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哲学 宋元时期哲学思想、理论的统称。其特点是以理学为统治思想。理学以儒为宗兼采佛、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
理学开创于北宋初期。名儒孙复、胡瑗、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在诠释儒家经典过程中，不重章句训诂而以阐述义理为主，开启义理治经的风气，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
宋代理学最主要的代表有“濂洛关闽”四个学派。濂即濂溪学派，以周敦颐为代表，在其《太极图·易说》中提出“自无极而太极”的命题，论述宇宙生成和万物化生的问题，认为世界是从无形的“太极”那里派生出来。洛即洛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提出“天下只有一个理”，“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它生成一切，支配一切。故认识论上主“格物穷理”，修养论上主“存理灭欲”，人生观上主“安于义命”，强调一切依理而行，而“理者，礼之谓也”，实际上是以封建等级制原则“礼”为准绳。关即关学，在理学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学派，以张载为代表，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肯定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体，又进而指出气是运动变化的，运动的原因在于气有阴阳两体的相反“两端”，因气有阴阳，故任何事物都有阴阳。天地间的一切变化无非是“二端”交感作用。他说“天地变化，两端而已”。又说：“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事物是既对立又统一，“不有两则无一”。张载论“两”“一”关系，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闽即闽学，以朱熹为代表，他深得二程（颢、颐）理学思想的精髓，总结北宋以来理学家的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其理学思想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认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然而肯定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在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中曾论证海陆变迁的现象，此外对日蚀、月蚀、虹、潮汐等均作出较符合于科学的理解。
与朱熹同时而互有论辩的是理学内部的心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他建立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心学体系，以“心”为万物根源的实体，颠倒心物关系，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否认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泉源，主张“发明本心”便可达到“知”。但他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主张“收拾精神，自作主张”。对旧权威和教条有所怀疑。
与理学派、心学派鼎足而立的还有以叶適和陈亮为首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被称为功利学派。他们与北宋李觏、王安石的功利思想有一定渊源关系。陈亮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相辅相成的。叶適也认为“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十三）。在宇宙观上，认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叶適集·进卷·诗》）。与理学家“理先气后”说相对，明确指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习学记言》卷四十七）。
南宋理学家中还出现以“博杂”著称的，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它在学术上一方面力图调和“朱学”与“陆学”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接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其与一般理学家不同之处，在于极重视对历史的研究，觉察到“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杂说》），并对下层百姓的作用有所重视，“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书说·召诰》）。
蒙古族贵族入主中原，改号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崇尚儒学。名儒姚枢、许衡、赵复，广集程朱之书，传授二程、朱熹之学，使黄河以北始知理学。在理学北传中最主要的人物当推许衡。在宇宙观上，他认为“天即理也”，“有理而后有物也”。又说“心与天地一般”，“心”与“理”“一以贯之”，都可“宰万物，统万事”（《鲁斋遗书·语录下》）。与许衡齐名的有吴澄，人称“南吴北许”。他主张折中朱陆，认为天地间阴阳二气“以理为之主宰”。为学重“遵德性”，“学必以德性为本”。强调“存心”、“明理”。许衡和吴澄为学少创见，皆有朱陆思想合流的倾向。在元代传播程朱理学或融合朱陆思想者外，独尊陆九渊心学的则有赵偕，他认为“万物有存亡”，但“心”是亘古长存不灭的（见《题修永斋》）。当时与理学家思想相异，不愿屈从元统治的学者，则有邓牧，他认为人世间由“定数”支配，反映出亡国逸民的悲观情绪，指责南宋末官吏的腐败，幻想出现“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的社会（《伯牙琴》）。
元代也涌现了重要的科学家郭守敬、赵友钦、朱世杰等人。在他们的科学思想中透露出无神论的观点。元末的谢应芳疾恨世俗迷信，作《辨惑编》一书，专反对鬼神迷信。史学家马端临的治史，排除神秘主义五行说，著《文献通考》，反对以象数学观点解释历史。在历史观上表现出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宋元时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哲学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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