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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宗捣毁的景泰陵:建于十三陵之外的明皇陵


位于海淀金山陵园的明朝景泰帝的陵园:景泰陵

得重病后被英宗夺位死后谥“戾”


和兄长比起来,朱祁钰颇具治国才能。但是,在处置帝王家事时,他却处理得不太周全。明朝的第一家庭本来是达成这样的利益平衡:英宗安居南宫,衣食无忧,不预朝政,景泰帝居帝位,但不易储君,百年后仍传位给侄子皇太子朱见深,使帝位的传承重回英宗一系。但景泰帝认为“父有天下必传于子”,在帝位巩固后便开始打破这一平衡。他先是禁锢英宗,不得与外界接触,时刻监视,在生活上也缺乏关照,使英宗过得有些窘迫。然后又不顾朝臣的反对,改易储君,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皇太子,在见济夭亡后仍拒绝复立见深为太子,失去了缓和矛盾的最后机会,为自己种下了苦果。

后人无法推测出景泰帝心中的真实想法,不少历史学家对景泰帝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但是,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景泰帝内心里,对这位差点葬送了祖宗基业的兄长极度不满,这才连兄长的生活都缺乏关照呢?当然,景泰帝还是比较厚道的,给事中徐正为了讨好景泰帝,曾密奏把英宗和故太子朱见深迁到山东沂州软禁起来,景泰帝听后很是愤怒,立刻将其贬谪云南,他想用严惩来警告那些奸佞小人,做到了“谗间之言罔入”。

景泰七年的年底,景泰帝得了重病,朝中以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奸佞为首的一股暗流在涌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他们聚众打破南宫的宫墙,拥英宗夺东华门而入紫禁城,政变成功,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据说,景泰帝听闻英宗复辟后,连说“好,好”,精明的他,对自己的悲剧结局已经很清楚了。英宗复位后,在奸佞们的挑唆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杀害了忠正刚直的大臣于谦、王文,为王振平反,废景泰帝仍为郕王,移居西内永安宫。英宗还指斥景泰帝“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往彰闻,神人共愤”。二月十七日,景泰帝去世,死因不明,据《病逸漫记》说:“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

明万历年间《入跸图》局部,

描绘了明神宗万历皇帝从昌平谒陵归来

到金山谒拜景泰陵的场景,

图中最左侧的黄琉璃瓦建筑就是明代的景泰陵。


景泰帝的皇后汪氏,顺天府人,正统十年为郕王妃。景泰帝即位后被册封为皇后。汪皇后为人善良,念及死于战争中的军人和平民暴骨荒野甚是可悯,特令官校予以安葬。景泰三年,景泰帝欲改易储君,汪皇后力执不可,汪皇后触怒了景泰帝,后位随即被废。景泰帝立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又立太子的母亲杭氏为皇后。景泰帝去世后,英宗令景泰帝的贵妃唐氏等妃嫔殉葬,还打算让被废的汪皇后殉葬,幸得大臣李贤劝解才作罢。

不久,英宗令汪皇后迁回郕王府,降为郕王妃。恢复了皇太子地位的朱见深知道汪皇后因为反对改易储君而丢掉了皇后的位置,非常感激她,对她十分恭敬。汪皇后迁居郕王府时,朱见深又在英宗面前为汪皇后说好话,允许她把在宫中的所有用品带出宫去。

汪皇后和朱见深的母亲周氏相处得很好,常常入宫探望周太后,得以叙家人之礼。某次,英宗问太监刘桓:“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玉玲珑的腰带,怎么找不到了?”刘桓说,被汪氏拿走了。英宗派人去索要,汪皇后将玉玲珑腰带扔到井里,对来索要的人说,腰带没有了,找不到了。然后,她又对旁边的人说,我夫君当了七年天子,难道不能拥有这区区几片玉么?可见,汪皇后虽被景泰帝废黜,但还是很维护已故夫君的尊严的。不过,明英宗后来就借故罚没了汪皇后的全部财产。

正德元年(1506),汪皇后去世。当时的明武宗召集大臣商议祭葬的礼仪,大学士王鏊建议说,按照王妃的规格安葬,但是按照皇后的规格进行祭祀。武宗表示同意,于是,汪皇后终以嫡妻的身份与景泰帝合葬景泰陵,被谥为贞惠安和景皇后。皇后在皇帝生前就被废,去世后却仍以嫡妻的身份与皇帝合葬,不要说在明朝历史上是仅有的,就是在中国这五千年历史上也是独此一人。

