1›。
宋室南渡后设立的南宋官窑虽然因地域的缘故，在窑炉结构等方面无可厚非地受到传统越窑的影响，但在其早期，无论在造型和装烧工艺等诸多方面，明显带有追随汝瓷的“痕迹”。在对老虎洞窑址出土物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南宋官窑对汝瓷的“仿制”尽管有寺龙口等越窑的经验，但朝廷对其产品似乎并非满意，原因可能与当时没有可资参照的汝瓷有关。因而在条件相对较好的绍兴后期，朝廷自置的修内司官窑一开始便建立了相应的标形器。在老虎洞窑址时代最早的瓷片堆积坑H3中曾发现4件白胎青瓷器，有碗、盘和梅瓶3种。其特点为盘的圈足向外卷撇，裹足支烧，外底留有5个支钉痕【图五】,梅瓶为小盘口，器身矮胖，与汝窑同类器极其相似。在随后烧制的大量圈足盘、梅瓶等器物，其造型与之完全相同，后者显然参照了前者。由于南宋朝廷对汝瓷的大力推崇，汝瓷对南宋官窑的影响无处不在，这在南宋官窑早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两窑的器类主要包括日用瓷和陈设瓷两大类，而且同类器物均有多种造型，如套盒有圆形和六边委角两形，梅瓶有大小不同的型号等。以目前公布的资料看，除了莲、碗、莲、平底盘、莲瓣纹盏托、覆碗形盏托、盘形盏托、椭圆形盆、椭圆形洗、圆壶、小口双系瓶等少量器形外，汝窑的大部分器类如敞口浅腹碗、直口碗、撇口碗、深腹圈足盘、浅腹圈足盘、浅腹平底碟、斜腹盏、弧腹盏、圆盘形盏托、花瓣形盏托、六方委角套盒、圆形套盒、龙纹盒、唇口盆、板沿盆、圈足洗、平底洗、三足洗、圈足杯、方壶、梅瓶、鹅颈莲纹瓶、盘口折肩瓶、细颈鼓腹瓶、弦纹瓶、莲叶座熏炉、捉手器盖、杯形器盖、鸭形器盖、镂空形器盖等‹2›，均能在老虎洞窑址或乌龟山窑址找到造型相同或相似的同类器‹3›。
碗、盘类日用器在两窑均有相似的器形，特别是圈足外撇的器物更为接近。如汝窑撇口碗，侈口，曲腹，圈足外撇，外底有5个支钉痕。老虎洞窑址和乌龟山窑址均有大量造型相似的碗。汝窑浅腹圈足盘为侈口，浅曲腹，大平底，圈足外撇，外底有5个支钉痕。老虎洞窑址也有大量此类盘发现。汝窑直口碗即盖碗在南宋官窑前期有较多发现，特别是老虎洞窑址最早的产品中，就有形制几乎相同的器物，装烧方法也为垫烧，唯圈足较矮小【图六】。老虎洞窑址另有一类直口碗与汝窑略有不同，直腹弧收，圈足外撇，外底有5个支钉痕。
在陈设器中，相似的器形也大量存在。如汝窑奁式炉在南宋官窑多见，特别是早期产品不仅造型相同，而且即使胎体厚重也采用外底支烧的做法，完全是受汝窑的影响。汝窑三足洗为直口浅腹平底，下附三足，腹上部饰两周凹弦纹，下部近底处饰一周凹弦纹，外底面有5个支钉痕。郊坛下官窑三足盘有敞口、直口和平折沿三种，其中I型1式盘最为接近：圆唇，浅直腹，大平底，外底残留支钉痕。汝窑熏炉也称莲花香炉，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子口，腹部模印三层莲瓣纹，束腹凸出三个乳钉状纽，下部底座呈荷叶状上卷【图七】，郊坛下官窑也有类似的器形，如标本T1③：26，“重口，外为锯齿状唇，直口，鼓腹，下腹内收，底部残缺” ,外腹模印双线凸起宽莲瓣纹。此器原报告称为坛，实为香炉之上部，相似器形在1997年杭州卷烟厂工地也有发现。标本T2①B：7，荷叶形上卷，口径13盖径18.5，残高5.5厘米。其接地处刮有垫烧与汝窑同类器相同，此器原称为I型3式器盖，实为香炉底座【图八】,这种器形显然是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在法门寺遗址就有发现‹1›。汝窑盘口折肩瓶为浅盘口，长颈，折肩、筒腹，大平底，瓶底满釉支烧，有5个小支钉痕【图九】,老虎洞窑址也有此类瓶，其中早期产品最接近，盘口极浅，瓶底则为较浅的隐圈足，足底垫烧【图十】。郊坛下官窑也有此类瓶的残片，如标本T14②：135、136为浅盘口残片，另有不少筒形腹残片。
