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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大脑(上下)——微信【利维坦】

2014-05-10 利维坦

安放在西藏喇嘛头部的电极,用以检测大脑活动

利维坦按:科瑞娜·阿拉米罗,一个普通的姑娘,由于脑部的一个肿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语言中枢。在过去几年中,新技术能使人们看到思维、感情和行为的缘起,并以此让我们了解大脑的本质和它所产生的心灵。作者James Shreeve专事科学写作多年,详细报道了科瑞娜大脑与意识的神奇关联,以及更多富有价值的患者大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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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ames Shreeve

译/srrsh


古埃及的人们对大脑认识甚少,他们在死去的头人埋葬前,通过鼻子将其脑浆舀出。他们相信意识仍在其心脏中,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的观点。即使是在人们对思想在头部形成达到共识的时期,他们也认为是大脑中的脑室产生思维,在那里有着一些朝生暮死的小精灵回旋其中。直到1662年,哲学家亨利·摩尔还嘲笑大脑“没有什么容纳思想的能力,不过是一堆肥肉凝乳而已”。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自信地认为,思想意识和大脑这个物质性的东西。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对西方科学的影响力持续了几个世纪,虽然当今的科学家都反对此观点,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仍相信心灵上个有魔力的超越一切的东西。

一个当代的笛卡尔主义者托马斯·威利斯——他也被尊为神经病学之父——首先提出,大脑不仅是思维所处,不同部位的大脑还掌管着特定的认知功能。在十九世纪初期,颅相学把这种见解推到了极致,并认为某个人的个性倾向可以从了解他的头部凸起推断,因为那部分特别发达的脑组织把颅骨推得凸了出来。颅相学家们还把那些处死的罪犯头部铸成模型,作为比较颅相的参考,以发现那些特别的凸起与犯罪行为相关。

即使是在当时,这也是十分荒谬的伪科学,颅相学仍自称它有超凡的先见之明。特别是在前十年,技术的发展,能使人们对大脑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能确定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定功能。例如,你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的“神经地址”是与你记住一张脸不在同一地方,回忆一个著名的面孔与记住你的最好的朋友所需的神经环路完全不同。

然而,大脑认知功能并非想地图上的某个小镇一样,有那么确定的位置,并由该固定的那点来完成。某个特定的思维活动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神经网络和环路来完成,这需要大脑其它各部分在各种程度上的交互活动——这并像机械装置的某个零件功能那么单纯,而更像交响乐队中的各个乐器,其音高、音量、共鸣效果等,组合在一起的最终效果,才能形成完美的音乐。


科瑞娜的大脑


科瑞娜·阿拉米罗以右侧卧位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手术台上,在她的脸颊下枕着一个枕头,头架将她的头牢靠地固定于手术台上。和她说话的是一个有着深棕色眼睛,浓密的眉毛和圆圆的笑脸的女医生助手,她大概还不到三十岁。

在外科消毒隔离幕的另一侧,两个外科医生正在紧张地在科瑞娜的大脑上工作着,她的大脑看起来好像珍珠一样泛着光芒,并随着心跳的节奏有规律地搏动着。在大脑的表面,如蜘蛛网般细细的小动脉把鲜红的血液输送到外科医生紧盯着的那块区域:左侧额叶语言中枢。紧邻其旁,就是一块深红、边界不清的肿瘤,好像一团黑暗的乌云,向她的语言中枢袭来。外科医生需要把肿瘤切掉,但又不能影响科瑞娜的语言功能。为此,他们需要科瑞娜在手术中保持清醒。外科小组先用麻醉镇静药让科瑞娜入睡,做开颅手术。在切开颅骨,打开硬脑膜后,外科医生可以看见她的大脑了,此处,再没有痛觉感受器,因此她不会再有丝毫疼痛了。

“亲爱的,醒来吧。”在消毒幕另一侧的医生对科瑞娜说,“都还不错,你能说话吗?”科瑞娜的嘴唇动了一下,她正努力从麻醉中清醒过来。

“嗨,”她轻声说。

深红色的肿瘤长在科瑞娜脑子里,即使是外行也能一眼就看出来。那肿瘤旁边就是正常的大脑,总共应该有3磅(1.4公斤),主要由脂质和蛋白质构成,有如凝乳一样洁白富有弹性。

科瑞娜的大脑真漂亮,比任何东西都美丽,甚至比她本人还美。它让科瑞娜感受美,感知自我,认识自然。但是这样的物质是怎么成就心灵的?这一堆“肉”怎么让她听懂医生的问话,并能正确地回答?通过什么样的复杂的电生化机制使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希望手术能顺利进行,或者对她的两个孩子担忧?她是怎么从记忆中找出半个小时前她母亲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的场景,或者二十年前在小店门口的停车场的情形?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新技术能使人们看到思维、感情和行为的缘起,并以此让我们了解大脑的本质和它所产生的心灵。

