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尚玉平 西域研究 2023-08-15 12:40 发表于新疆
收录于合集
来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
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2022年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及初步认识
尚玉平
内容提要
图一 巴达木东墓群地理位置图
巴达木东墓群为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向东北方向的延伸，两者文化属性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此次共发掘唐代墓葬11座。发掘区域分南北两区，两区相距约800米，南区墓葬10座（M1—M10），北区仅1座（M11）。墓群地势北高南低，地表多见填埋垃圾的深坑，实为墓葬塌陷区。上世纪80年代，当地村民开垦荒地、修筑水渠，墓群破坏较为严重。
（一）墓葬形制
1.M1 位于南区东北侧，坐西朝东，墓向93°，平面呈甲字形，长7.2、深1.9米。斜坡墓道居东，平面呈长方形，长4.6、宽0.7米。墓道呈两级台阶式，第一级长2.0、宽0.6、深0.7米，第二级长2.6、宽0.7、深1.6～1.8米，墓道口与下底同宽，尾部口小底大呈梯形。坡面平缓，壁竖直规整。墓道西部有盗洞，内填黑细沙土，长1.75、距地表0.7米。墓门外由方形生土块并排纵向垒砌封堵，土坯间用黄土填充加固，上层被扰，封门现残高0.4米。土坯大小规格不等，墓室内距墓门口0.3米处残存一块相对完整的方形土坯，边长30、厚10厘米。墓门为土洞平顶，顶部西侧坍塌，高1.15、宽0.7、进深0.38米。墓室顶坍塌，平面近长方形，四隅圆滑，壁面呈弧形，地面凹凸不平，东西长2.65、南北宽2.25米，残高0.85米。墓室北部偏东放一木棺，木板之间用木楔铆合而成，棺长1.68、宽0.38米。棺内置一成年男性个体，头东脚西，仰身直肢，面向西，骨架保存较差，头骨左右两侧铺有烧灰。木棺中部上方随葬一陶罐，口沿残（图二、图三）。
图二 M1墓葬平、剖面图
图三 M1墓葬图
2.M4 位于南区西南角，坐西朝东，墓向89°，平面呈甲字形，长10、深2.9米。斜坡墓道居东，平面呈长方形，截面呈口小底大的梯形，上口长6.2、宽0.7～0.9米。墓道呈两级台阶式，第一级长4.4、宽0.7、深0.65米，第二级长1.8、宽0.9、深2.9米，坡面略弧拱状，坡度较平较缓（图四）。墓门处残存三层三排错缝垒砌的土坯，土坯长30、宽20、厚15厘米。封门残高0.55、宽0.65米。墓门顶已坍塌，形制不明，残高0.95、宽0.65～0.85、进深0.7～0.85米。墓室顶坍塌，平面呈正方形，四隅圆滑，边长3.25、残高1.2米。墓室内因多次浸水，人骨散乱不全，发现两个头骨，分属不同方向。墓室底西侧中部有一近圆形盗洞。随葬器物有陶罐、陶瓶、陶盘等共11件，分布于东南、西南、北侧中部。
图四 M4墓葬平、剖面图
3.M11 位于墓群北区，地理坐标为东经42°51′43″、北纬89°34′17″，为长斜坡墓道单天井洞室墓，坐北朝南，由地面建筑、墓道、过洞、天井、封门、前室（耳室）和主墓室等组成。整体平面近刀形，通长23.4、深7.6米。墓向185°。是此次发掘的一座规模较大的高等级墓葬（图五、图六）。墓葬所处位置受现代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地面建筑和堆积层被严重破坏。据当地农户口述，上世纪80年代村民在此地开荒，高粱地南部边缘因灌溉有一直径约4米、深约3米的塌陷坑。其中墓室顶部位于高粱地，在正上方有早年机井水渠长期流水。墓葬的南部天井及墓道上方为早年农户耕种的生活区，在墓道西边约10米处，有早些年农户修建的地窝子。
图五 M11墓葬平、剖面图
图六 M11墓葬图
围沟。清理地表生活垃圾及耕土层后，在墓葬西侧、北侧发现围沟遗迹。据早年在M11西南1公里发掘的巴达木墓群一号、二号台地白氏家族墓与康氏家族墓外围的围沟茔院来看，M11墓葬的西侧与北侧也采用了下挖围沟作为茔院的墓葬附属建筑构筑方式。围沟上宽0.9米，深度0.5米，底宽0.65米，横截面呈倒梯形，围沟内填土为后期风积沙土，含沙较大。
墓道。斜坡墓道居南，平面呈南宽北窄、剖面呈口小底大的梯形，南宽与上口相同，墓道壁面规整，底斜直，坡度26°。上口长10.9米，南宽1.6米，北宽0.8米，底北宽1.7米，深4.8米，填颗粒状沙质黏土，含少量细沙河沙石。墓道南端入口处有大量土坯块，被盗扰破坏，土坯多残损，排列错乱，大小规格不等，较完整的土坯宽20、厚10厘米。因墓道坡度较陡，早期开凿时沿中心线位置，简易修挖宽0.2、深0.1米的小台阶方便行走，现残存8级小台阶。
过洞。过洞为土洞弧顶，过洞顶、底依墓道的斜度向下延伸，过洞南端顶部距地面高2.8米，过洞北端距地面高度3.8米，过洞南段残高2米，北段残高2.3米，南端宽1.3，北段底宽1.3米；底进深4.3米、残存顶进深3.6米。壁面平整，顶部分层脱落，在墓道连接过洞处未发现土坯封堵痕迹。
