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面对人类共同的疾病，二者应该各自发挥特色，而不是去争论谁能包打天下。
中医是“强调治疗的医学”
——从川崎病治验谈纯中医问题
□ 郭博信 山西省太原市
2008年10月30日，笔者应患者之邀赴山西省人民医院儿科病房诊治一3岁患儿。该患儿因发烧已住院6天，经输抗生素和注射激素，一直高烧不退，院方诊断为川崎病，说这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罕见疾病，建议转院北京。患儿家长已买了次日的飞机票，但临行前还是想请我这个纯中医试一试。诊见患儿高烧40℃，身上有些许皮诊，淋巴结肿大，并不停地咳嗽，口唇红肿干裂，舌质红，苔黄，脉滑大而数，略带紧象。询之患儿发烧前曾流清涕，遂以外束风寒、内有蕴热痰饮论治：麻黄3克、桂枝6克、白芍6克、干姜3克、细辛2克、生半夏10克、五味子6克、杏仁10克、生石膏60克、滑石粉10克、桑白皮10克、柴胡10克、甘草5克，水煎服2剂。此小青龙、小柴胡、麻杏石甘汤三方加減化裁而成，嘱其4小时服1次。次日患儿家长打来电话，言患儿服药后体温降到36℃，咳止疹退。但因已买好飞机票，又怕患儿病情复发，还是决定赴京。11月6日，患儿家长领着活蹦乱跳的患儿来谢，言在京期间患儿一直未发烧，经有关医院检查，一切正常。现已追踪4个多月，亦未见反复。
或问：你一个纯中医，何时研究过川崎病？坦白地说，作为一个中医，我殚心竭虑以毕生之精力也只能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其中的一小部分，甭说没有时间研究川崎病，在这之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川崎病，真可谓孤陋寡闻。事后我查有关资料，才知道所谓川崎病是日本人川崎富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一种以全身血管炎为主要病变的急性发热性疾病，是目前导致小儿后天心脏病的主要原因，免疫机制在其发病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其病因尚未明确，诊断缺乏特异性……”等等。也就是说，川崎富只是发现并详细地描述了这个病，并没说该怎么治疗，因为病因不明嘛！虽然我对这个病一无所知，但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换句话说，中医是解决症状的科学。川崎病的主要特征是发烧，我按中医的理法方药退烧，他是川崎病或不是川崎病，我都是这个治法，我根本不是参考川崎病来用药的，这就是纯中医的思维。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日本汉方医学》这本书里说的一件事：那是1947年，联合国驻日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当局发出要求禁止针灸、按摩的通告，此通告犹如一股旋风，给当时的日本针灸、按摩界带来了很大骚动，时称“麦克阿瑟”旋风，当时在日本有识之士的领导下开展了救亡图存的运动。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曾经留学过欧洲的西医学博士板仓武，亲自拜会了驻日军队公共卫生福利部的萨么斯准将，他从学术角度力陈针灸治疗的优点，指出：“西洋医学是决定病名的医学，不是治疗的医学；而东洋医学是‘证’的医学，随证施治，所以是强调治疗的医学。”萨么斯准将听了这句话，大开眼界，似有同感，于是针灸的保存终被认可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
我不得不佩服近一个世纪前这位日本西医学博士对中医竟有如此的真知灼见。是啊！中医若非是“强调治疗的医学”，何以流传千年而不衰？何以能流传全世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这不仅是我们中医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医发祥地中国，时不时地总能看到一些所谓的中医，不是在中医特色上下功夫，而是“劳心费神地再学习西医，提心吊胆地再运用西药”，这就是《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11月4日发表的《纯中医包打天下早已过时》一文作者马垂宪先生披露的情况，而马先生认为“现在的年轻中医乐此不疲地学习西医”的原因是“因为临床的实际需要。”
我不清楚这个“临床的实际需要“指的是什么，但有一点应该清楚：医学的宗旨是治病救人。换句话说，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天职。现在找中医看病的人哪个不是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各种化验单、检验单？哪个人嘴里不是诉说着各种各样的西医病名？如果西医能治好他的病他还找中医来干什么？正因为西医西药治不好他的病，他才要找“强调治疗”的中医，希望能服中药来解除他的病痛，这正是中医发挥特色的时候。试问：西医用西药治不好他的病，难道中医给他“提心吊胆地再运用西药”就能治好他的病吗？岂不是重复用西药？作为一个中医，责任心何在？
古老的中医学之所以流传到现在，并且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医能治病，能治西医治不了的病，否则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而目前举世公认的中医临床水平下降，其症结就在于中医西化严重，正像马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些中医“乐此不疲地学习西医”，丢掉了中医思维，变成了会用西药而不会辨证用中药的挂牌中医。纯中医的提法正是对这样西化了的中医猛击一掌：是该清醒的时候了！应该清楚，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面对人类共同的疾病，二者应该各自发挥特色，而不是去争论谁能包打天下。就中医而言，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就说过：“……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也就是说，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也只是说学好用好他的经验，也不过是解决一半的疾病，何况如今我们一个普通的纯中医呢？何来“包打天下”之谓？马先生为了倡导中医西化的观点，不惜杜撰“纯中医包打天下已过时”这样一个命题加以论证，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郭博信简介，1943年4月生，196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70年由老中医李松如引导自学中医，1978年经山西省全省中医统考录为中医师。曾任临汾纺织厂职工医院中医科主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医务室主任，总编辑，《中医药研究杂志社》社长，责编中医图书百余本。师从三晋名医，临床大家梁秀清、黄杰熙、李可等。主张传承中医，求真务实。2005年6月应邀赴澳大利亚为外国友人治病，并在摩尔本皇家理工学院中医系、维多利亚大学中医系、澳洲中医学院、悉尼中医学院等地就传乘中医作了巡回演讲，受到广泛好评并引起强烈反响。主张回归传统，求真务实，惟有继承，才能创新，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唐宋以前著作为主，兼吸纳明清以后诸家经验，治病以大剂量用药为特色，现重点研究《诸病源候论》“三尸虫”理论的临床应用。主要著作有《明清临证医话精选》，论文“贵在传承，重在疗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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