打开科瑞娜的颅腔,让我们看到了长期以来人们所期望弄清楚的心灵之源的物体。在额叶靠近她的肿瘤那部分脑区域称为Broca氏区(第一语言中枢),这命名是为纪念19世纪法国解剖学家保尔·布罗卡,他第一个提出明确的证据——所有的思维过程,特别是认知功能,都是脑中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执行的。

在研究了中风患者的神经功能后,布罗卡确定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区域。在1861年,布罗卡遇到一个绰号为“唐”的病人,因为“唐”就是这个21岁的病人所能唯一发出的声音。当唐死后,尸检显示他的左侧额叶有一个约高尔夫球大小的软化灶,这个软化灶是几年前的中风所致的后果。

又过了几年,德国神经病学家卡尔·维尼克确定了位置更靠后面,在左侧颞叶的第二语言中枢。维尼克氏区受损的病人可以说话,但不能理解语言的含义,他们说的“话”也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声音。

直到最近,受过损伤的大脑仍是研究正常认知功能的最好研究对象。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士兵,因为子弹击中了他头后部,因此使他产生了视野缺损,这与他的视觉皮层损伤是相对应的。某个中风病人能看到鼻子,眼睛和嘴巴,但不能把它们组合成脸。这说明主管面部识别的那部分神经因中风而受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在对癫痫病人进行清醒手术时,用电极直接刺激大脑皮层的不同地点,他发现身体的每个部位都相应地在对侧的大脑半球有主管区域,可以像画地图一样描绘出这一条状范围。例如,刺激左侧大脑半球的运动皮层,病人的右脚就会有相应的反应,同样地,刺激右侧相应的区域,左脚也会有反应。刺激皮层的其它区域还可能引发味觉,对儿童时期的生动回忆,或者记起一段已经在很久之前就遗忘了的旋律。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二位外科医生正准备把潘菲尔德的技术用于确定科瑞娜的Broca氏区。他们的定位已经在差不多的范围了,但在取出肿瘤之前,他们必须通过检查科瑞娜的语言能力来确认她的语言中枢的准确位置。因为科瑞娜能说两种不同的语言,这需要比其他人更精准的确定语言功能区:她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神经功能区可能相邻,但由于她从小就说两种语言,因此这两个功能区也有可能互相重叠。神经心理学家苏珊·布克哈默正在消毒隔离幕帐后与科瑞娜交谈,从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图片给科瑞娜看。同时,手术医生廖敏妃用电极触碰科瑞娜的大脑,发出轻微的电刺激。科瑞娜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某一特定位置,其神经功能可能暂时受到抑制。

“这是什么?”布克哈默问,科瑞娜无力地看了一眼图片。

“萨克斯管(英语)。”她轻声回答。

“好。”布克哈默说,然后再换了一张卡片。

电极已经碰到了科瑞娜的语言中枢,廖敏妃把电极向一旁移动了一点。

“这一张呢?”

“独角兽(英语)。”

“很好,‘这个怎么样?’(西班牙语)”

“‘家。’(西班牙语)”

“‘这个怎么样?’(西班牙语)”

科瑞娜略微踌躇了一下,“自行车?”(西班牙语)她说。但那张图片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对鹿角。当科瑞娜出错或努力去辨认图片中的简单物体时,外科医生就可以判断是否已经碰到了重要的神经,就像贴“即时贴”一样,他们把这些区域用无菌的小纸片标识出来。

迄今为止,这都是标准的常规手术过程(廖敏妃已经做了600多例这样的手术了,他母亲死于乳腺癌脑转移)。但是今天对科瑞娜的皮层功能定位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天,有许多人进手术室,已经超过了正常观摩人数的二倍。那些人是来这里试用一种术中“内源性信号光成像技术(OIS)”,这种技术是UCLA的Arther Toga和Andrew Cannestra(他也是廖敏妃的外科助手)开发的。

天花板的吊杆上固定着一个特殊的摄像机,它正对着科瑞娜的额叶,当她说出卡片上图画的名称或回答简单的问题时(杯子是什么颜色?哪种动物会“汪汪”叫?),摄像机记录下她脑表明反射光线的微小变化。这种变化表示脑血流增加,间接地表示着认知活动所处区域。

当科瑞娜回答“绿色”,“狗”时,她的Broca氏区及其附近区域的神经活动情况被摄像机拍下来,并传送到房间一角的显示器上,图像也立即被传送到楼上UCLA实验室神经影像的超级计算机上,在那里,储存着一万个病人的5000多幅图像,如同这不断扩张的宇宙中的某个星系一样,科瑞娜的图像也是丰富的人脑信息研究中的一例。

