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国防 西域研究 2023-08-30 17:02 发表于新疆
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
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1]
——以龟兹为例
刘国防
龟兹作为西域的绿洲大国，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西汉时与汉友好，学习汉礼仪制度，而东汉时，则成为在匈奴支持下阻碍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势力。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两汉对西域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汉王朝自始至终对西域保持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而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表现为“三绝三通”的状态。究其原因，固然与两汉王朝各自的国力强弱不同有关，但不同的西域经营策略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两汉时期，匈奴始终是两汉政权的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但针对匈奴问题而展开的西域经略，在两汉却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成效。究其原因，或以为“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但因种种关系，东汉国力已不如西汉。”[2]仅就人口一项而言，西汉经过文景年间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浸息”的繁荣景象，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全国人口已近6000万。但随之而来的是汉王室遭王莽之乱，战事不断，光武初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3]足以说明两汉国势之强弱。两汉国力强弱的不同确为两汉的西域经营效果有别的重要原因，但其各异的西域经营策略同样对经营活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汉西域经略中龟兹活动的考察，揭示两汉西域经略中政策因素的影响。
西汉时期，龟兹是塔里木盆地北道上绿洲城国。据《汉书》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它是一个占地面积广大、人口较多、兵强势大的绿洲大国。境内不仅农牧业发达，而且以冶炼业著称。龟兹东连渠犁，西接姑墨，北越天山可与乌孙交通，南连精绝、且末、扜弥，在西域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东汉时期，龟兹依然是北道上占据交通要地的重要国家。
一、两汉的西域经略及龟兹的
不同表现
两汉时期，活动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匈奴一直是汉王朝最主要的威胁，围绕着如何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两汉政府制定了各自的西域经营政策。
西汉王朝建立之前，匈奴利用中原地区楚汉相争的时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服丁零、坚昆（在叶尼塞河上游及贝加尔湖周围），南并楼烦、白羊（在今内蒙古南部），占领河套，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统治大漠南北的强大游牧政权。
前200年，白登之围后，高祖刘邦认识到了匈奴的强大，改变了对匈政策，采纳了刘敬的谏议，将汉公主嫁与匈奴为阏氏，并送以厚礼，对匈奴实行和亲之策。至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时，汉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库充盈，社会安定，实力大增。汉朝开始寻求新的解决匈奴问题的办法。公元前138年，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共抗匈奴。元光二年（前133），武帝用聂壹计谋，设伏马邑，准备重创匈奴，但未能成功。元光六年（前129），汉朝军队四路并出，揭开了反击匈奴的序幕。在此后的数年中，汉朝不断发动对匈奴的讨伐战役，特别是元朔二年河套之役、元狩二年河西之役及元狩三年漠北之役三次重大反击战役的获胜，自汉初以来的中原地区军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得以扭转，汉匈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事态势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匈奴的方向发展。匈奴王庭被迫北移，统治重心西移，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
在对匈奴进行军事反击的同时，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再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实施断匈奴右臂战略。但终因乌孙昆弥年老，国内存在矛盾，致使汉结盟乌孙的目的未能实现。乌孙远离汉朝，久为匈奴附属，对汉朝的实力不甚了解等都是乌孙难以即刻转向的重要原因。在外交努力宣告失败之后，汉武帝还试图向西域诸国展示汉朝的强盛与富足，从经济上吸引西域诸国。西域诸国使者至汉者日渐增多，汉朝“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武帝出巡时往往也有西域诸国使者相随，“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4]但汉朝利用外交和经济等非军事手段，均未能达到使西域诸国“义属”的目的。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取代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成为汉武帝图制匈奴的战略选择。
元封三年（前108），汉朝派遣大将赵破奴攻破姑师、降服楼兰。前104年、前102年，又两次派遣李广利征伐大宛。伐大宛获胜以后，“西域震惧”，西域国家轻慢汉使的局面得到改变，汉朝在西域诸国的威望大大提升，为汉朝进一步控制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汉首开屯田于渠犁、轮台，置使者校尉领护，还修筑了自敦煌向西至塔里木河下游孔雀河一带军事设施，使轮台、渠犁与敦煌的长城连成一线。这一系列行动都体现了汉朝将势力深入西域，试图控制西域的决心。
李广利伐大宛回师时，途经龟兹，得知扜弥国太子赖丹在龟兹作质子，便斥责龟兹王说：“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5]遂将赖丹带回京师。昭帝时，桑弘羊以前的建议又重新被提起，命扜弥国太子赖丹屯田轮台，轮台的屯田与渠犁连成了一片。赖丹在邻近龟兹的轮台屯田，引起了龟兹的警觉和不满。在贵人姑翼的唆使下，龟兹王杀死赖丹，并上书汉朝谢罪。
