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9年4月26日，一位国民党少将带着一部用线装古书伪装起来的密写情报来到北京，并将其交给时任军委情报署署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
任务完成后，这名少将脱下了原本的国民党军，换上了一身整洁的解放军军服。
三天后，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在北平香山接见了李时雨。
接见时，刘少奇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你在敌营18年为革命立下的功绩，你一个人能三个师长，如今能凯旋归来，真是个奇迹。”
李时雨是谁，他为什么会在敌人18年呢？今天，笔者便带大家走进传奇特工李时雨的传奇一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新调来一个名叫李时雨的书记长。
这位书记长正当儿时之年，法院的工作人员只知道他是西安“剿总”调来的，其他信息却一无所知。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位新书记是隐蔽国民党战线上的红色特工。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于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村。
少年时代，李时雨阅读了《水浒传》，非常佩服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宋江，便改名为“时雨”。
从小，李时雨便聪慧好学。8岁那年，他进入私塾学习。1924年，他来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省里立一中补习班学习。
学习半年后暑期招生，李时雨考入省立一中初中一年级读书。
1942年春，只在学校读了一年多书的李时雨和张敬载来到天津，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
在南开，李时雨结识了林封等进步青年。1927年春节过后，李时雨跟随一位老乡来到北京求学。
在同学的帮助下，李时雨考入北京弘达学院的中学部四年级。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
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只是埋头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目睹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后，他意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挽救中国。
不久，李时雨在夏尚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他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同年12月，李时雨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活动，作为北大法学院的代表请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此外，他还参加了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并担任北平学生大示威总指挥。
1932年4月，受党组织派遣，李时雨来到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担任黑龙江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陆军副司令兼秘书长。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铁路为名，先后占领了巴彦西北呼海铁路沿线的城镇，驻扎了日军的守备队，经常制造磨擦，欺压百姓。
驻在洼兴镇与兴隆镇之间的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为了狠狠地打击敌人，在这一带经常与敌周旋，到处袭击敌人，不断壮大武装队伍。
8月初，李时而派侦察员化妆潜入泥河一昔探听敌情。一天，侦察员回来，向李时雨汇报：“这两日，将有一列军用列车路过泥河火车站，车内有日军一个班。”
李时雨听后，十分高兴，心想："这回我可让你有来无回。”
李时雨召集军事干部会议，同志们按时来到了邵挂辛家里。李时将获悉的军事情报，转告大家，并说：“这可是消灭敌人的有利机会，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坚决打，坚决不能放过敌人。”
李时雨镇定地说：“打，肯定打，但怎么个打法，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方案，据我计算，从出发到泥河，恰恰正是夜间，我们不妨来个伏击战，怎么样?”
这个季节，正是青纱帐起来的时候，对我军埋伏袭击敌人很有利。经过充分发表意见，决定这次伏击战由王英魁率部亲自指挥。
战士们听说要打日本鬼子，可高兴坏了，他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切准备完毕，第二天的傍晚，李时雨集合部队连夜出发。
100 多名将士在胜胧的夜空下，经过两小时的急行军，赶到泥河附近。这里距火车站有一里多路。王英魁看好地势，指挥战士埋伏在铁路两旁的草丛中。
8月的天气，正是炎热季节，虽然是夜晚，但战士们仍趴在草丛中一动不动，任凭蚊虫叮咬，还有的战士在轨道上，耳朵贴在铁轨上静静地候听。
听了半天，没有声音，便泄气地说：“今天不一定来，也可能明天来。”
大家正议论着，一个战士说：“我好像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应该是火车来了。”王英魁看看战士们，命令：“大家隐蔽好，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任何人开枪。”
片刻，那声音由远而近，军用列车逐渐靠近，王英魁大喊一声：“打！”
机抢手相弹一齐投向火车头，司机被打死，火车“嘎”的一声停止前进，护车的日本兵立即端枪射击。