“就好象每个人都面容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大脑都是不同的。”Toga说,他是神经影像实验室主任,今天也来观摩手术。“但是,通过研究上几千人的图像,我们可能从中得到些结果,弄清楚大脑是怎么回事。”

UCLA的脑图谱是用一种开创性的新技术——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来完成的。如同OIS一样,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测脑血流量作为间接了解认知活动的参数。虽然功能磁共振成像不是那么精确,但它是完全无创伤的,因此,这种方法不仅用于科瑞娜这样的外科病人,也可用于任何可以接受磁共振检查的人。这种技术已经用于检查抑郁症、难语症、精神分裂症以及其它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以了解其神经活动情况。还有成百上千人接受了这种技术检查,用于探索各种脑功能状态,从移动手指到回忆一个熟悉的面孔、面对一个道德难题、体验性高潮、比较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味道等。

这一新的科学告诉我们,在28岁的科瑞娜大脑里,怎样产生了28岁年龄时应有的思维。说到大脑的生长发育,科瑞娜出生于Santa Paula,这是位于洛杉矶北面大约50英里(80.5公里)的一个农场,出生过程顺利。实际上,她在母体内的九个月对她的神经系统发育来说,才是一场大戏。

在受孕后四周,将要变成科瑞娜的胚胎每分钟产生50万个神经元。在后来的几周,这些细胞迁移到了脑部,这地点是由遗传和与周围的神经元交互作用决定的。在他母亲的第二和第三孕期,神经元互相伸出了触须,形成了突触——神经之间的联系——每秒可达200万次。在她出生前三个月时,科瑞娜拥有了她所能有的最多的脑细胞:过于密集的联系。这时的神经元数量远远超过了她作为一个婴儿所需要,甚至超过了她作为成年人所需要的。

然后,在她出生前一周,这个过程逆转了。一组组神经元互相竞争,并建立彼此建立专门功能的神经环路。那些没有建立联系的神经元凋亡了,此过程称为“神经达尔文主义”。

这些有功能的神经已经开始对其要面对的时间做好了准备。在出生时,她已经能从陌生人中分辨出自己母亲的声音,熟悉在母体中听见过的摇篮曲,甚至可能对她妈妈做的墨西哥食品有了喜好,因为她从羊水中已经尝过了。最后一个完全发育的感觉是视力。即便如此,她也能在出生后第二天就能认出她妈妈的脸庞。

在其后的18个月中,科瑞娜是个学习机。婴儿的大脑汲取着她感觉器官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刺激。

“看起来好像她们就坐在那里盯着啥东西,”伦敦大学Birkbeck的大脑和认知发展中心的MarkJohnson说,“正是从此开始,孩子们开始汲取信息。”当科瑞娜开始体验这个全新的世界时,反复接受刺激的神经环路不断强化突触联系,而那些静止休眠的神经萎缩了。例如,在出生时,她能听出世上所有语言的各种发音,而当西班牙语的音调(后来是英语)充斥在她的耳朵里后,她的大脑语言中枢对这些声音更敏感,而对其它的声音,如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等,就不敏感了。

在前额叶皮层,即大约在她的额部到耳际处的范围,科瑞娜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在这部分的神经组织里。在此区功能尚未完全发育前,孩子们会去试图擦掉他在镜子里映像上的“小孩脸上的脏东西”,而不明白镜子里的映像是他自己,更不会擦他自己的脸了。

当科学家在研究高级认知功能时,他们发现人类的“自我意识”在大脑中不像汽车的汽化器一样,固定于某个特定区域,也不像花朵开放一样,在某个时间同时发育成熟。它的功能位置和成熟过程可能与大脑中各个不同的区域和神经环路有关,按各种特定的感受器和各个神经环路发育的时期而定。

因此,当科瑞娜在三岁前在镜子里看到她自己时,她还不知道,还需要一年后,才能明白那就是她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法耶特大学的Daniel Povinelli和他的同事的研究中,他们给小孩玩游戏的过程拍录像,然后悄悄地把一张大胶纸贴在他们的头发上。几分钟后给这些孩子们放录像时,三岁以上的孩子大都能到头上把胶纸撕掉,表明他们懂得录像里的那个“我”就是现在的自己,而小于三岁的就毫无这个概念。

但三岁时的科瑞娜是不会记得头上有胶纸的。她的最早的记忆是和妈妈一起到商店去挑选一件有蕾丝花边的粉红色裙子,那令她多么激动啊!那时她四岁。更早的事情她记不起来了,因为她的海马回——主管长期记忆的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还没有发育成熟。