本始三年（前71），汉朝与乌孙联兵大败匈奴。次年，汉朝遣长罗侯常惠犒赏乌孙。临行前，常惠奏请朝廷顺便击龟兹，以惩治其杀赖丹之罪，宣帝不许。但常惠得到大将军霍光的私下授意，要其“便宜从事”。常惠在完成对乌孙的犒赏返回时，发龟兹以西诸国兵二万，以东诸国兵二万，乌孙兵七千，加上其自身所带士卒，共约五万人，三面合围，准备攻打龟兹。龟兹王谢罪，交出姑翼，常惠斩之而还。至此，龟兹归附汉朝。其后，龟兹王遣使至乌孙，与解忧公主女结为婚姻。元康元年，龟兹王绛宾偕夫人一同入朝，留居长安近一年之久。后又数度入朝，“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6]演绎了一段模仿和学习汉文化的生动故事。绛宾死后，其子丞德自称汉朝外孙，多次入朝，终汉之世与汉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有不少仰慕汉朝的龟兹人留居内陆，汉朝政府在上郡还设立了龟兹属国，委派龟兹属国都尉管理其部众。[7]
王莽时期，由于执行激进的边疆政策，引起西域诸国的反叛，导致西域与中原王朝关系断绝。
东汉建立以后，“（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文献虽然没有枚举十八国名称，但从记载的国名看，龟兹周边的车师前国、焉耆、鄯善等均在其列，龟兹恐怕也应是其中一国。然而“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表现出在处理周边事务中的消极态度。
“（建武）二十二年，（莎车王）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8]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东汉政府对周边的漠视，无疑助长了莎车称霸西域的野心。在莎车和匈奴的双重威胁下，龟兹被莎车攻占，鄯善也在国破后与车师降于匈奴。龟兹被莎车占领以后，“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妫塞王。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9]
占据西域部分地区的北匈奴不断南下扰掠，不但使东汉北方不宁，而且致使河西城门昼闭，东汉被迫以军事行动反击匈奴。永平十六年（73），派遣窦固、耿忠等四路并处征伐匈奴。窦固一支军至蒲类海，击走匈奴呼衍王，占领伊吾，设宜禾都尉屯田于此。次年，窦固、耿秉再击北匈奴于蒲类海，进而攻取车师。东汉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于西域。不久东汉明帝去世，“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起而反叛东汉统治的正是西汉时与中原王朝关系极为密切的龟兹。
其实，在此之前，在匈奴支持下的龟兹，就已经成为汉匈争夺中匈奴依靠的主要力量了。“明帝永平十六年（73），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十七年春，班超袭破疏勒，俘获兜题，“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十八年，“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肃宗初即位，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班超奉诏东还，疏勒“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10]沿途一再受到诸国挽留的班超行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11]在于阗国众大臣的劝说下，班超最终自行决定留在西域，与诸国共抗匈奴。在班超的请求下，东汉政府才同意向西域增兵，“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班超才重新控制了疏勒。元和元年（84），班超“发于窴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班超用疑兵之计，袭破莎车，龟兹等退去，威震西域。在班超等人的努力下，“明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12]永元六年（94），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东汉政府才重新统治西域。
及至班超以年迈请归，东汉政府任命任尚接替班超为西域都护。刚愎自用的任尚为政苛责，再次激起了西域诸国的反叛。延平元年（106），“西域诸国反叛，攻都护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慬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会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人固谏，白霸不听。慬既入，遣将急迎禧、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人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共围城。慬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月，胡众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岁余，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13]永初元年，“遂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的反叛，迫使东汉政府再次迎还都护，放弃西域经略，致使“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
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但未得到朝廷的许可。但置护西域副校尉，领兵三百，居敦煌，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
延光二年（123），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第二年，班勇至楼兰，鄯善归附。此时，龟兹王白英就是否归附东汉犹豫不决，班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请降。班勇因发诸国兵万余人至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复通于汉。接着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车师后部，击走匈奴呼衍王，攻破焉耆，西域又一次回到东汉的统治之下。
纵观东汉经略西域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与西汉时不同的是，位于西域北道上的大国龟兹始终与东汉为敌，是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阻碍。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东汉政府经略西域的政策直接相关。
二、两汉各异的西域经营政策
匈奴是两汉政府在边疆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但由于两者所面对的具体形势有别，处理该问题的指导思想不同，使两者的边疆政策各异，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西域经营的效果。