义勇军战士们奋勇杀敌，阵地上立刻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弹片在空中飞舞，大部分日军被打死，剩余的日军还在拼命的抵抗。
只听王英魁高喊：“同志们，分散开，防止日军过跑。"战士们立即分散，将列车紧紧包围。
王英煜发现敌人多数被打死，还有极少数藏在车厢里，便命令一部分人上车搜剿，车下留人配合，不到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全部被消灭。
一节列车的弹药，枪支全部卸下，分装儿辆些来的马车，战士们喜笑颜开离开了泥河。群众为庆祝义勇军旗开得胜，大街小巷，鞋炮齐鸣，军民欢腾。
同年10月，李时雨回到北大法学院。
1933年4月23日，中共秘密通过暗网李大钊烈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志士的群众活动。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谎称李氏家族的晚辈参加了护灵。几天后，他和孙静云结为夫妇。
1934年，李时雨正式从北大大学园毕业。党组织派他打入东北军。
在曾经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的同窗好友、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雪孟的推荐下，他来到西安“剿总”地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
也是从这时开始，李时雨开始了自己红色间谍生涯，并且官至国民党少将。
1936年2月，李时雨来到西安。四个月后，中共秘密组织领导人刘宇新和李时雨取得联系。
刘宇新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是中共特派从事东北工作的。当时，张学良的公馆在西安金家巷5号。
借着看望老同学张学孟的机会，他很快就和公馆的警卫人员混熟了，他还会和这些人宣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李时雨便身临其境。事变发生时，刘宇新来到他家，两人一同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工作。
1937年2月，东北军宣布改组，并成立绥靖公署，原来总部各厅、各处的官员被裁减。李时雨意识到自己没办法继续在东北军工作，决定前往北平。
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抵达天津的第三天，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日军攻占天津，阻隔了前往北平的道路。
正当李时雨焦急之际，李时雨在老同学于炳然的介绍下，见到了天津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何松亭。
就这样，李时雨顺利找到了党组织，并在天津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归属中共北方局的社会部领导。
1937年8月，李时雨在吴光弼的推荐下，成为天津高等发院检察官。工作期间，他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一张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给他的工作带来极大方面，他经常借此在京津之间来往，负责传送我党的信件。
期间，他两次成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1939年8月，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筹措建立汪伪政权。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他派人各地网罗参会的代表。
于是，汪精卫派出的朱晶华通过熟人找到李时雨，让他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参会。得知此事后，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何松亭汇报。
几天后，党组织让李时雨接着参会之机搜集情报。8月份，李时雨便跟随北方代表团从天津乘船来到大连，随后转到上海，出席了会议。
会议结束后，他从大连来到哈尔滨，见到了同乡的伪满哈尔滨市长赵东藩。从他口中，李时了解了许多伪满的情况。
回到天津后，李时雨将沿途搜集的情报资料和参会了解的情况和党组织详细作了汇报，并受到党组织的嘉奖和赞许。
9月，伪民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成立北方党务办事处，后改组北平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指定李时雨担任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3月底，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李时雨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伪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时雨当选立法委员。
与此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组织第一这一情况后，批准让他加入汪伪政府。
为了工作方便，他以回北方汇报工作作为借口，让妻子留在北平，自己一个人赴任。然后以探亲为名义回天津汇报工作。
抵达南京后，他赢得了陈公博的“重用”和“信任”，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借着伪立法院休会的机会，他回到天津向何松亭回到了工作。
11月，党组织同意让李时雨一家人迁居北京。于是，妻子孙静云便担起了情报交通的工作，经常在南京、天津两地往返。
李时雨搜集好情报后，孙静云将情报送到何松亭手中，何松亭随后转报晋察冀根据地的许建国手中。
从1941年到1944年期间，李时雨先后担任军法处长、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军法处长等职务。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的各种敌人进行周旋，为党组织搜集了许多情报。