汝窑瓷器一般素面为主，以釉色取胜，但也有较多纹饰发现，其中以莲纹为最常见，如碗的腹部模印仰莲，鹅颈瓶的腹部刻有折枝莲花纹，另有龙纹等装饰。南宋官窑也以各式莲纹为主，外腹用莲瓣装饰的碗和盘曾大量发现，龙纹主要模印在碗或洗的内底,在厚釉的掩隐下，若隐若现,老虎洞窑址出土的一件钵的内壁，从其缩釉处还发现有刻划的花卉纹。两窑的装饰手法也相同，有刻、划、堆塑、模印等多种技法。
汝窑平底器皆以支烧为主，器底一般留有3或5个支钉痕。圈足器分为外撇圈足和直圈足，前者一般满釉支烧，后者中大件的瓶类器垫烧，小件的碗类器既有支烧也有垫烧。南宋官窑的情况也相同，以老虎洞窑址为例，早期圈足外撇的器物均为裹足支烧，直圈足则一般垫烧，郊坛下官窑早期产品中，部分鹅颈瓶也采用支烧，同样的情况在老虎洞窑址早期也有标本发现。由于烧造时间有先后及烧造地点的不同，汝窑和南宋官窑在胎釉及造型上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南宋官窑大量仿汝产品的出现，表明宋室南渡后汝窑对南宋官窑的影响则是前所未有的。
三 张公巷窑与南宋官窑
张公巷窑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据报道，其产品以薄胎薄釉为主。胎质细腻坚实，胎色有粉白、灰白和少量浅灰色。釉色有卵青、淡青、灰青和青绿等，釉面玻璃质感强，有的釉面满布冰裂纹开片‹1›。
张公巷窑青釉瓷主要出土于20个灰坑中，每个坑中的瓷片品种单一，且基本能拼对成器,这种有意识挖坑填埋的方式与老虎洞窑址相似，被认为是官窑处理次品的方法‹2›。与汝窑和南宋官窑大量相似的情况相反，张公巷窑产品与南宋官窑无论是器物造型还是装烧方法均有较大差异。
张公巷窑青釉瓷既有碗、盘、盏、盏托、套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又有瓶、壶、熏炉等陈设类用瓷,但南宋官窑器类更为丰富造型多样。除了胎质和釉色不同外，张公巷窑的深腹碗板沿葵口盘、云雷纹盘、浅腹圈足盘、四方平底盘、板沿盏托、四方委角套盒、椭圆形洗、撇口束颈壶、鹅颈瓶、瓜棱腹瓶、枕、象鼻形捉手器盖等器形，在南宋官窑均未见,在造型上比较接近的器型只有直口碗、弧腹碗、鼓腹碗、花口折腹盘、盘口折肩瓶等‹3›.张公巷窑圈足类器物以直圈足为主，撇足少见,南宋官窑早期以圈足卷撇为主，直圈足较少，后期则均为直圈足。张公巷窑器物的圈足规整，足缘修削平直,而南宋官窑早期器物的圈足足缘常显得较为圆润，之后才修削平直规整，但足缘窄小。
张公巷窑直口碗在南宋官窑早期也有较多发现，但后者圈足较矮小，这类碗在汝窑也有发现，当是受汝窑的共同影响。花口折腹盘是张公巷窑常见的盘形，但不见于汝窑,其特点是六瓣式花口，斜壁，折腹，小圈足,内外壁与花口对应有六条凸凹线，器形大小不一，均为垫烧【图十一】。南宋官窑也有折腹盘，在老虎洞窑址和乌龟山窑址均有发现，在老虎洞窑址早期就有相似的盘发现【图十二】,但张公巷窑盘的挖足较深，与南宋官窑不同,这一特点与宝丰清凉寺成熟期汝窑盘类器物相同。折腹盘是宋金时期比较流行的器形之一，南北方各地窑口均有烧造,花口折腹盘在南宋初年的越窑寺龙口窑址就有发现，杭州、绍兴等地曾发现多件该窑烧造的“御厨”款折腹盘‹1›，除了装烧方法有别外，其胎釉特征和造型与老虎洞窑址早期折腹盘十分接近。
盘口折肩瓶是张公巷窑瓶类产品中的主要器形【图十三】。其盘口造型与汝窑不同，总体特征与老虎洞窑址早期另一类折肩瓶相近【图十四】，盘口作斜面，腹部略斜收，隐圈足垫烧。但与老虎洞窑址后来出现的直颈、直筒腹折肩瓶差异较大。张公巷窑的熏炉器盖与郊坛下官窑标本T3②A：2相似，但前者器身稍矮，与汝窑相类。装烧方法也不同，前者垫烧，与汝窑同类器相同,后者除盖底一周露胎外，盖内顶部另有支烧痕【图十五】。因此，张公巷窑熏炉无论造型还是装烧方法均与汝窑更为接近。
张公巷窑产品不重装饰，据报道，迄今为止有纹饰和造型装饰的不足10件（片），仅见于花口板沿盘熏炉极其器盖等，这与南宋官窑有很大的差别。
