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蒋介石亲临西安督促东北军“剿共”，杨虎城和张学良趁机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宣布抗日救国。
后中共派出周恩来等人参与谈判，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中华民族开始了共同抵御外敌的道路。
然而张、杨二人的爱国之举，因为“破坏”了蒋介石的“剿共”大业，遭到了蒋的嫉恨和报复。事变之后，两人都被长期囚禁，失去了自由。
虽然同为阶下囚，张、杨二人的待遇和结局却大相径庭。
张学良并没有遭受苛待。恰恰相反，这位民国少帅在被软禁期间依然能吃海鲜、喝可乐，看书看报，还能时常外出运动。据蒋介石所说，他被囚时期一年生活起居上所花的费用顶得上国民党一个团一年的军费。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恢复自由后赴美定居，得以善终。
杨虎城却没这么幸运。
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前，杨虎城一家在重庆戴公祠惨遭军统特务屠戮，死无全尸。
导致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的，有以下几点原因：
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
张学良自从东北“改旗易帜”，并且归附南京政府之后，一直唯蒋马首是瞻，为其立下不小的功劳。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听从蒋介石命令，消极抵抗，结果不仅失去了东北千里沃土，还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差点沦为民族罪人。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认为：“张学良拥护中央，诚意多于华饰。”
而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不甚亲密，两人虽然在特定时期不得已而进行了合作，但矛盾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歇过。
中原大战爆发后，杨虎城因附蒋有功，被委以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可是他心知肚明，蒋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利用自己在陕西的威望和影响，达到牵制冯玉祥的目的，并非要真正重用自己。
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关系的不同，为他们今后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和解决的态度不同。
西安事变中，“硬干”、“兵谏”、“扣蒋”的建议是杨虎城最先提出的。
蒋介石本人也承认西安事变的发生，“首先提出者，为杨虎城”。他还曾表示自己“没斗过杨虎城这个土匪，到西安上了他的当”，足见怨恨之深。
在兵变后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和张学良各执一词。
张学良认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作抗日领袖。
而杨虎城他比张学良年长8岁，出身贫苦，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他深知蒋介石为人，从来都不对其抱有任何幻想，坚决反对无条件释蒋。
事变和解后，为了使蒋“能够保持 威信和尊严”，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等人的坚决反对，迫不急待地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并及时释放了扣押在西安的军政大员，还亲自给蒋介石写信“请罪”。
两相对比之下，蒋介石对杨虎城特别仇恨，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
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密切。
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与共党人士早有渊源。
早在1922年冬，他因兵败无路，寓居榆林时，就结识了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魏野畴、李子洲，并与他们成为好友。
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献身为国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全国上下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而杨虎城拒绝执行屠杀共产党员的命令，反而多加保护。
在意识到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后，杨虎城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信心。在他看来，只有中共才是真正可靠的合作对象，才是战胜蒋介石的唯一希望。
如此行为，自然被一心“剿共”的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张学良与宋氏家族来往亲密。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和宋氏姐妹义结金兰，于凤至曾认宋美龄的母亲作干娘，“俨如家人”。
事变发生后，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张学良自己晚年吐露心声，也曾表示西安事变后自己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
此外，他还透露曾经看到过一份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文件。文件里说宋美龄曾威胁蒋介石如果对张学良不利，就会“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蒋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而杨虎城与四大家族交情并不深，西安事变后， 自然也无人为他出头说话。
总而言之，虽然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张学良担当了主要的角色，杨虎城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可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和蒋介石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决定了二人完全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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