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通奸”？中西方都曾立法将其入罪。
通奸（Adultery）是指已婚人士自愿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通奸不是犯罪，因为我国的《刑法》及相关的法律中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
中国古代史书上称为“和奸”。
《诗经.卫风》写齐襄公与异母妹文姜通奸，文姜嫁给鲁桓公后，两犹如空气和水，人仍私情不断，被鲁桓公发现，齐襄公恼羞成怒，派人把鲁桓公杀了。春秋时期郑卫风情大盛，桑间濮水成了男女“相好”地方。
“相好”这个词带有很暧昧的色彩，也是不得露水者侧目用之之词。这个“好”字是会意字，男女在一起为“好”，这个“好”代表了人类早期的感情活动。“友爱”的“友”字，是两只手握在一起。“爱”的繁体字写作“愛“，字下面也是“友”字，男女的两只手拉在一起。“男欢女爱”的“欢”，左边是“又”字，代表手，手拉手。右边的“欠”字，是抬身的意思，异性拥抱可能一方高度不够，就要起身相承。
中国古代史书通奸法律上又称“和奸”，民间贬义叫“私通”，稍微中性说法叫“相好”。“通奸”本来应该称“通好”，因为这种关系暧昧，于是有夫妇之人随便乱爱，舆论给了个贬义色彩很浓的词“通奸”。农村有的地方俗称通奸者为“轧伙”，“轧伙”，是一起做爱的意思。
中国古代皇帝后宫为防止出现通奸，用阉割的太监去服务妃嫔。
中国历代对“通奸罪”的处罚，演变趋势呈现“U”形轨迹。
中国通奸罪最早载于《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宫就是宫刑，阉割男性生殖器，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史记-始皇本纪》载：“有子而嫁，倍死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浩诚，夫为寄之，杀之无罪”，规定把“私通”定以极刑，且可不告而杀，私刑亦合法，“人人得以诛之”。
从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华法系也是一直设立通奸罪。如果对中国历史上通奸罪罚的演变趋势做一种鸟瞰式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它恰好呈现出一个“U”形轨迹：前期重罪化，中期轻罪化，后期又重罪化。
秦汉：处罚严厉，最甚时处宫刑。
秦汉魏晋时期，法律对于通奸罪的处罚很严厉，如据北魏的刑法，“男女不以礼交，皆死”，通奸是死罪；又允许亲属对通奸之人以私刑处死。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所谓“寄豭”，指跑到别人家传种的公猪。意思是说，如果丈夫像公猪一样钻进别人的被窝，那么被人杀死了也是活该，杀人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据汉代墓葬出土的张家山竹简记载：“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普通人通奸，男女都要被罚干苦力，男的去修城，女的去捣米。如果是官员通奸，则按强奸罪论处。最残忍的，会直接没收男人的“作案工具”，也就是宫刑。
秦汉时施行宫刑注意保健受刑者，阉割场所称“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唐朝：判罪从轻 男女各徒一年半。
到了唐宋时期，“通奸”属于“十恶”之十的“内乱”，所谓“十恶不赦”。“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和”，是指通奸。《唐律》在对待“私通”的问题上，将重罪变成了轻罪：“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可捉奸押送官府，不服者则可杀之。与韩国现行法律对通奸罪的处罚（判二年以下监禁）差不多。
对官员与辖区内女子通奸的，法律称为“监临奸”，“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男女间有亲属关系，加重处罚；亲属关系越近，处罚越重，甚至可处绞刑。
然而，非常滑稽的是，皇帝制定的通奸法律，自己却被通奸的老婆与下属害死。据《唐书》记载，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寺少卿杨均长期与唐中宗李显的韦皇后通奸。经不住荷尔蒙的刺激，韦皇后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杀害李显，让马秦客等人做了一碗类似“羊肉泡馍”的美食给李显品尝。谁知，“羊肉泡馍”中含有剧毒，李显吃后一命呜呼。后来，李隆基政变上台，对韦皇后、安乐公主等全部诛杀，马秦客等人也被枭首示众。
宋朝:对通奸者处置最接近现代。
总的来说，处于秦汉与元明清之中间的宋王朝，对通奸罪的处置是最合乎现代文明的。宋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宋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对通奸罪，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
宋朝立法对于民间的通奸行为，基本上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宋政府对于官员的通奸行为，又主张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官员与民妇通奸，宋人沿袭唐代称之为“监临奸”，宋朝法律申明：“诸临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员犯奸，也不是“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发的罪行。一旦有官员被发现与人通奸，往往还将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
