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平庸”下的全球经济面临另一场金融危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授权凤凰国际智库发布
易宪容
摘要：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竞相推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竞相过度
扩张信贷，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大量的流动性从银行体系中流出，并没有进入实体经
济，而是以各种方式推高各种资产价格。如果用一个泡沫来掩盖另一个泡沫，那么一场新的
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
所謂的“新平庸”，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2014年10月的一场演
讲中提出的，主要是指由于投资不足，以及低信心、低增长、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恶性
循环，从而使得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长期平均值，而且就业疲弱不振。拉加德把这种现象称为
新平庸。因为当前的新平庸现象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长期停滞有些相似，当前世界各国不得
不为摆脱这种新平庸而出台各种政策，但除美国之外，其效果都不佳。
一般来说，目前所说的新平庸主要起因于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在美国金融海啸之
后，全球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步履蹣跚。金融海啸前的2003年至2007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
率为5%左右，但是在金融海啸之后的2008年至2014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左右，
尤其是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率更是下降到只有1%。造成新平庸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为主要
的原因应该是各国竞相推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竞相信贷过度扩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金融海啸之后，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基本上都采取了信用过度扩张的政策，向市场注入大
量的流动性，把正常的市场利率推低到极端的水平，比如零利率及负利率。本来把金融市场
的利率推低，是希望藉此来降低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鼓励企业利用低成本的资金增加投资，
从而创造市场的就业机会，然而除美国之外，信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让这些国家经
济走出困境，反之不少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更大，陷入了新平庸的困境。
而这种新平庸的困境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2008年美国
金融海啸以来，全球总债务增幅竟然比金融海啸前7年（即2000年至2007年）全球经济
欣欣向荣的时期增长更快。比如，在金融海啸之后，全球22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均出现爆
炸性的增长，债务增幅一般达到GDP的50%以上；而中国的债务从2007年以来更是爆炸式
的增长达3倍以上，新兴国家是这股债务快速上升的主体。
各国的债务快速上涨，大量的流动性从银行体系中流出，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以
各种方式推高各种资产价格。比如美国的股市标准普尔指数从2009年的666点上涨到目前
有2100多点，道琼斯指数由6000点上涨到目前18000点，上涨幅度都达3倍以上。欧洲、
日本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近中国的股市也步上这些国家股市飚升的后尘。同时，不少国
家的房价全面上涨。比如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房价在这个期间都出现快速
飚升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在此期间，一些城市的房价飚升达10倍以上。房价快速飚升，
不仅使得从银行体系流出的资金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且也由于住房在统计中为投资品而
不纳入消费价格指数，从而造成了不少国家通货紧缩的假象。
可以说，这种以信贷过度扩张来让负债水平高企，无论是政府持有债务还是企业及个
人持有债务，都会拖累经济增长并增加金融危机风险，进而可能导致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与
危机。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繁荣是建立在信用过度扩张的基础上，当这种信用过度的增长超
过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临界点时，那么债务的利率负担就会把收入增长吃掉，企业及个人偿
还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就算央行把利率降到到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型的“去杠杆化”就
会发生或金融危机就会爆发。也就是说，如果用一个泡沫来掩盖另一个泡沫，那么一场新的
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
二是新平庸现象造成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全面下降。从相关的资料来看，台湾、
日本、韩国、美国和德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1年时分別是51.6%、52.3%、46.1%、
55.9%、53.7%，至2013年时分別是44.7%、51.9%、43.4%、52.8%、49.6%。也就是说，在
金融海啸之后，这个期间的科技行业的能者通吃及信贷过度扩张全面推高资产价格，从而使
劳动者的薪资报酬增长停滞及占GDP的比重全面下降。其中日本可能因为经济长期低迷而
使得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幅度有限，但美国及德国都下降了3-4个百分点。韩国及台湾下降
的幅度更达6个百分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劳动者的薪酬增长停滞及占GDP
比重下降，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实质性的薪酬水平增长有限或停滞，也意味着绝大多数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而使得实际消费力不足。这应该是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所在。
三是金融海啸之后社会财富分配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比如美国在这个期间，美
国贫富差距达到空前的程度。美国加州大学萨伊教授的研究指出，2012年全美顶尖1%高收
入组别的收入激增19.6%，而其他99%的收入只是增幅为1%。因此，1%的高收入组别占2012
年全美居民收入总值高达19.3%，所占比例之高，为1928年以来之最。如果把资本投资收
益计算在内，此一顶尖高收入组别占全美收入比例由2009年的18.1%增加到了2012年的
22.5%。也就是说，过去5年，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是保证美国经济没有走上1929
年那样经济大萧条之路，并让美国经济从危机阴影中走出。但是该政策最有利的只是少数富
人，而不是全体美国人民。在美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2014年7月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顶端1%的家
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而底层25%的家庭却仅占有全国1%的财富。社会财富严
重分配不公同样是影响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的原因。
总之，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了7年，在此期间各国政府都在采取信贷过度扩张的方式救经
济，但是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让各国经济走出当前的困境，反之造成了各国经济增长中严重的
后遗症。因此，各国政府该是对这些政策因素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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