天井。天井上口和下底呈规整的长方形，底呈外高内低缓坡状，东西剖面呈口小底大梯形，上口长2.2、宽0.8米，底长2.3、宽1.7米，深6.8米。天井填土为风积细沙土，在不同层位有淤积板结。西壁北部和东壁北部各有一行脚窝，每行各有6个，排列方式为两行相错，间距0.2～0.5米，最高的距地表1.5米，最下一个脚窝距底部2.2米。距上口1.9米处，清理发现2具马骨，骨架保存较好，被扰乱，其中头骨位于北侧，颈骨位于南侧，下颌骨位于西壁中部，为后期填埋，属二次丢弃，与墓葬并无关系。
封门。封门位于前室外端，由三排土坯垒砌而成，有零星绳纹青砖碎片填补缝隙，顶部残缺不全，前排位于门外，错缝平砌，后两排位于门内，纵向侧立，封门高1.2、宽1.6、厚约1米。土坯长0.4、宽0.2、厚0.1米。封门右上角现一盗洞，长0.8、宽0.7米。
前室。为土洞弧顶，顶部略有坍塌，两壁修直，底近平，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长3.3、宽1.6、残高2米。前室门道长0.8、宽1.2、残高2米。前室距封门土坯0.8米处置墓志一合（22TBM11：1），上层为志盖，下层为墓志铭。前室东壁北侧有一倒塌泥塑，面朝下，高约1米，残损严重，仅见一稍残的左手，整体形似武士俑。东壁底部沙窝用土坯填补，边缘用草拌泥涂抹修平。前室靠墓室方向地面东、西两侧对称各铺有两块方形青砖，此为安装后室墓门的柱洞，墓门倒向墓室，填土中发现门楣上的铁门鼻及锈蚀的铁钉和腐烂的木残块。
耳室。前室东、西两侧各有一耳室，对称分布，呈方形土洞，顶坍塌，后期因墓室进水被淤泥填实。东耳室门道宽0.9、高1米，耳室内宽1.5～1.6、进深1.9、残高1.6米。西耳室门道宽0.9米，高1米，耳室内宽1.3～1.4、残高1.1、进深1.7米。东耳室随葬品有三大两小的泥塑马俑5匹，大者头西尾东并排站立于耳室中部紧贴东壁，小者倒伏于大者马前腿旁。牵马俑2身，位于马的头部；西耳室中部随葬品有三大两小的泥塑骆驼俑5个，泥塑羊3只、蛇2条，牛1头、狗1只，均位于耳室北壁；另有残泥俑头2个，均残损严重。
墓室。土洞结构，平面呈不规则横长方形，顶部已塌陷，墓室门道宽1.6、残高2.5米；墓室南北长3.9～4.2米，东西宽3.2～3.5米，直壁残高1.7米。墓室西侧留有生土二层台，为放置棺木的尸床，南北长2.8～2.9、东西宽1.2、高0.1米。墓室紧贴四壁内侧错缝垒砌土坯，高0.3米，土坯长0.32、宽0.12、厚0.12米。墓室被盗扰，人骨腐朽无存，葬式不详。随葬品以彩绘泥俑为主，大都残损严重，难以辨认且堆积不成规律，数量不详。可辨识的有伏听俑、文吏俑、侍女俑、牵马俑、骑驼俑等。另在尸床以东至墓室东壁区域出土铜器2件、玉器1件、陶器1件，以及大量散乱锈蚀的铁棺钉和腐朽的木棺残片。
（二）随葬器物
巴达木东墓群由于水毁严重，墓室坍塌，加之早期盗扰，出土遗物较少，多为残碎，可拼对复原能辨识的个体器物89件，其中陶器12件、泥俑44件、木器3件、铜器8件、玉器1件，另有墓志1合。
1.墓志 由志盖和志石组成，志盖面朝下扣压墓志之上，质地为砂砾岩，有风化、开裂、剥落等现象，保存状况较差。志盖近方形，斜刹及四侧光素无纹，底边长0.75、厚0.13米。面为盝顶形，边长0.53米。竖排右起阴刻大篆“大唐故程府君墓志铭”，三行九字（图七）。志石，方形，四侧光素无纹。边长0.78、厚0.13米，正面竖排阴刻26行655字，楷书，可识读481字，缺失174字，右起第一行刻有“唐故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广平程府君墓志铭”（图八）。
图七 M11：1石志盖
图八 M11：2石墓志
由志文可知，墓主程奂，祖籍广平（现河北邯郸），后迁华阴（现陕西华阴）。初为“会宁郡黄石府别将”，“迁左□□□□郎将”“除瀚海军□□”“转北庭府长史”“专知西州使库”“迁摄北庭副都护”。卒于“大历十一年六月”，“节义里之私第”，葬于“□□东原”，“春秋六十有三”。育有二子。
2.花押印 一枚。材质为碳精，方形，长宽2.3厘米，通高2.5厘米，重13.44克。通体黝黑，钮为两只相互交错的老虎，首尾相连，形似太极，俯卧状。雕工精湛，憨态可掬，顶部留有两孔，疑为穿绳携带方便。印面有阴线界栏，栏内阴刻一带顶的墙面，形似照壁，刻有一侧面鸟头，有眼有喙有冠。线条清晰，布局合理，但其构图寓意不得而知（图九）。
图九 M6：1花押印
3.彩绘泥俑 44件，主要出土于M11墓室和东西两侧耳室之中，由于多次进水，顶坍塌，大多数泥俑倒伏于地，酥碎严重，几不可辨，相对完整的44件。依据形制差异分为幞头俑、风帽俑、仕女俑、伏听俑（图十）、牵马俑、骑驼俑以及武士俑等，粉面，细线勾勒眼、眉、唇，五官肃穆端庄。另有马、牛、羊、蛇、骆驼等数量不等的动物俑，色彩以红、黄、蓝、绿、白、黑为主搭配组合，制作精美，造型栩栩如生。
图十 M11：28伏听俑
二 初步认识
1.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的墓志等遗物看，本次发掘的墓葬属唐西州时期。