但那不是说更早的记忆就不存在于科瑞娜的大脑中。因为在她二岁时,她父亲就离她们母女而去,她不记得他父亲酗酒并殴打她妈妈,但与那相关的情绪可能储存于她的杏仁核,那是在出生后早期就有功能的大脑边缘系统的另一个结构。高度情绪化的记忆铭刻于杏仁核中,虽然大脑没有意识到,但这仍在影响着我们下意识的行为和感受。

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大脑不同的部位以各个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育成熟。当然,在早期科瑞娜的大脑像学习机器一样工作时,对其正确的塑形非常重要。但最近报道,根据UCLA和马里兰州Bethesda的国立精神健康学院多年来对儿童的影像学研究,大脑灰质在青春期前有出生后的第二次爆发性增长。

作为一个典型的女孩,科瑞娜的大脑皮层在11岁时最厚(男孩还要在晚一年半以后)。在这次快速生长之后的10年内,大脑灰质逐渐变薄,直到最近才完成此过程(28岁)。最先完成这一过程的是那些有关最基本功能的,如感觉中枢和运动中枢,那是在大脑的前部,其次就是那些主管空间定向和语言中枢,分别在顶叶和颞叶。

最后成熟的部分是前额叶皮层,那也就是所谓的执行中枢:我们做出决策,比较各种情况和选择,计划未来,以及保持我们的行为举止处于常态之中。

“执行中枢直到25岁时才达到成人水平。”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的JayGiedd说,他也是神经影像研究科学家里的带头人。“在青春期,你有成人的热情、性欲、活力和情感,但很好地驾驭它们还要等到很久以后。”因此,青少年似乎都毫无判断力,不能控制冲动——这都不足为奇。“我们18岁能参加投票,”Giedd说,“还能合法地拿驾照。但你要到25岁才能去租车,也就是说,从解剖学角度看大脑,能租车的年龄才到成熟的时候。”

灰质成熟,并不代表神经的高级精神发育终止。即使在现在,科瑞娜的大脑仍在不断地发展。前一个十年神经科学研究的主题至于就是对大脑的发展和塑形的研究,特别是在成年后对其自身的不断改造和再加工。识读盲文的人,其感觉运动皮层(大脑处理触觉的中枢)的体积显著增大,特别是主管右手食指区域。而小提琴家们则是左手手指的感觉运动皮层增大,因其需要琴颈上跑来跑去地演奏各个音符,而仅是管理持弓的右手皮层区域则相对较小。

“十年前,大多数神经科学工作者把大脑看作计算机,在其生长发育早期获得了确定的功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ael Merzenich说,他是研究脑功能塑形性的先驱者,“但现在我们知道,大脑中人的一生中不断地对自己改良。”

但是,当大脑的自我塑造功能在老年时衰退前,仍然可以令成人大脑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根据Merzenich实验室的初步报告,即使在60~70岁的老人,通过专门的学习仍能使其已经衰退的记忆功能恢复青春。这种可塑性没有止境,除非某一个重要中枢,例如Broca氏区,被中风或肿瘤所破坏,病人就不会激活现有处于静默状态的神经环路,以恢复其功能。

现在我们回到科瑞娜今天的手术中来,在她的左侧额叶中,鸡蛋大小的肿瘤已经在她大脑里破坏了保持她的性情、组织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神经环路。幸运的是,大脑对于这些高级功能尚有内在的冗余系统,因此她的家人并没有发现她的个性改变:右侧大脑的对应区域担负了左侧大脑损害所造成的功能欠缺。

但是,肿瘤仍需尽快切除。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对她大脑功能的内源性信号光成像处理,以及另外一种红外线扫描技术的实验。在吊杆上摄像头已经缩了回去。

此时的手术室,除了手术组,其他的人都已经离去。科瑞娜已经非常疲劳了,但她还要保持清醒,坚持一会儿。廖敏妃医生用电刀分开肿瘤和科瑞娜的Broca区大脑之间的边界。 在消毒隔离幕的另一边,布克哈默医生拿出更多的卡片给科瑞娜看。

“这是什么?门? 很好。(英语)”

“这个怎么样?(西班牙语)”

手术刀越切越深,口罩上,廖敏妃的目光也越来越紧张。她必须完全切除肿瘤,但又不能伤到一点点脑神经,否则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到肿瘤的边界上切除干净了后,科瑞娜终于可以入睡了,因为其后的操作不需要她再保持清醒的反应了。

“她现在好吗?”廖敏妃医生问。

“非常好,”布克哈默答道,“完全没问题。”

“好,”廖敏妃医生说,“让她睡觉吧。”麻醉师从静脉输液中,给科瑞娜加了点什么药,我走过去面对着她的脸。

“科瑞娜,”在她快要闭上眼睛入睡时,我对她说,“你的大脑真漂亮。”

她轻轻地微笑着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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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大脑(下)

