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总要》中火攻与火防的“高峰”技术经典。
北宋王朝为抵御西夏和辽朝的严重挑战，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实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宋仁宗赵祯命曾公亮、丁度等文武大臣开展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至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四至六月）完成了《武经总要》的编纂任务。《武经总要》分为前后二集、各20卷，约58万字，分为各种军事制度、边防、历史故事、阴阳占候等内容，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军事百科性兵书，其核心思想是要求文武大臣和统兵将帅不但要精通历代和本朝的用兵方略，以求在军事谋略上战胜对手，而且要熟谙军事技术和军事工程的有关问题，以求在技术和战术上超过敌方，改变统兵将帅“鲜古今之学”而又昧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程的状况。“器利而工善”的兵器制造论是其重要理论之一。
首先说：火攻中使用的火攻器材。
卷十一“火攻”器材如火禽、雀杏、火兵、火兽、火牛，与《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火攻具》（简称《太白阴经》或《阴经》，是晚唐李筌所著的一部著名综合性兵书）所列火攻器材完全相同。“火兵”是指选拔骁勇骑兵乘夜暗衔枚、缚马口，携带束薪、枯草与火源，直冲敌营，突然举火焚烧，敌营顿时慌乱，乘势攻之，如果敌营安静而不乱，便弃而不攻。“火兽”是指用艾草，蕴火置于瓢中，瓢面开有四孔，系于野猪、獐鹿项下。火攻开始后，用火烧烫兽尾，兽身剧痛难忍，直冲敌营，奔向粮草积聚地，将其焚毁。“火禽”是指选用胡桃，将其剖开，掏空桃仁，面上开二个孔，壳内装填艾草与火源，系于野鸡足上，进攻开始后，即用钢针扎刺野鸡尾，野鸡负痛飞向敌营，落在粮草积聚上，将其焚烧。
世界上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
卷十二“守城”中列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三个最早的火药配方，它们是火药发明与火器最早用于作战的唯一标志。
“火球与火药方”：晋州硫黄十四两（当时1斤＝16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两、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一分。上述物料配齐后，工匠们将黄腊、松脂、清油、桐油放在一起，煎熬成膏；一面又将其他各种配料分别捣碎碾细，筛选合用的粉末，放入膏中旋转和匀，成为膏状火药；而后用纸在火药外面包裹五层，用麻缚固，最后再熔化松脂，敷在外壳上，至此，一份火药便配制成功。
“蒺藜火球火药方”：硫黄一斤四两、焰硝二斤半、粗炭粉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捣为末；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剪碎；用桐油和小油各二两半、蜡二两半，熔汁和之（即为蒺藜火球火药）。（外敷药料为）纸十二两半、麻十两、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以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熔汁和之（作为封固火球外壳的涂料）。
“毒药烟球火药方”：球重五斤。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狠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后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外敷药用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为涂料用（外敷于球壳上）。
《武经总要》所载三个火药配方和三种火药配制技术的公布，标志着北宋以前我国军用火药发明阶段的结束，进入了军事技术家把硝、硫、炭按一定的组配比率配制成火药，制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火器火药箭与火球等火器用于作战的新阶段，这在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说：守城中使用的灭火器材。
《卷十·攻城法》论述的攻城器械继承和发展了《太白阴经》中的攻城具，并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前所未有地绘制了它们的图形，并附有制造与使用方法的说明。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拨火工具”。拨火工具主要有铁锚、火钩、火镰、火叉等。铁锚是一根长杆的头部弯钩下，悬挂一根铁索，铁索下系一个三须弯曲上翘的的铁锚。火钩以双钩为刃。火镰以钩、刀为刃。火叉以铁为两歧。拨火工具主要有二种用途，一种是攻城时，士兵将薪草、松脂、麻丝等易燃材料放入地道中，再加以膏油，然后纵火焚烧地道支架等物，用铁锚、火钩、火镰、火叉等不断拨弄，使火势旺盛而不灭。另一种作用就刚好相反，是用锚、钩、镰、叉将起火物破拆、分离、分隔，以使火势尽快得到控制。