张公巷窑部分器物满釉支烧及匣钵外壁施耐火泥的做法与汝窑相似，支钉的做法也与汝窑相同，但其大多数器物使用垫烧法烧造，支钉痕为圆形小米粒状,支钉数一般为3、4、5、6个，与汝窑有异，也与南宋官窑有别。南宋官窑的匣钵未见涂抹耐火泥，在早期碗、盘类器物较多采用支钉支烧，且支钉数以5钉最多见，支钉痕为圆形，之后随着圈足由卷撇改为直立，碗、盘类器物均为垫烧，平底器和三足器在早期也以5钉支烧，之后有支烧、垫烧、支垫结合等多种装烧方法，由于采用支钉圈或口沿呈锯齿状的碗形支烧具支烧，其底部支钉痕略呈不规则方形或长方形，数量也较多。
张公巷窑敞口深腹碗为直圈足，其外底有5个圆形支钉痕。这种直圈足在外底支烧的做法在老虎洞窑址早期有所发现，但数量极少。乌龟山窑址也有类似发现，如标本T17②：27，报告为Ⅱ型2式碗，尽管造型有别，器形较小，但其直圈足又满釉支烧的方式与张公巷窑相同。这种情况似可看作由支烧到垫烧的过渡形。
显然，从部分器物造型和装烧方法上看，张公巷窑和南宋官窑早期均受到汝窑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又有各自的特点，两窑之间似无太多关联。两窑在部分器形上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窑业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宋、金时期应属正常，而将张公巷窑作为南宋官窑的仿烧窑场，可能言过其实了。
四 张公巷窑的时代及性质
根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张公巷窑的主要烧造时间在金代，其最早可能早到北宋末年，最晚是元初。依据其报告最具代表性的T4地层包含物，张公巷窑的烧造时间集中在第4B层至第6层之间。
检视目前公布的资料，张公巷窑发掘获330枚钱币，其中绝大部分为北宋时期，另有2枚为金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铜钱，出土于T4第5层‹1›。按金代的货币可分为铜钱、白银和纸币三种，其中以纸币为主。金代前期常使用辽、宋旧钱及刘豫的阜昌钱，后来钱钞兼用，再后则用银钞，末期用白银。考古发现也证实，从陕西、山西、内蒙、吉林等地发现的金代钱币窖藏或遗址出土钱币看，除了少量的金代“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外，绝大部分为北宋或两宋铜钱。 “正隆元宝”铜钱为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三年（1158）铸，“大定通宝”铜钱为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八年（1178）所铸‹2›。张公巷窑未见“大定通宝”钱，其时代当与金海陵王时期（1149－1161）有关。
从总体上看，张公巷窑青瓷产品具有较多宋金时期的特征，如平底碟是辽金时期定窑的常见器形，折腹盘、斗笠碗、斜腹碗也是宋金时期流行的器形之一‹1›.部分器形还受同时期金银等金属器的影响,如葵口板沿平底盘，其风格与金上京都城遗址及周边墓葬出土的时代为金代初期的八瓣葵花形银碗盖相近,盘沿饰以云雷纹的做法也与上京出土的银盘相同‹2›.张公巷窑盘口、折肩瓶和花口折腹盘与南宋官窑早期同类器造型和装烧方法相同，表明其时代应该相差不远，也就是南宋绍兴后期，这段时间正值金海陵王时期。尽管我们还不知道相似情况的出现究竟是谁影响了谁？但考量南宋绍兴年间宋、金之间实际情况，自靖康之难北宋覆灭后，汝州饱受战祸，直至南宋绍兴十二年即金皇统二年(1142)，南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后，局面才有改观。以上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南宋绍兴年间宋、金和议后，局势相对稳定，部分北人遣返时，参与老虎洞窑址烧造活动的窑工北返而造成的。