2014-05-10 利维坦

文/James Shreeve

译/srrsh

慧的脑更大


每天,Glen McNeil要花上六七个小时,骑着摩托车,车把手上挂着地图,在伦敦的大街小巷转悠。他今年28岁,是个知识丰富的孩子,他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以像他父亲那样,获得“绿牌”,而成为伦敦出租车司机。

如果McNeil实现了他的梦想,他的大脑会变得稍微大点,至少,海马回会变大些。“海马回”是大脑中一个形似海马的的结构,属于脑神经的边缘系统,这部分神经主管记忆和学习,包括处理周围环境的空间关系。伦敦大学的科学家们2000年发表的一个磁共振研究报告表明,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海马回后部比常人的体积要大些,这彻底反驳了既往认为成人大脑不再生长的观念。但是,脑神经的这种额外收获并非无需付出代价,一般来说,这些出租车司机的海马回前部比其他人小些,这表明为努力增加脑海中地图的储存,其它邻近的神经需付出代价。

假如成人的海马回能继续生长,那么大脑的其它部位是否也会呢?根据最近德国的一项研究,玩杂耍三个月后,视觉和运动皮层的灰质会有所增加。而当新近接受培训的杂耍学员停止训练后,那些增大的区域又缩回去了。并且,无论是针对出租车司机的研究,还是对杂耍学员的研究,都不能区分出脑组织体积增加是由于现存神经联系的增加,还是神经元数量的增加,或者,最难说清楚的,是否实际上有新的脑细胞发生出来——直到最近,人们都认为这是颇为荒谬的。在1998年,加州的La Jolla城Salk学院的Fred H.Gage在他的研究中显示,在成人海马回有新生细胞。Gage相信,大脑中普遍存在的干细胞可以发育成有功能的新的神经元。对于这些神经再生的深入研究,可以对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其它神经变性疾病提供治疗的希望。

与此同时,Glen McNeill已经对他自己的海马回有了更深入的训练。他已经通过了伦敦街道的三套考试,这证明了他对这里非常熟悉。

“最后是弄清楚城郊,”他用那浓厚的Cockney口音说,“通过那个考试,我就能拿绿牌了。”


你的面孔


40年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Paul Ekman,对新几内亚的头人出示了一些有不同表情的美国人的照片。尽管大多数头人都从没见过西方人的面孔,他们还是很容易地辨认出愤怒、高兴、沮丧、厌恶、害怕和惊奇(这最后二者的确是有点难以区分)的表情。当Ekman反过来,对西方人出示不同新几内亚的头人表情照片时,辨识也是准确无误的。Ekman这一经典研究,有力地说明了人类感情的面部表情,是跨种族无国界的,这一想法也是查尔斯达尔文首先提出的。

据Ekman说,这六种情绪(包括轻蔑)是人类共有的,是为了令人们对可能影响我们利益的各种情况作出迅速反应。引发这些表情的某些因素,也是所有的人都共有的。例如,突然侵入你的领地,会引起你害怕的表情。但大多数表情形成的诱因是后天习得的。新收割的干草气味,对某人来说可能勾起他暑假时乡间田园诗意般的感受,而对另一人则是被迫长时间劳作于田间的痛苦情绪。并且,这种情绪关联一旦形成,就很难,甚至不能再改变。

“情绪是大脑中最不易改变的部分,”Ekman说。但是我们能学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例如,我们表示出某种情绪,到我们可以自我意识到自己出现这情绪的时间——Ekman称此段时间为“不应期”。我们如果能自我检查这种情绪是否合适,然后把这种认识的时间变得更短些,那就是控制情绪了。缩短不应期的方法之一,就是知道那些诱因可以引起我们的情绪变化。


害怕什么?


那是一片丛林,或者过去是丛林。史前的环境使我们的大脑害怕蛇的滋滋声、野兽的咆哮声、大行鸟类的俯冲声、以及其它的各种自然界的威胁。从那各种威胁下逃生的人生存下来了,而那些对威胁心存疑虑的人——可能那条蛇并无敌意吧?它为何卷曲成那样呢?——没能活下来。

自然选择在很久以前就令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对那些威胁作出恐惧的反应。另一方面,实验表明,从未在自然状态下见到过蛇的,在实验室长大的猴子,在看到一个小猴子快乐地和一条长达3.4米的蟒蛇一起玩耍的照片后,并不显示出警觉的样子。那么,害怕蛇,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形成的?