《卷十二·守城法》论述的守城战法和守城具，除继承《太白阴经》中的“守城具”和“筑城篇”外，又有许多新发展。如水袋、水囊、唧筒、麻搭、湿沙都是守城中使用的灭火器材。水袋，是用马牛或其它牲畜的皮制成的贮水袋，袋中贮满水，大袋可贮三四石水，每个城门或战棚处预备二三个。若攻城敌军纵火焚烧城楼和战棚时，即派三五名体强力壮的士兵，用十尺多长的大竹竿，缚上水袋，向着火处喷出袋中之水，将火浇灭。水囊，是利用猪、牛脬制成盛水袋，当攻城之敌将柴草积于城下纵为时，守城士兵即将众多的水囊抛入火中，结果囊破水出，将火浇灭。唧筒，是用长竹筒制成的简易吸水筒。其制法是在一根长竹筒的下部开一个孔穴，并在一根长竹杆的头部裹上棉絮，插入筒中，即成简易吸水筒，在攻城之敌在城下纵火时，即将唧筒放入水源中，唧水灭火。麻搭，由字面或许不容易想到是什么东西，“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醮泥浆皆以蹙火。”其实就是一把古代的拖把，在长竹竿一头绑上一把散麻，蘸上泥浆或水，涂抹、扑打火苗以阻止火势。
这里还想提一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做一佐证。
《水浒传》可以说是一部专写“杀人放火”的书，放火的描写不下数十次，单回目里出现的，就有“鲁智深火烧瓦官寺”、“陆虞候火烧草料场”、“时迁火烧翠云楼”等。比起放火，救火的描写就少得多，具体写到如何救火的，只有两处。第九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中描述林冲杀死陆谦等三人后，“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东投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见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钩子来救火。林冲道：‘你们快去救应，我去报官了来。’提着枪只顾走。”第四十回“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中描述道：宋江等火烧黄文炳家，“且说石勇、杜迁见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杀把门的军人。却见前街邻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来救火。……只见黑旋风李逵抡起板斧，着地卷将来，众邻舍方才呐声喊，抬了梯子、水桶，一哄都走了。这边后巷几个守门军汉，带了些人，拕了麻搭火钩，都奔来救火。早被花荣张起弓，射翻了一个”。
名著就是名著，就是救火这样的细节也与史料叙述的宋朝习俗毫无二致，让人佩服得紧呢。
关于湿沙灭火，古已有之，现代人也经常用沙来扑救油类火灾，不信你到加油站、油轮上去看看，都可以发现或大或小的沙池。但如果要说喷沙消防车，很多人就要大眼瞪小眼了，“咋以前就没听说过呢”？
这里还要讲一段现代传奇。话说沈阳解放时，由于消防车辆装备和设施的落后，面临大火常常望而生叹。为了及时有效地扑救这类火灾，当时沈阳市消防大队车班班长孙达全等同志在领导的支持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苦心研制和反复试验，研制成功了喷沙消防车，这种车辆采用汽车原发动机改做空气压缩机，利用排出的风喷吹沙子，喷出的沙子达10米高，13米远。喷沙消防车的研制成功，为消防科技开了先河，引起了全国消防同行们的关注，纷纷来沈阳参观学习。孙达全同志因此获得了全省“劳动模范”。喷沙消防车的诞生，更是得到了领袖的亲切关怀。1950年3月1日，***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沈阳视察时，听说沈阳市消防大队研制了喷沙消防车，便饶有兴趣地视察了这种车辆的生产情况。但在广东，不仅年轻人没听过喷沙消防车，一些老消防人也是闻所未闻，这恐怕也算得上是广东消防的一段另类传奇吧。
说到这儿还得再哈哈沈阳消防，2002年11月初，我国第一辆无人驾驶消防车经沈阳消防支队研制成功（上海则研研制了我国第一个智能遥控消防机器人）。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消防车辆在灭火战斗中实现了从有人驾驶向无人驾驶的转变，填补了我国消防车辆的空白，也是对传统消防车的一次重大技术革新。一个消防支（大）队有能力试制新型消防车并取得成功，真是太“木秀于林卓尔不群”了，没说的，赞一个。
☆从南宋开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迅速发展，使古代兵法中的消防开始了它的休渔期。
《守城录》是南宋初刊行的一部城邑防御专著，作者陈规、汤君宝。《守城录》对后世的最大影响是陈规在1132年组织德安攻防战中，用“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又组织六十人的长竹竿火枪队，在其它火攻方式配合下，迅速将敌军大型天桥焚毁，取得保卫战的胜利。由于长竹竿火枪比火药箭、火球使用方便，所以陈规受到史家的称道，成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创制管形火器的军事技术家。宋元时期，又由长竹竿火枪派生出管形射击火器如突火枪与管形喷射火器如飞天喷筒两大类。自元代起，又分别发展为各种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与各种喷筒。如公元1618年出版的明朝人唐顺之的综合性兵书《武编》，有“强弩利刃之铳”足以破夷等战例或事例，大多与中国第一代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的制造与使用有关。
