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较金属货币更易携带的价值标尺，纸币可谓当今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世界上首先建立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是欧洲，但最早发明纸币的却是中国。中国古代纸币兴起于宋，繁盛于元，衰败于明。前前后后四百余年，即是早熟的，也是早夭的。它最终不仅从中国传统社会里销声匿迹，更没能在世界经济史上留下深刻影响。单从表面上看，宋元明三朝的纸币政策各具特点。然而从结局来讲，却又都以通胀滥发收场。其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原理，至今仍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宋代发行的交子在现代享誉盛名，但很少有人注意过，这种纸币最早是由民间自主发行的)
宋代纸币制度的诞生
北宋时代的四川，最初普遍使用铁钱交易。而铁钱价值低，重量却大，多有不便。这就促进了纸币的发明流通。宋真宗年间，川中首创“交子”。交易者可通过金属货币兑换纸质的“交子”作为代币，也可随时用“交子”兑换回金属货币，大大提高了商业效率。这种纸币刚出现时由民间自由发行，因与之相关的欺诈案件不时发生，后来经政府牵头授予了四川当地十六个富户以专营权。由他们联合为纸币的准备金担保并统一发行，用交子兑回金属货币时每1000文收取30文手续费。
但是，这些主持发行交子的富商，之后也出现盗用准备金的现象。富户们将准备金用于其他商业投资，结果常因赔本亏空使交子无法兑回金属货币，制造了大量的纠纷和诉讼。直到在转运使薛田的建议下，宋朝廷才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建立了专门管理纸币发行的机构“益州交子务”，世界上首个国营纸币制度从此得以确立。
一开始，官交子只在川陕两地流通，制度上有一整套严谨的条文规章。为防欺诈，禁止民间私自发行交子。为防伪造，规定每三年一界，每界需换回旧币发行新币，以便更换印花。为防通胀，又规定发行总上限不得超过1 256 340缗（实际数额以民间兑换量为准，原则上不一定满额），并以360 000缗钱为本金，准备金率约28%。相比过去的民营交子，官营交子在国家力量和制度设计的双重保障下似乎更有信用。在发行之初的几十年间，币值也确实比较稳定。
然而，北宋自中期以来国家机构日趋臃肿，与西夏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负担。结果就在宋仁宗年间，交子发行便开始被用于弥补收支。而到宋哲宗在位时（1086年-1100年），交子滥发的问题严重到极致，一年增发的量就曾达到12 435 000缗，十倍于最初制定的发行总上限，准备金率更是无从保证。至宋徽宗大观年间，交子的发行总量已达两千多万缗，二十倍于当年规定的总额，宋朝政府根本兑换不起，交子币值一路狂跌。
为了解决交子贬值问题，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实行币制改革，将“交子”改为“钱引”，可以在全国流通。但新的“钱引”也没有坚挺起来，反而迅速陷入了相同的滥发和狂贬之中。大观中期，由于增印时不置准备金，以至于钱引一缗只值十几钱（一缗原可当1000文左右）。之后宋廷不得不于大观四年（1110年）整肃发行限额制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使钱引的币值有所恢复，但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已不剩几年。虽然钱引在南宋仍继续存在，其实质却已与敛财工具无异。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9年-1224年），市面上流通的钱引总额竟攀升到八千万缗，其信誉之差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多种官营纸币同时流通，其中地位比较重要的是“会子”，又名“便钱会子”。这会子也是由民间发明的一种可兑换票据，之后被政府垄断发行权。而南宋会子的发展史几乎与北宋交子如出一辙，初时币值还较为平稳，但越到后来增发速度越快。从乾道四年（1168年）规定会子发行上限为一千万缗到嘉定二年（1209年），40年时间增发到原额度的10倍。而再到端平元年（1234年）的25年时间中，会子发行额竟达原额度的40多倍。
交子、会子发行额的大幅增长，是宋朝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下的一步臭棋。宋王朝一向以税收殷富而被誉为繁荣时代，但财政上仍入不敷出，足见问题并非出在收入太少，而是政府支出过多了。
(中统钞足准的发行模式使它一度成为中国古代信用最好的纸币，然而这种局面却难以长期维持)
元代纸币供应的繁盛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前，蒙古帝国的地方政府曾发行过类似宋、金两朝的纸币。这些纸币均有各自的准备金，但在使用上受到地域限制，非常不便。直至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中央才首次发行了可以全国通用的纸币。
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元朝中央政府先印制了一种以丝为准备金的“交钞”。之后又于同年十月，印造了后来著名的“中统钞”。并规定“中统钞”以银为准备金，每一贯抵同交钞一两，每两贯抵同白银一两。
元代可谓古代官营纸币的成熟期，制度上比宋代更加统一完备：首先，以旧换新，废止地方政府发行的旧钞，全国统一使用中央发行的新钞；其次，禁止金、银、铜等金属货币的流通，只准许使用国家发行的钞币贸易；再次，民间缴纳的赋税一律以钞币支付；最后，原则上严格限制纸币发行量，无准备金绝不发行新钞。毫不夸张地讲，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纸币。元钞在元王朝庞大的疆域内广泛传播，南至海南岛、北至外蒙古、西至新疆，都能发现元钞流通过的证据。