上世纪80年代,在威斯康星-麦迪森大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人员对照了实验室饲养大的猴子和自然界野生的猴子对一系列情况的反应。实验室养大的猴子在看到自然界的野生猴子对蛇感到恐惧后(无论是通过看录像或实地现场演示),实验室的猴子也显示出对蛇的恐惧。但是,当剪辑的录像显示出野生的猴子对花草害怕时,实验室的猴子看过后并不表现出害怕花草。这就是说,在灵长类的大脑中,的确铭刻着那些可能伤害我们的自然现象,对那些无害的情形,后天也不易习得。但那些可能的威胁,也需要后天的经历来激发,正如实验室的猴子从其它猴子害怕蛇那里习得的,小孩子看到其它人害怕蛇,那么他也很快变得对蛇害怕了。

在最近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在大脑中追踪产生恐惧感的神经通路,那是在大脑中像小杏仁一样的结构,称“杏仁核”。它将用两种途径将危险的感知转变成行动。

我们的大脑皮层不断地接受来自眼睛、耳朵和其它感受器官传入的大量信息。此信息通路之一向杏仁核发送经过高级皮层处理的详细的信息,杏仁核对恐惧或其他情绪因素加速处理,而对其它不重要的信息暂时搁置一下。就好象你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广播新闻,而你前面的车刹车减速,你的注意力会迅速转移,大脑发出令你的脚移向刹车踏板的指令,而把正在听的新闻完全丢在一旁。其次,更快的一个通路,是将未经处理的从感受器传来的原始信息,通过皮层下通路直接送到杏仁核,完全不经过大脑皮层。如果你的前车是在狂乱中紧急刹车,这个更原始的通路会让你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在这些危险信息还没有上传到皮层使你进行有意识到行为之前。你大脑中这几毫秒的差别令你作出的反应,就是生死之别。


孤独的天才


15岁的Tito Mukhopadhyay在床上,蹲在他妈妈身旁,双手乱拍乱舞。这种姿势,加上他避免眼神交流,喉咙里不断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咕噜声,是典型的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征象。但Tito并不是不会说话。有人问他,为什么双手挥舞不停,

“我知道这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他回答说,一边还用铅笔在纸上乱画,“我习惯这样,让我感觉自己在飘散。”

最初,他被诊断为智力减退。他生于印度,他妈妈带他看过一个又一个的医生,企图找到孩子的异常行为和语言障碍的原因。经过了各种近乎无情的,有时是非正统的训练,他妈妈终于为孩子打破了交流障碍,最初是用铅笔在他手上轻敲,后来终于教Tito学会了加法和减法,文字阅读,甚至能以书写交流。因为他母亲的努力,在那些低功能的自闭症患儿中,Tito成了非常罕见的,能非常清楚地描述自闭症患儿内心状况的人。

Tito非凡的自传揭示了比他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的个人感受和智力水平。他在8-11岁时写下《寂静的深处》一书(于2000年在英国出版,2003年美国出版,书名改为《心灵之树》)。在书中,按时间顺序,他写下了早年试图努力处理来自他身体各处的错乱的感受,以及他为控制身体和行为做出的巨大努力。他记下了两个不同的“自我”,一个是思考的自我“充满了学习和感受”,另一个是行为的自我“怪异并且充满行动”,对此他无法控制,因为这二个自我分属不同个体。“这二个‘自我’各自独自存在,互不相连。”

“Tito最大的成就不是克服自闭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Michael Merzenich说,他深入地研究Tito这个病例,“在他的大脑中,仍有些混乱的神经冲动。”这些混乱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毫无疑问,基因遗传对此类情况起一定的作用。在那些后来发展成自闭症的婴儿,其大脑在他一岁时也经历了快速的生长,这与把神经冲动送到白质的细胞过度产生有关。

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Chris和Uta Frith已经确证,有一组神经结构——其一在我们的眼睛之上,其二在耳朵附近,其三在大脑顶部——那就是能让我们推断出其他人在想什么并使我们的行为与周围其他人协调。而患有自闭症和Asperger综合征(另一种轻度自闭症)的人,这些区域的神经活动较少。大脑的其它部位,如杏仁核和海马回,可能也与此疾病相关。目前对此尚存疑问:一个有如此之多的症状和病理的疾病,仅有一个如此单纯的原因。

“别人都觉得我很怪,”Tito写道,“医生们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我,我也觉得奇怪。”


绝对音高


音乐是大脑与生俱来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没有音乐,我们的大脑因音乐而兴奋,被其魔力所感动。但是,绝对音高——一种不需要与其它音相联系,就能确定某一音的音高的能力——是非常少见的天赋,在西方社会,只有万分之一的人有这种能力。

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消防车是红色,天空是蓝色一样,有绝对音高能力的人,毫无困难地一听就知道那个声音是降E,或者是升G。在音乐家,有此天赋似乎并不奇怪,莫扎特有,贝多芬也有。但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