1944年11月，汪精卫去世后，陈公博担任南京伪政权行政院院长、代理主席。在此背景下，他手下大部分官员都被调离上海。
陈公博平计划将李时雨调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时，周佛海点名让李时雨留下来。就这样，李时雨一直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8月12日，蒋介石密令周佛海担任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于是，李时雨被指派为上海行动纵队军法处副处长。
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和华中局计划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
为了策划起义，刘长胜、张承宗等人先后秘密从解放区来到上海，准备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由于李时雨的职务有利于策反，党组织决定让张执意直接领导李时雨和孙静云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策动伪军的起义，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不久，他们收到党中央发布的停止武装起义电令，准备工作就这样停止了。
之后，党组织又重新为他们布置了任务：在刘仁寿和张执意等领导下从事侦查敌情的工作。
国民党接受上海后，伪保安队刘铁城团接收国民党新式武器，从上海调离，开到常州一带。得知消息，李时雨及时传递了情报。
因此，当刘铁城团刚到目的地时，我军便将其一举歼灭了。期间，李时雨还成功将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营救出来。
8月26日，军统特务余详琴从浙江来到上海，劝他暂时不要离开上海，还表示：“你如果能拉一些警察局的人员来我这里，我能拉你进入军统。”
于是，李时雨便在余详琴的帮助下打入军统。起初，他在“沪郊指挥部”跟随余详琴参加逮捕和审讯汉奸的工作。
余详琴的担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后，李时雨担任第二站站长，专门负责为军统搜集情报。
可李时雨不情愿干这份工作，军统上海区领导多次斥责他工作业绩差，并对他产生怀疑，对其进行了秘密侦查和审查。
张执一
1946年，张执一得知军统特务对李时雨秘密侦查并逮捕的消息后，决定让他找机会撤离上海，前往的东北寻找陶铸。
可就在9月17日，已经买好飞机票的李时雨被被捕。在南市车站路军统看守所关了三天后才审讯。
李时雨面对敌人的审讯，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于是，敌人便对他实施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
李时雨被军统关押了三个月，由于没有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加上好友的帮助下，李时雨的案卷送到上海法院，他也转到上海提篮桥监狱。
最终，上海法院判处李时雨7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由于经济吃紧，决定释放15年以下有期徒刑监犯。1949年2月，李时雨被释放。
出狱不久，李时雨便和张执一取得联系，并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根据组织的指示，他和上海银行界、工商界等人士频繁接触，还在国民党军进机关来往。
他和这些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告诫他们要保护好卷宗档案和公共资料。如若破坏，要负全部责任。
虽然李时雨在工作上取得很大程度，但再次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时任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军统特务毛森派特务盯梢。
张执以在了解到李时雨的处境后，立即派人给他送来接关系的路费和信件。
1949年4月，李时雨根据组织的指示，和妻子孙静云乘飞机从上海抵达香港，并和党驻港办事处万景光取得联系。
万景光交给他一本线装书，这本书实则是一本情报资料。几天后，李时雨便带着情报资料乘坐开往天津的轮船离开香港，取道从天津来到北平。
他将驻香港办事处提供的情报资料转交给军管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李时雨身穿军装从此，这位在秘密战线上战斗18年的共产党员终于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李时雨身穿军装
恢复身份后，李时雨激动不已，赋诗一首：“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三天后，刘少奇还亲切接见了李时雨，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这一幕。
在18年的敌营生活中，李时雨以赤诚的爱国热情和赤诚的党性，勇敢的在敌人之间周旋。在长期的隐蔽生涯中，为国家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军委联络部、政务院情报总署等部门任职。而他的妻子孙静云，则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1978年，李时雨先后担任国务院队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院长。
1982年，他正式从自己的岗位上离休。退休后，他为了报答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将自己积攒的一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家乡人民。
李时雨晚年照片
用这些资金，黑龙江巴彦县创立了“李时雨奖学金基金会”，鼓励巴彦县的青年学习们努力学习，争取去大学深造。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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