可惜元钞的命运走向和宋代纸币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在最初发行的十七、八年间，元钞币值牢靠，还是深受欢迎的货币。但随着忽必烈发动大规模南征和对日战争，以及为拉拢各派政治势力而花费巨额赏赐，其财政状况迅速恶化。于是乎，为摆脱收支困境，元廷也在纸币供应上做起了文章。
自至元十三年（1276年）起，元朝中央政府就开始将地方上贮存的准备金运往大都，挪作他用。到元成宗继位时（1294年），各地钞库原有的936 950两白银，仅剩下192 450两，其余均被运往京师用做政府开销。此后挪用现象愈演愈烈，只要政府的收入不够支出，就会动用库存准备金弥补。原本民间可在库管处用纸币兑回金银，然而钞库日益空虚，金银兑换越发困难，元钞的币值自然无法维持。
除了挪用准备金外，增发无度也是元钞贬值的重要原因。中统到至元中期，每年增印钞币不过数万锭。多余钞币被存于库中，用于收兑金银和残币。而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后，每年增印的钞币竟达一两百万，较之前翻了数十倍。增印者多被用于弥补财政收支，流入了民间交易当中。这就造成市面上物价腾贵，民间财富无形中被政府掠走。
为解决通货膨胀，元廷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开始发行一种名为“至元钞”的新钞。“至元钞”一贯，抵“中统钞”五贯。但“至元钞”接着也开始贬值，元廷又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发行“至大银钞”,一贯“至大银钞”抵“至元钞”五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种做法只能在表面上营造币值恢复的假象，并未解决准备金和发行量这两个基本问题。结果钞币贬值持续恶化，“至大银钞”只用了一年多就宣告废止。直到元仁宗上位后（1311年），严格禁止挪用准备金，纸币贬值情况才略有好转。但滥发纸币以充财政的做法却依旧如常，并一直持续到元末。
元末时有歌谣云：“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足见元朝灭亡与纸币贬值有着深刻关联。事实上，元廷不是没有意识到恢复币值的要件所在。问题是财政支出扩张容易，紧缩却难。要节制眼前的开销尚不可能，更遑论为维护币值而自掏腰包了。
(大明通行宝钞虽然名义上是一种纸币，实际上却更类似于日本侵华期间发行的军用票)
明代官营纸币的终结
明代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纸币，名为“大明通行宝钞”。表面上看，明宝钞是受元钞的影响所创。宋元两代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本应对明宝钞的制度设计产生积极影响。但实际上，明代钞法反而是历代当中最为粗陋的。其钞法败坏之迅速，也远在宋元之上。
明代钞法之粗陋，首先体现在不设准备金上。朱元璋在订立钞法时明确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民间上缴金银后也不准用宝钞兑回，简直与抢劫无异。同时，明宝钞的发行又不规定上限，致使这种纸币在创建之初就是一种贬值飞快的劣币。
如洪武二十三年时（1390年），宝钞一贯在两浙居然只值250文，短短十五年购买力就下降了四分之三。又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东南沿海地区一贯钞只值160文，较之四年前还在进一步下跌。宝钞的贬值，在永乐朝又更加严重，达到了明代纸币贬值的极致。洪武末期，一贯钞尚且价值71文钱。而到永乐五年（1407年），一贯钞仅值12文钱。再到明宣宗刚继位时（1426年），一贯宝钞的价值甚至不足1文钱。明宣宗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赋税、禁印新钞、收兑旧钞的措施来恢复币值，结果以失败告终。明英宗继位后（1436年），干脆承认民间可以合法使用白银。至此，除了明廷利用宝钞强行支付的做法一直持续外，纸币在民间交易中基本绝迹。
关于明代钞法破败的原因，后世多解释为明朝君臣的昏昧。但假如总结宋元两代的纸币发行史，我们不难找出宋元明三朝纸币发行的共性所在。宋元两代之所以都有过一段币值稳定的黄金期，是因为他们在纸币制度创立之初，国家财政还相对宽裕。一旦支出扩张造成财政困境，则纸币发行就一定会陷于通胀滥发。明代洪武、永乐二朝，战争频繁、开支浩大。可以说当时的明廷之所以发行纸币，目的就是为了敛财以填补赤字，跟君臣是否通晓货币供应规律，并没有多大关系。
(作为国际货币，今天美元的流行既源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可靠的政府信用)
古代纸币发行带给后人的经验教训
在古代社会，通过发行金属货币来制造通胀的例子并不罕见。不过，金属货币的铸造成本较高，货币成色很容易暴露币值的低下。因此在纸币发明前，靠铸造劣币来敛财往往效果不佳，对经济的破坏力也相对较小。纸币被发明后，大大降低了统治阶级利用通胀搜刮民财的成本。其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也更不易被民众察觉，自然演变成了统治者的剥削工具。
古人也不是不清楚纸币通货膨胀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灾难，奈何没有一个权力机构能限制古代政府扩大开支的冲动，更没有一种市场机制能制止古代政府滥发纸币的行为。结果在宋元明三代的通胀狂潮之下，一种本应前途无量的金融发明，最终却沉寂于中国历史的角落当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