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万里学院 周 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美各国，似乎都在展开一场世界性别大战。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既定进程。战前强调世界妇女大团结、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各国妇女组织，在战争开始没几个月，便偃旗息鼓、改弦易辙，转而支持各自政府，那些妇女运动积极分子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一战期间，为了支援前线战事，妇女走出家门，进入工厂、医院、慈善机构、政府机关，等等，从事各种以前从未做过的工作，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作用。正所谓有付出就有回报，一战后的1918-1919年间，许多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瑞典等都给予了妇女投票权。于是乎，一战促成了多数欧洲国家妇女赢得普选权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英国：1928年才获得平等的普选权
“战争变革了妇女的产业地位。”英国妇女普选权活动家米莉山特·福赛特（Millicent Fawcett）曾于1918年乐观地宣称。的确，战争给英国妇女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战前的1914年7月，受雇于政府造船厂、工厂和兵工厂的妇女只有2000人，到一战结束的1918年11月，人数激增至24.7万；同期，交通行业雇佣妇女人数增加了5.55倍，至大约10万人。在政府与工会达成的“劳动力稀释”（Dilution of Labour）协议下，总共有200万妇女顶替了男性的工作岗位，工会女会员从1914年的35万增加到1918年的100万。一时间，妇女抢走了男人工作的论调甚嚣尘上。其实这多少有点夸大其辞，因为一战期间大多数男性主宰的行业仍然对女性紧闭大门，像牙医、理发师、建筑师等，就鲜见女性身影。即便在雇佣了大量女性的弹药厂和交通行业，女工也被视作低人一等的临时顶替人员，其工资要比男工低得多。而生怕自己的工作被蜂拥而至的妇女抢走的各个行业工会的男会员们也千方百计游说政府，甚至向政府抱怨和抗议。1917年2月17日伦敦及郊区持牌车辆司机联盟主席致信家庭大臣，抗议家庭部支持雇佣持牌的有轨电车、公交车、出租车女司机。理由是：培训女司机会扰乱公交服务，因为缺乏行车经验的女司机会给公众安全带来危害。信中该主席还威胁说，如果他们的抗议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将可能引发一场“劳资纠纷”。
1918年2月英国下议院一反4年前的敌视态度，以385票赞成55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给予30岁以上、拥有财产的妇女投票权。至此，在当时英国2100万合法选民中，有840万是妇女，占40%，从0到840万，委实是可喜且不小的胜利。在欣喜若狂的妇女们举办的一次庆功晚会上，热泪盈眶的米莉山特·福赛特激动地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对于该法案是英国政府对妇女战时贡献的回报这一看法，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诸多不同声音。第一，战前妇女解放运动余威犹存。一战前争取妇女普选权的激进分子采取了诸如纵火、破坏、人身攻击等暴力手段以及举国震惊的1913年Derby赛马场惨案一直令人不寒而栗。此时饱受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英国不想也不敢回到当年的混乱局面。第二，俄国二月革命的“前车之鉴”。1917年俄国纪念国际妇女节直接引发的二月革命导致沙皇的下台，后来的十月革命又催生了布尔什维克政权。英国政府生怕战后普选权运动风声再起，而士兵回归后大量下岗，无所事事的妇女会一呼百应，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政局动荡，危及自己的政权。第三，保守政客们的缓兵之计。因为该法案体现出的男女不平等显而易见：妇女要到30岁以上才有资格投票，而男子的投票年龄是21岁。政客们希望部分满足妇女的政治要求，可以换来30年的安宁。当然，形势的发展往往会出乎意料，因为短短10年之后的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了平等的普选权。
法国：二战后才盼来普选权
法国是欧洲最后给予妇女普选权的国家之一，但法国妇女争取投票权的斗争却是世界最早的，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肇始之年便已开始。
在命运多舛的争取政治平等权利过程中，法国妇女总被告知各种各样的不能享有此权利的理由。法国大革命之前，选举权只为男性土地拥有者享有，女性（除了有封地的寡妇和女修道院院长）被排除之外是因为经济上的不独立妨碍她们做出自由的选择。1860年代巴黎法学院有过一次著名的有关妇女政治权利的论战，尽管妇女普选权支持者们旁征博引，理由充分，但最后亚历山大·杜凡尔热教授（Alexandre Duverger）一锤定音，下了这么一个结论：不能给妇女投票权，因为以往妇女掺和法国政治的案例都是一团糟，都是事与愿违、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并不是妇女无能力行使普选权，而是给予她们这个权利是不合时宜、不恰当乃至危险的。在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之下，妇女尽管参加了各种活动，为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不小贡献，但是“被动公民”的标签还是让她们在政治平等上一无所获。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妇女普选权运动的前景更趋黯淡。当时反对妇女拥有投票权的理由变成了：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与其行使投票权不相容。而实质上，真正阻力来自世俗共和派和天主教保皇派的争权夺利，前者对深受天主教会影响的妇女的不信任。共和派一直担心获得投票权的妇女会支持其政治对手天主教保皇派。为了抗衡天主教对妇女教育的垄断，共和派创办了多所国立女校，以显示其对妇女权益的重视，但对妇女普选权就是迟迟不肯放手。