2.巴达木东墓群与巴达木墓群、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关系。高昌城自3世纪起延续600多年，居民死后大都以族葬形式埋葬于高昌古城以北东西走向断续相连的5公里范围内。巴达木东墓群恰处于这一区域。三者在年代上有所区别。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年代跨度较长，自晋、十六国至盛唐时期；[2]巴达木墓群则以高昌王国时期为主，仅有三座带天井斜坡墓道洞室墓为唐西州时期；[3]而巴达木东墓群均为唐西州时期。从地理位置看，越往东年代越晚，距高昌城越远。
3.巴达木东墓群延续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的丧葬习俗，在文化类型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在墓葬形制上发生了细微变化，出现了较多短斜坡长台阶式墓道。即在墓道口垂直下挖50～60厘米，再以缓斜坡延长2～4米后，再向下挖1米左右，又形成长2～3米的二次缓斜坡直抵墓门口。这种台阶式墓道在哈拉和卓墓地考古报告中有所提及（75TKM96、75TKM99），但未说明具体长度及落差，[4]而与之相邻的巴达木墓地考古发掘报告中并无此类现象。说明唐西州时期对墓葬的构筑方式发生变革，追求从简，符合8世纪中期唐代墓葬注重丧祭形式、墓葬简陋的丧葬习俗，[5]这也与墓主身份有关系，等级高者墓葬规模较大，长斜坡、带天井，如同一区域内高耀墓、唐廉公墓以及程奂墓均表现出这些特点。
4.M11墓葬年代明确、墓主身份等级较高，属于重要的纪年标志型墓。墓志志文16～17行云：“大历十一年□□□□六月丁巳朔十三日己巳，终于节义里之私第。”通过核对《二十史朔闰表》[6]，可补为“大历十一年岁 在 丙 辰六月丁巳朔十三日己巳”，据此，墓主人程奂卒于大历十一年六月（776）。从志文可知程奂的仕宦之路为：会宁郡黄石府别将（正七品下）——左金吾卫□郎将（正五品上）——恒王府长史（从四品上）、瀚海军副使——摄西州司马（正五品下）——北庭府长史（正五品上）——摄北庭副都护（从四品上）。志主由折冲府职官系统转入节度使系统，并进一步升迁为摄西州司马、北庭府长史，转入文官系统。志主“专知西州使库”说明他有理财方面的专长，直至迁摄北庭副都护后仍“职守帑藏司存，出纳是恡”，还是理财方面的工作。
5.长安二年（702），武则天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与安西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治南北。吐鲁番盆地连接天山南北，是两大都护府往来交通的枢纽，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在唐西州所辖高昌县境内先后发现两座北庭副都护高等级墓葬，印证了唐代对西域的有效治理。
6.填补了史料记载的空白。墓主程奂史籍失载，已知曾任北庭副都护者两人，一为和守阳（717～727年）；[7]二为高耀（？～766年），程奂墓志的发现，是我们目前所知的第三位北庭副都护。他“终于节义里之私第”，据陈国灿先生的研究，高昌县高昌乡有高昌里、归化里、慕义里、安义里，[8]并未发现“节义里”，结合志主身份级别较高，一般不会住在城外，是否为“节义里”或为“节义坊”，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参与发掘的有：张海龙、舍秀红、尚玉平、王龙；照相：周芳、张海龙；绘图：舍秀红；修复：哈里、丹妮娅。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吐鲁番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2][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吐鲁番地区卷》，第223～224、327～328、223～224页。
[5] 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第78页。
[6]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56年，第99页。
[7] 田平凤，艾尚连：《北庭副都护和守阳事迹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第65页。
[8] 陈国灿：《唐西州的四府五县制——吐鲁番地名研究之四》，《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2页。
（作者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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