金朝虽为女真民族建立，但自建国后，历代君主都十分仰慕汉文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制度上推进汉化。据文献记载，金代立国近一百二十年（1115－1234），期间都城几易其地，曾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其间金废帝（完颜亮）和金宣宗（完颜珣）还曾短期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并在北宋皇宫旧基之上大肆营建宫室，史称金故宫或汴故宫。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将国都自上京会宁府迁至中都燕京，并升汴京为南京，作为金的陪都，供临幸之用‹3›.为吞并南宋，“使国内一统”， 完颜亮决意再迁都汴京，并对此次迁都极为重视，不遗余力。贞元三年(1155)，完颜亮始派参知政事冯长宁经画原北宋皇宫宫殿，为迁都做准备‹4›.正隆元年(1156)，再以梁汉臣为提举大使主修汴京。正隆三年(1158)，又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并提举户部郎中高德基(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为营造提点‹1›，还派宦官梁珫监督工程‹2›.金故宫的建设历时六年，至正隆六年（1161）二月完颜亮南迁汴京时才完工。整个工程花费巨大，奢侈之极。工程所需木材系从河东陕西一带经黄河运来，“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至于丹楹刻桷，雕墙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华丽之极，不可胜计”‹3›。
海陵王南迁汴京，除了营建宫室外，随着大量皇室人员的入汴，必定需要大量的瓷器作为生活所需。汝州既有为宋室供应御用瓷器的传统，推测张公巷窑的烧造活动便是整个金故宫营建计划的一部分。尽管地点有所改变，但精益求精的皇家做派没变，这在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上有鲜明的体现。但完颜亮不是宋徽宗，其不同的欣赏品位也正是张公巷窑青瓷产品与汝窑的区别所在。因此，张公巷窑不是北宋官窑，它是金海陵王为营建汴京而命汝州烧造瓷器的窑场，其时间约在金贞元元年（1153）至正隆六年（1161）前后。
五 结 语
汝窑、张公巷窑和南宋官窑的发现，为宋金时期陶瓷工艺的传承和官窑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汝窑作为宋代北方青瓷最高成就的代表，对宋室南渡后的宫廷用瓷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南宋官窑就是在继承汝瓷的基础上，进而成为中国青瓷的颠峰。张公巷窑是金朝海陵王迁都开封前后由汝州设立的窑场，其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特点，既反映了金代制瓷工艺的成就，也是不同民族融合的象征。
2010年2月28日于杭州吴山
附记：本文曾于2010年3月13－14日在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主办的“北宋汝窑青瓷之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作者单位：杭州市文物考古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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