1884年，法国通过新修订的选举法。翌年，两名法国妇女（Louise Barbarousse和Marie Richard Picot）试图参加投票被拒，引发了一场官司。尽管原告律师据理力争，但治安法官认为选举法条文中的“Tous les fran?ais”因为是阳性表述，所以特指“所有法国男人”，而不是律师宣称的“所有法国人”。他进一步解释：“要想成为选举人，就必须是公民……而公民是指拥有完全政治权和公民权的法国（男）人（Frenchman）”。妇女由于既没有政治权也没有公民权，所以不能算作公民，于是不能成为选举人！
然而，法国妇女并不甘心成为“非公民”，她们前赴后继、一代代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大革命时期的1791年，奥林普·德高治（Olympe de Gouges）发表《妇女权利和女性公民宣言》，后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而推上了断头台；1882年“法国妇女权益协会”（French League for Women's Rights）成立；1905年“法国妇女权益联盟”（French Union for Women's Rights）成立；1878-1914年间，乌伯赫蒂娜·奥克莱特（Hubertine Auclert）锲而不舍地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创办期刊《女性公民》（La Citoyenne）,并宣告：不将女性当作完全公民的共和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1917年，饱受战争之苦的法国妇女发动罢工，抗议低工资、无休息日和战争的延沓。
然而，一战结束后，在战争期间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不亚于甚至超过英国妇女）的法国妇女，并没有赢得她们已经为之奋斗了100多年的普选权。研究法国普选权的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豪斯（Steven Hause）惊讶于迟至1930年代末，诸如巴勒斯坦、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阿塞拜疆、肯尼亚等国妇女都有了选举权，而在圣女贞德和《人权宣言》诞生之地，妇女竟然还没有投票权。法国妇女普选权活动家茜茜尔·布伦希维奇（Cecil Brunschvicg）也哀叹：“作为法国妇女、大革命之地的女儿，在光荣的1919年还在可怜巴巴地争取'妇女的权利’，真是奇耻大辱啊！”
究其原因，可归结为：第一，法国社会历史传统以妇女权利会破坏家庭和社会为由对妇女权利的习惯性束缚，得到了各阶级阶层男性的支持。第二，共和体制下的左派、右派都对妇女普选权退避三舍，能拖多久就多久；左派政客担心妇女会投票给保守派，而保守派又担心投票权会解放妇女从而引起家庭的解体。1922年国会辩论相关提案时，大家竟然都赞同参议员亚力山大·贝哈德（Alexandre Bérard）的说辞：妇女获得普选权之日，便是共和国竖起墓碑之时。第三，一战对妇女解放进程的干扰。正如法国主流妇女普选权运动机关报《法国女人》编辑简·密斯姆（Jane Misme）在一战爆发后告诉读者的：“只要我们的国家还在受难，谁也不许提权利。我们现在只有义务。”在国家存亡、战事吃紧、全民动员之际再提出妇女普选权问题，似乎是如此地不合时宜。如果以上三点都是外部因素，那么法国妇女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即组织较松散，来自不同阶级的妇女组织目标诉求不一致乃至有冲突，没有出现有大批追随者的领袖人物，以致于20世纪初法国反妇女普选权人士认为，法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妇女争取普选权运动，只见几个“光杆司令”在那儿唱独角戏。
法国妇女要等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才盼来她们的普选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并非共和国议会通过的一项立法，而是来自戴高乐将军的一道法令。1944年4月21日，法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尔颁布法令曰：“妇女有权与男子享有相同的投票权”。1945年4月29日，解放后的法国举行了第一次市政选举，全法1200万妇女走进投票站投出自己庄严的一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米歇尔·里奇曼认为，戴高乐这一慷慨举动，部分出于对妇女在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中所作巨大牺牲的认可，但也可能另有其政治图谋：当时普遍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保守，而保守的女性选民更可能投票给右翼的戴高乐自己。
如此看来，任何社会变革都会触动原有利益格局，触及既得利益者。当妇女获得普选权意味着男性丧失对该权利的垄断时，男性的抵触、反对、阻挠是可以预见的。而缠绕其中的政治、宗教、经济、社会乃至个人因素，则是无从预料的。综观英、法两国妇女100多年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1422期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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