景泰帝不仅被降为郕王,去世后还被加恶谥“戾”,是终身为恶,死不悔改的意思,称郕戾王。成化年间虽被恢复帝号,谥为恭仁康定景皇帝,但比起明朝皇帝普遍十七个字的谥号差得很多,且没有庙号,在礼仪上无疑是被贬抑的。直到南明弘光元年(1645),景泰帝才有了庙号:代宗,同时被追加十七个字的全谥: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寿陵被毁草草葬于金山陵园


早在景泰七年二月,肃孝皇后杭氏去世,景泰帝即命在昌平营造寿陵,又为寿陵设五十守陵户,并改武成中卫为寿陵卫。六月,葬杭氏于寿陵。寿陵建筑雄伟,明楼高耸,可与长陵、献陵媲美。英宗复位后,于天顺元年(1457)五月,派工部尚书赵荣率长陵等三卫官兵五千人,将寿陵捣毁,仅余空荡荡的玄宫(地宫),留下了“景泰洼”的地名。直到一百多年后,生前没来得及营造陵寝的光宗朱常洛(在位仅29天)被葬入寿陵所遗的玄宫,“景泰洼”才被庆陵这个新地名取代。而杭氏灵柩的去向,文献缺乏记载。

景泰帝去世后,以亲王礼被草草葬入金山陵园,与许悼王及怀献世子园寝共处。起初的景泰陵非常简陋,它能有后来的规模,与当时朝廷官员的努力有关。景泰帝身后凄凉,朝野上下为其平反昭雪的呼声不断。身为未入流小官的荆门州训导高瑶冒死上书朝廷,要求追复景泰帝谥号,为其恢复名誉。宪宗朱见深终于在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下诏恢复景泰帝号,并下令按帝陵的规格修饰陵寝。但实际上仅对陵寝略加增饰,陵宫建筑仍按王陵的级别覆以绿瓦,陵碑也是按王陵之制立于陵宫门外偏东的位置,徒具帝陵之名,实际上仍是王陵。

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明世宗拜谒景泰陵。同样是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的世宗自然对景泰帝多了一分同情,他认为景泰陵全然不符合帝陵体制,命改易黄瓦。又认为陵碑偏置门左且无覆盖,也不是帝陵的体制,十一月,命在陵门之外、大门之内的正中位置建陵寝碑亭,移陵碑于亭中,使之略具帝陵之制。直至明亡,景泰陵再未改建增饰,成为明代陵墓中的一个特例,故而后人乃有“景皇帝陵在帝与王之间也”,成为最独特的帝陵。

景泰陵在盛时是什么样子呢?结合梁份的《帝陵图说》和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等文献和现存的建筑遗迹,可对陵寝面貌做如下合理推想:景泰陵陵宫朝南向,后以金山为来龙,前以玉泉山为朝案,略具风水吉壤格局。陵门外参天松柏夹道,陵门两侧左右分列宰牲亭、祠祭署、内官房。陵寝内分为三进院落,整个陵寝呈前方后圆状。景泰陵未砌宝城,未建明楼,加上地势偏侧,规制狭小,气脉不佳。终明一代,景泰陵的规制都在帝与王之间,而且始终未上陵号,名虽称陵,却远未达到帝陵的标准。

景泰陵的外墙

祭祀典礼与帝陵一致


景泰陵的玄宫(地宫)制度文献从未语及,据当时的玄宫制度推测,应该是三主室二配室三壁龛的五室玄宫。即前、中、后三室依次排列,呈十字形,中室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配室,后室的后壁和左右两壁各有一个壁龛,平面布局和十三陵的定陵一样,但要小得多。玄宫前室摆放万年灯和数目庞大的木雕彩绘仪仗车马俑群。

中室摆放石制的帝后御座,两旁的石台上放着数个盝顶宝盒,内装谥册、谥宝。中室两侧左右配室中的棺床上是殉葬的贵妃唐氏等人的棺椁,棺椁前放置着圹志石,围绕棺床摆放着盛放随葬品的红漆木箱,文献中没有交代下落的肃孝皇后杭氏的棺椁估计也在配室中。后室的须弥座棺床上放置着景泰帝和汪皇后的金丝楠木棺椁,帝后的圹志石放在各自棺椁前,棺床下排列着装随葬品的红漆木箱和木、竹、铜、锡、陶制的明器,后壁和左右两壁的壁龛里放着殡仪木牌。