有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能力也不是那么少见。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说有声调语言的人,如中文普通话,越南语,都有某种形式的绝对音高能力,例如,能在几天后用同样的音调重复几天前曾说过的词语。另一个研究发现,纽约州,罗切斯特市Eastman音乐学校,有7%的非亚裔一年级学生具有绝对音高,而在亚洲的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则有63%的学生有此能力。

绝对音高也不仅仅和语言有关。不是所有的说有音调语言的人有此能力,有绝对音高能力的人也不都说有音调语言。日本人有绝对音高的比欧洲人多,但日语并非有音调的语言。可能亚洲人在这方面有遗传倾向,但这对日本人来说,更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较早接受音乐训练,如那些接受铃木教学法的小提琴演奏者们。


婴儿也知道


婴儿的大脑里在想什么?当然,婴儿不能直接与我们交流思想,甚至因为磁共振(MRI)那严重的噪音和狭小的空间,婴儿不愿意躺在MRI的机器里让研究人员看看他们的大脑。在伦敦大学Birkbeck的脑和认知发展中心的婴儿实验室,Jordy Kaufman用一种直接的方法去“阅读”婴儿的内心。

Kaufman用一个装满电极的头盔戴着六个月大的孩子头上,记下他们在看一段火车消失在隧道里的卡通片时脑部的电活动。

传统的行为研究显示婴儿的大脑缺乏感受物体存在的能力:当某个物体突然从婴儿的视线中消失时,婴儿的表现显示他认为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但是婴儿实验室,从高科技的头部网状电极记录下来了,当婴儿看到火车消失时,右侧颞叶有大量的电活动,这与成人在脑中想象一个视线中没有的物体所发生的电活动类似。当抬高隧道,显示其中并无火车——与脑中想象的物体仍存在发生矛盾——电活动范围向上方移动,表明婴儿试图保留其脑中的火车印象,尽管视觉中已经不存在了。

这意味着物体恒存性是在大脑中预置的吗?的确可能。但是Kaufman希望能看见认知的发育过程,是在大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由先天的自然和后天的培养所成,因为婴儿的内在倾向性引导着他去寻求外在的经历,然后用这种后天培育的过程,调节其特定的神经网络。

例如,喜欢盯着脸看是似乎是大脑的原始区域存在一种先天的内在本能。婴儿实验室的Hanife Halit已经证明,在婴儿生活的第一年中,其高级的颞叶皮层就专一地发展了对面部识别的功能,实验发现,婴儿先是对正放和倒置的猴子和人脸照片都有反应,后来,仅仅对正放的人脸有反应。正常的婴儿也会喜欢那些背对着相机而回眸看的那些脸部照片,而缄默症的孩子则不喜欢。Halit推测,假如没有内在的对面部认知的倾向性,婴儿的大脑就不能以增加社会交往来引导其正常的发育,这会导致对社会环境刺激的全然漠视——这就是自闭症的标志之一。


可改变的神经通路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人类的大脑都被认为是一台生物计算机,正如一个科学研究人员所说,“如同肾脏泌尿,脑子冒想法。”我们知道,人类大脑比计算机硬件要复杂得多,其对外周环境的每次感知和行为的可塑性和流畅性都不是计算机能比拟的。

在过去的10年中,Alvaro Pascual-Leone在盲人进行的对神经可塑性的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结果,他现在是哈佛大学波士顿Beth Israel医院的神经科教授。

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Pascual-Leone和他的同事们在国立健康研究所(NIH)显示,成年盲人学习盲文时,负责感受手指传入触觉的那部分大脑皮层区域明显扩大。在1996年,研究人员有了更惊人的发现,盲人用于阅读的手指,不仅激发了体感运动皮层(感受触觉的那部分),而且还同时激发了大脑枕叶的视觉皮层。

难道在成年盲人,神经联系穿过大脑,到达因为没有受到刺激兴奋而没有发挥作用的视觉皮层?Pascual-Leone对有正常视力的人进行实验,把他们的眼睛完全遮盖连续五天,实际上,仅在两天后,当这些受试者用手指辨读盲文时,功能磁共振就显示了他们的枕叶皮层有兴奋活动,甚至在听到别人读出词语或说话时,也有同样的结果。两天时间,几乎不可能让神经从触觉或听觉中枢生长到枕叶的视觉中枢。但在遮盖眼罩除去几个小时后,视觉皮层就又变回到只对眼睛的传入有兴奋反应了。

因此,是什么原因使得大脑突然具备了“看”手指的触觉和耳朵的听觉?Pascual-Leone认为,视觉皮层和触觉、听觉皮层原本就有联系,只是当眼睛正常工作时,这种潜在的联系并不发挥作用。而当眼睛不再接受视觉直接传入时,为获得同样信息,仅次于视束-枕叶通路的联系即开始发挥作用。

