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一枝小花，自古以来就有“金石书画”一说，“金”，主要是指铸于青铜器上的铭文；“石”，主要是指刻于石上的文字资料；它们二者融会贯通于中国书画一体，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葩。
竹刻艺术是金石书画的延续和发展，其中，竹刻笔筒更是举足轻重的雅器，笔筒虽小，集绘画、书法、雕刻为一身，是历来文人名士的心仪之物，观其形识其字，给人以文静、清秀、古朴的艺术享受。
笔者在初夏的江南水乡郭巷镇，偶得苏州已故著名学者袁封百先生手刻的毛竹笔筒，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公诸于世，与君分享。
谈到袁封百先生，就不能不说起苏州吴中区的郭巷镇，那是一块地处苏州东南角的丰饶之乡，幽静的尹山湖依山绕水、绿带相映，在那美丽偏僻的渡桥小村，竟然连续涌现出一脉相传的三位著名诗人，他们分别是清朝的袁荣棣、民国的袁封百和当代的袁水拍。
其中：袁封百（1887—1953年），民国学者、诗人、篆刻家，清朝著名诗人袁荣棣的侄子，在苏州草桥中学读书时，与叶圣陶义结金兰，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任东吴大学文牍。
前些年，一份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亲笔所写的“金兰谱”在苏州郭巷镇面世，这份“金兰谱”正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叶圣陶写给同学袁封百的，根据“金兰谱”上的文字记载，袁封百和叶圣陶在苏州的草桥中学同学两年，两人意气相投、爱好一致，因而结拜为“异姓手足”。
今天，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只竹刻笔筒正是袁封百先生手制，只见半尺多高的笔筒上：包浆累累，饱经沧桑，行楷篆隶，三面环刻，精雕细琢，刀刀见功。
器物虽小，但创作的理念却有着多方面的结合：传统与创新的手法相结合、篆刻与书法的技巧相结合、心灵与自然的道法相结合，在这小小的笔筒上，袁封百先生把自己的激情付诸于每一刀，以不屈与冷傲的气质作为灵魂的载体，寄予了中国文人孤芳自赏、桀骜不驯的心声。
对于袁封百先生而言，竹刻艺术只是其业余爱好而已，只有当文赋诗词与金石书画熔于一炉时，才使其刀法潇洒灵动，表现手段得心应手。
据收藏过袁封百先生遗物的收藏家许浒介绍，其实袁先生更是一位追求传统艺术领域的孤独行者，在那个炮火纷飞的战乱年代，他将自己的不安、压抑、痛苦和迷惘之情，默默地付诸于竹刻艺术，从一名学识渊博的文人学者到一个自信笃定的竹刻高手，他坚信未来是属于在百折不挠中不断进取、在浮躁不安中沉静探索的人。
往事如烟，当年的草桥中学作为苏州新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涌现出了叶圣陶、顾颉刚、王伯祥、吴湖帆、郑逸梅等一批风云人物，而能与叶圣陶拜把兄弟的却只有袁封百先生一人，可见袁先生若能活到耄耋之年，也一定会是江南的艺术名家和栋梁之才。
一只笔筒，三面书法，精雕细琢，刀刀见功。袁封百，一个内心丰富的世纪老人，一位几乎被遗忘的艺术独行者，他的竹刻书法，以小见大，朴实传神，寄予心声，可敬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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