玄宫里的文物如今是否安然无恙呢?据《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1933年11月17日,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函宛平县政府,请调查平北金山口景帝陵是否被盗”,但结果没有下文。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曾表示:“景泰陵没有过被盗的记载,据我们推断,景泰帝下葬时政治上很受排挤,陵墓被盗的可能性不太大。”

景泰陵的祭祀初期用少牢(一猪一羊),由宦官行礼,恢复帝号后,改为遣驸马或皇亲致祭,典礼同于帝陵。据沈榜的《宛署杂记》:每年的正旦、清明、霜降、中元、冬至、万寿节、帝后祭辰,凡八祭,祭之先十日,太常寺题,请遣官行礼。

万历年间的祝版格式为:“维某年月日,孝玄侄孙嗣皇帝御名,谨遣某官某,谨昭告于恭仁康定景皇帝、贞惠安和景皇后曰:节序流迈,时维某节,追慕亲亲,良增伤感,兹以牲醴,用修时祭,伏惟尚享。”据《酌中志》记载,景泰陵有“掌府官一员,佥书十余员,以供洒扫,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处掌府官行礼”。

景泰陵的祾恩门

明清至今多次修缮


进入清朝后,景泰陵仍属保护之列,设有守陵内臣一人,守冢陵卒二人。祭祀事务由礼部掌管,陵寝地亩由户部管理,禁约树株的责任属于工部。后来陵禁渐渐废弛,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学者梁份考察景泰陵时,见到的是松柏被伐、建筑圮坏的惨状,“门及墙屋皆毁尽,所存惟石基、石阶耳”。稍后的《长安客话》则说:“陵前坎陷(作者注:坎陷,坑洼不平之意),树多白杨及樗。”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进一步裁撤守陵人员,只设陵户二名。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对景泰陵进行了简单维修,又命人在陵碑的碑阴刻上御制诗《明景帝陵》及按语,陵碑也从此前后倒置,改变了朝向。本来是景泰帝的圣号碑亭,现在因为刻了乾隆帝的御制诗,就此变成了“御制诗碑亭”,成了三山五园的一处点缀。

自此之后,景泰陵再度荒废,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九月初九日(10月15日),两代帝师翁同龢来到景泰陵前,见到的是“坯土之外,悉为麦陇,仅有一石碑矗立”的景象。他将此事告诉给了恭亲王奕,不久,恭亲王又将此事上奏给了慈禧太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道:“昨(八月廿六日)慈驾(慈禧太后)驾幸玉泉山,以远镜视之,恻然兴叹。今晨,邸(恭亲王奕)令文侍郎琳查奏,邸属检《日下旧闻考》及《会典》示之。”。

这之后不久,慈禧太后出内帑银,下令依照乾隆年间的样式重修了景泰陵,并在祾恩门外的左侧增建了一间供守陵人居住的小屋。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景泰陵的主体建筑如碑亭、祾恩门实际上就是这次重修的遗存,真正属于明代的建筑遗存恐怕只有部分陵墙和那一方刻于明成化年间的石碑了。

民国初年,日本人宇野哲人来此探访,看到的是碑亭、陵冢尚存,“陵之周围已化作耕田,近有小屋,为守陵者所居”。1955年,为配合定陵的发掘工作,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一起寻找景泰陵,他们在西郊整整跑了一天,终于找到了破败不堪的景泰陵,随即派人修缮,将其建成一个小小的公园,加以保护。

在这次修缮后不久,陈毅元帅于1957年3月28日游览了景泰陵。他看到了碑阳乾隆帝的诗,认为乾隆帝在诗和按语中对景泰帝所做的评价很是不公,这位元帅诗人写下了《游明景泰陵》的诗对乾隆帝的诗予以了反驳:

十三陵外有孤丘,走访知是景泰陵。能任于谦挽危局,岂料石亨竟夺门?汝非篡逆无惭怍,彼是归俘太不仁。封建制度固应尔,何必片面责朱明。

“文革”中,景泰陵遭到破坏,陵冢被平毁,陵碑被推倒,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景泰陵的祾恩门被改做棚舍,享殿和陵冢旧址上建有军鸽房和简易公厕,陵墙以内分布着几畦菜地和一个粪池,令人不胜感慨。

2001年,景泰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财政拨专款修复。如今,景泰陵是正在建设中的“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组成部分,期盼这座历经五百多年沧桑、饱经磨难的海淀区的唯一皇帝陵能得到人们的关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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