“真是有挑战性,我们还以为大脑不会形成那种形式的感知,”他说。看来,100多年来,神经病学家们所说的视觉皮层不仅仅是对眼睛传入信号进行分析,这块区域的功能应该定义为“对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的皮层,因为无论这种信号是从何种途径而来,它都能对其进行这样的处理。


表达过度症


无论在那天早晨,波士顿麻省总院的神经科医生Alice Flaherty,都会在清晨四点半钟,坐在她的电脑前开始写作。白天,她可能随手会在一张纸片、厕纸、手术衣上写点东西。甚至,假如没有可以写的地方时,她会写在自己的身上。为了在洗澡时能记下突然冒出来的好点子,她会浴室里放一支可以在墙上写字的防水蜡笔。在她的自行车上,也永远放着钢笔,以便记录骑行中爆发的灵感。

Flaherty的这种强迫写作的行为或许也是一种乐趣。那是在1998年,她双胞胎在尚未出生便遭夭折,这种巨大痛苦后来慢慢导致了这种强迫记录现象。Flaherty患上了这种称为多写症(Hypergraphia),一种以不可抑制的“写作、写作、再写作”为特征的躁狂现象。她后来写出大量的文章,比原来多出了20倍。这种不能抑制的写作欲望甚至使她在半夜醒来时,在黑暗中也不停地涂写着,以至于她身边堆满了凌乱涂写的字条。后来,这种情况在她双胞胎女儿出生后,再次发作。她的两个女儿现在已经5岁了,非常健康。

Flaherty对多写症的专业研究和个人兴趣终于使她写了本关于此病症的书,这或许是意料中的事。她认为自己这种情况是由于怀孕和生产期间内分泌激素极度紊乱的结果,而临床上更常见的,是产后严重的抑郁症及其它的情绪精神障碍。这种多写症常与颞叶癫痫相伴发,后者也可导致过度沉湎于宗教,认为即使最琐碎的小事也有其强烈的宗教意义,或体现高度的宗教追求。多写症的患者虽然有自我强迫地写作行为,但并非在写作上有什么天赋。Theodore Kaczynski(笔名Unabomber)的激烈的诅咒行为就是一个典型。(此人为美国一个罪犯,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Michigan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后隐居一偶,并在其后的17年间不断邮寄邮件炸弹等——译注)。

然而,颞叶在多写症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我们研究人们的创造能力、或文学创作的神经基础打开了一扇窗口。据大多数研究结果,右侧大脑半球是主管创造力的,左侧是逻辑思维和反映客观认知的。这种说法虽然有根据,但是也过于简单化了。Flaherty在她的书《深更之疾——写作的动力、书写中枢、和脑的创造性》中说,创造性的更重要部分源于颞叶、额叶与边缘系统的联系,边缘系统是大脑更初级的、主管情绪的部分。额叶对于提供思维的判断力和思维的灵活性起主要作用(这就是天才的思维基础),而颞叶和边缘系统对思维过程的推动力和动机作用更大,Flaherty认为创造性动机比天才本身还重要。这不仅仅针对写作而言,所有的创造性活动均出于此。

“要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高级棋手,”她说,“对下棋的热爱,每天玩上十几小时,对大脑来说,这比学习什么定势招式更重要。”


精神状态


2500年来,佛教徒用严格的训练方法,使其精神状态远离破坏性情绪,而倾向于关爱同情、高兴喜悦的态势。被一系列说明大脑可塑性的新证据所激励,西方的神经科学研究人员们对“沉思冥想是否能彻底改变大脑”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过去几年中,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Richard Davidson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西藏喇嘛的大脑,在冥想状态和非冥想状态时的活动。在前些时候,该研究小组的结果已经显示,容易发生不良情绪的人,右侧大脑半球前额叶皮层有特定的持续性活动,而在那些脾气温和,积极向上的人,其电活动却在左侧前额叶皮层。当Davidosn在一个深谙冥想之道的老年西藏喇嘛身上做实验时,该喇嘛的基础电活动比既往任何一个受试者更多地在左侧大脑。据此实验结果,这位喇嘛是世界上最高兴的人。

Davidson最近检测了一些志愿者的前额叶电活动,他们来自威斯康星州高科技公司。其中一组接受了八周的冥想训练,对照组则没有。所有的受试者均接受过流感疫苗注射。

在实验结束时,那些经过冥想训练的人,其电活动明显偏向左侧,即“更高兴的”前额叶皮层。冥想组的人对流感疫苗的免疫反应也更好,这表明冥想训练不仅改善精神状态,对机体健康也有良好的作用。

在仔细观察了解像Davison那样的西方认知科学家的研究的结果后,DA LAI喇嘛亲口说,“你不一定要成为佛教徒,人人都能拥有安静的心灵和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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