到十六世纪以后又发展为各种枪炮与各种火焰喷射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从葡萄牙传入我国，并被中国的军事家们重新改进的武器：一是大将军炮，一是佛郎机。后者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个汉化程度不高的舶来品。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于1571年撰写完成明代后期有关练兵教战、制器用器的一部兵学专著《练兵实纪》，对上述二件射击火器的形制构造与杀伤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仅以佛郎机为例，戚继光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卷十二中，记载了5种佛郎机的尺寸，除各附9个子铳及全套附件外，还列出了弹重与装药的关系：
一号，长8－9尺，铅子16两，火药16两
二号，长6－7尺，铅子16两，火药11两
三号，长4－5尺，铅子5两，火药6两
四号，长2－3尺，铅子3两，火药3.5两
五号，长1尺，铅子3钱，火药5钱
戚继光还在书中叙述了五种佛郎机的不同用途：一、二、三号大型佛郎机用做舰炮和城堡的防御；四号中型佛郎机用作随军机动作战；五号小型佛郎机装备单兵使用。
明代徐光启（1562－1633）是我国杰出的近代科学的先驱，在军事方面，也著述颇丰，其中《兵机要诀》是徐光启奉命“总理练军事务”期间，结合明末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样式变化的新特点，对自己独特的练兵方法和练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其《条格第二·兵法条格》对火器有了新的更为明确的解释，“方今制敌利器，火器第一。器有小有大，小者如三眼、快枪、夹靶之类，膛短无力，又难取准，俱不许习学。惟鸟铳最利，上自将领，下至火兵，人人俱要打放精熟。”可见当时军队中对射击性火器是如何推崇备至，而火兵的职能也从放火转向了射击。
成书于明代末年的《城守筹略》，是一部专门论述城邑防守的兵书，作者钱半村史无正传，生平不详。其中火卷二讲到了守城要备灰沙、备井水、谨慎火药等防火防爆的内容。但在卷五《论火器》一篇中，讲的内容却丝毫见不到用火和防火的内容了。《论火器》讲“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则火炮、火箭、鸟铳皆为利器”、“北方火器，惟夹把枪、快枪、神枪、佛狼机、碗口铳、大小将军等项”，讲的都是管形射击性武器了。如“往往打敌无节，其弊在于场操时不曾实演。须平时以草人约临阵打放步数，教之如对敌”“听军中呵令，方可打放”，可见其训练火器之法与近代射击训练已经接近。书中又讲火器“所制之人，洞晓此中病痛者少，不过卷成铁筒而已。腹内未曾用钢钻钻光，以致铅子不得到底”，又因“出口不直”“铅子大小不一”而“火未出而手先动，铳已歪斜，铅子何由得准？”可见在枪械的制作上，与趋近于近代的枪械制做。按常理臆测，这时军人的主要预防任务应该已经从防火转为防弹了。
宋代、明代的军事家们非党敏锐地发现了射击火器在战场上的主人翁地位，如果按这个军事技术思路走下去，中国在清朝时应该是个军事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了。可惜的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按我们的逻辑进行，清帝国的帝王将相们仍然相信“刀把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轻易不会从弯弓射大雕的豪迈中走出历史的误区，直至等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说到这儿，总想再说二句闲话，消防大练兵工作以前的口号是“火怎么灭，兵就怎么练”、“有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但练着练着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我想应该缺的就是对主战消防器材的整合和因主战装备的改变而引发的灭火战术上的改进。就历史地看，我们的主战消防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中后期、八十年代末至九十代初、近十年有了巨大的变化，而灭火战术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演变。近的咱们说说邹栋材前辈，那时没有登高车的情况下，积极试验8吨水罐车单车供水情况下抢救二十层高楼火灾，这种钻研精神难能可贵。远的再说说沈阳消防，从五十年代改装喷沙消防车，到前几年研制智能遥控无人驾驶消防车，对消防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功德无量，而且灭火战斗的“八大类、八小类”也是源出沈阳消防，是人家沈阳消防太有才了么？！现在被称为大水牛的大型水罐消防车已经装备部队多年，高喷车、消防坦克等已经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了，可又有那位先生做过类似的目的性试验呢？如何最合理地使用灭火装备、进而如何有效改进我们的战术组合、以最快最简捷的方式达到救人灭火的任务，这才是我们要练的终极目标。
学无止境，练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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