元朝:废除“奸从夫捕”旧法。
元朝开始尚沿用“奸从夫捕”的司法惯例，但在大德七年（1303），元廷便废除了“奸从夫捕”的旧法，原因是当时一个叫郑铁柯的官员发现，民间有男人“纵妻为娼，各路城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不惮”。
郑铁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按照法律，通奸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官员不能主动出马捉奸。如果废除“奸从夫捕”之法，要求“四邻举觉”，则小民“自然知畏，不敢轻犯”。
元廷采纳了郑铁柯的建议，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如此一来，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南宋法官范西堂担心的“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景象，宣告来临。
明清:鼓励民间“捉奸”。
明朝对私通的处罚沿袭了元律，按《问刑条律》规定，允许本夫捉奸；而且按《大明律集解附例》规定，当场杀死奸夫无罪。对通奸者，“无夫奸杖八十，有夫奸杖九十”。清律又沿袭了明律，按《大清律例》“杀死奸夫”条，允许私刑，允许捉奸，允许当场杀死通奸者，通奸者“杖九十”。
草根出身的明代朱元璋对官员通奸处罚更狠，在唐代的基础上再加一等，鼓励民间捉奸。若女方的丈夫捉奸在床，对奸夫淫妇可当场直接打死。到了清代，法律同样规定，对通奸男女可当场杀死。相比于古代官方法律，民间对通奸的处罚相对简单，只是“凡和奸者，杖八十，男女同罪”，女方也要“去衣受仗“，要被脱下裤子打屁股。
明朝以来，多了一种“刁奸”罪，类似现代的“诱奸”。明朝规定：“刁奸者，杖一百。”在清朝，按《清律小注》载：“刁奸者，不论有夫无夫，俱杖一百。既有夫有弃而外淫，故加一等。”罚后，奸妇可由丈夫转卖，但不准卖给奸夫。
不过，自古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对通奸处罚严重，就有人通过纳妾，将通奸女子娶进家门。清嘉庆年间，浙江衢镇左营把总辄陈邦太与民妇程方氏通奸，几次欢愉之后开始担心自己的仕途。于是，陈邦太托关系走后门，给自己弄了个假户口，“明媒正娶”程方氏。但被同僚揭发，遭到朝廷严惩，依据的法律就是“官吏奸所部妻女，加凡奸罪二等”。
世界各国处罚通奸者的方法：
轻者吃屎，重者扒皮。
惩治通奸有时会造成一种十分扭曲的社会风气。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是凯撒大帝的义子，他自己生活放荡，在爱上比他年长17岁并怀有六个月身孕的丽维亚时，毫不迟疑地废黜了他的妻子。可是他却颁布了严惩通奸的法令，这种惩罚当然主要是针对女子的。如果一个男子发现妻子与人通奸，就要和她离婚，否则就要冒被告发的危险。通奸的女子被放逐到一个小岛上，没收她一半的嫁妆和三分之一的财产，任何男子如果再和她结婚，视为同犯。而和她通奸的男子如果已婚，也要被放逐，但和她不能在同一个岛上。事实上，任何男子只要是已婚的，都有可能被认为是通奸的共谋而遭受处罚，只有单身汉可以免除。而如果男人的情妇不是登记在案的妓女，他也可能被控以“非自然劣行”的罪名。因此，申请合法登记的妓女人数增加了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颇有名望的女人。
世界各国旧时处罚残忍。
古朝鲜：脸上烙印。
古朝鲜的一些地方，为惩罚不贞妇女，要在女人的脸上盖上烙印，就像《水浒传》中给犯人脸上刺字做记号一样。
古印度：砍手指处火刑。
在古印度，惩罚通奸又往往和维护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如果是同一阶段的男女通奸，要被砍掉两个手指，或是课以罚金。如果通奸双方的阶级不同，则罪刑更为严酷。如是低阶级的男子与高阶级的女子通奸，阴茎要被烧除，而且要躺在烧得通红的铁床上，施以火刑；而这高阶级的女子，也要被人用铁制之物将阴道灼坏。
欧洲：刻红字“A”。
在欧洲，过去曾有在失贞女子的脸上或衣物上写有表示失贞的红色大写字母A的做法，字母A有“通奸”、“不贞”的含义，使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不贞之妇”，使这个女人羞辱一辈子，这也正像纳粹强迫犹太人穿上带有黄色星记的衣服一样。在马绍尔群岛，曾有吞便惩失贞的习俗。女子如果在婚后失贞，就要被处罚以当众吞下粪便，这意味着她如同粪便一样臭不可闻。
男子荒淫，女子便无法守贞。
可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在古罗马，贵族们由武士来保护贵妇人贞操的风气十分盛行，可是在贵妇人的情夫中，恰恰多半是肩负保护妇女贞操“重任”的武士们。在古代的西亚和中亚地区，妻子们居住的后房被监管得密不通风，可是女人仍有本事找到给丈夫戴绿帽子的机会。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之中，就曾借波斯人之口讲了几个使丈夫们瞠目结舌的偷情故事，这是有可靠的现实根据的。基督教的女修道院被监管得比波斯贵族的后房还要严厉，却仍然不能使修女们严守贞操，这在卜迦丘的《十日谈》中反映得十分明显。
总之，没有这一半就没有那一半。男子荒淫，女子就无法守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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