西汉时期，面对来自北方匈奴的严重威胁，汉高祖刘邦在立国后不久，便率兵北征，但却遭受白登之围，西汉转而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经吕后、文帝、景帝数朝后，武帝即位后，面对匈奴的扰略威胁和无度索取，他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实施反击。
在正面不断出兵攻打匈奴的同时，西汉政府认识到西域诸国在汉匈对峙中的作用，要想“图制匈奴”，就必须结盟西域国家共同抗击匈奴，实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因此，汉朝政府先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未成功，接着派遣张骞再次出使结盟乌孙，但也没能够实现。西汉政府仍未放弃，不断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试图以经济手段吸引西域诸国归附。但西域诸国畏服匈奴，不敢轻易归附汉朝。更有甚者，楼兰等当道国家劫杀汉朝使者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出兵西域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势在必行。于是武帝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兵数万击姑师，并向乌孙、大宛示威。但破姑师、降楼兰仍然不足以改变西域诸国总体役属于匈奴的局面。随之有了两伐大宛的军事行动。远征大宛充分显示出西汉政府对西域势在必得的决心，伐宛的胜利使西域诸国认清了局势，汉朝在西域的威望树立起来了。在西汉伐宛战争中尚“首鼠两端”的西域大国乌孙也积极加强了与汉朝的联系。乌孙的举动引起了匈奴的不满，与车师共侵乌孙。本始三年，汉与乌孙共击匈奴，汉乌宣告结盟。
“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继续主动与匈奴争夺西域。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争夺单于位失利，率部归附汉朝。西汉取得了西域争夺的全面胜利。于是，设西域都护于乌垒，负责西域军政事务的管理。自此以后，西域处于西汉的统治之下直至西汉末。
纵观西汉对西域的经略，西汉朝廷对汉匈斗争中西域的战略地位有着准确的认识，对西域的经略活动始终是围绕着“图制匈奴”这一指导思想展开的，具有明显的主动性。虽然在经略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系列的困难，但其持续不断的经略活动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王莽代汉以后，由于执行激进的边疆政策，引发了包括匈奴、西域、西羌在内的边疆地区的普遍反叛，匈奴趁势重新控制了西域。
东汉建立以后，与西汉一样，再次面临匈奴不断扰边的威胁。但东汉政府却采取了与西汉不同的边疆政策。光武建国伊始即以黄老无为作为治国思想，在边疆政策上体现为奉行羁縻而治，一切以保守为原则。[14]
建武五年（29），莎车王康“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15]。十四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遣使朝贡。莎车的遣使朝贡颇具试探东汉的西域政策的意味，但光武帝以忙于内部事务为由，婉辞拒绝。十七年，莎车王贤再次请都护。光武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但敦煌太守裴遵认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朝廷下令追夺所赐都护印绶，另授莎车王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引起贤的不满。于是诈称汉大都护，欺凌西域诸国。东汉出尔反尔的做法，引起了莎车王贤的不满，也显现出东汉政府对西域事务缺乏总体上的考量。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十八国遣子入侍，请求东汉政府派遣都护，东汉朝廷又“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声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16]。东汉消极保守的边疆政策暴露无遗。东汉政府放任的结果是莎车王贤日益骄横，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在得不到东汉保护的情势下，龟兹、鄯善等国，不能自立，倒向匈奴。东汉政府之所以不愿介入西域事务，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迫于匈奴”，但其结果反而使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和影响增强，更为严重的是，匈奴支持下的龟兹、鄯善竟成为日后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障碍。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八部大人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后，北匈奴势力减弱。“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汉之塞地晏然。”[17]
匈奴分裂以后，东汉北部边疆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匈奴实力被削弱许多，来自北方的威胁较之西汉大大减轻，西域在汉匈奴对峙中的战略地位随之下降。这一形势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东汉的西域经营政策。
永平年间（58～75），北匈奴胁西域诸国共寇河西，致使河西城门昼闭。永平十六年，汉明帝乃命窦固等四路并出北征匈奴。窦固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第二年，又置都护、戊己校尉于西域。但恰值此时明帝去世，建初元年，在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的大好形势下，新即位的章帝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同时，下诏征还正在疏勒诸国活动的班超。东汉刚刚开始的西域经略，从政策层面上即告中断。东汉放弃西域的政策，对西域诸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时，龟兹攻打疏勒盘橐城，得知汉廷罢都护，诏还班超的消息，疏勒举国忧恐，疏勒两城也因为班超的离去，复降龟兹。
建初三年（79），班超率疏勒、于阗等国兵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西域诸国中除焉耆、龟兹外，莫不向化。为重新统一西域，班超上书朝廷，请求增兵。奏疏中，班超对西域的形势作了准确的分析，认为“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18]明确指出，匈奴支持下的龟兹是东汉统一西域中的最大障碍。班超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建初五年，由徐干率领的弛刑及义从千人增援队伍赶赴西域。就在汉朝的援兵尚未到达之时，“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19]西域部分国家之所以会有此举动，说明他们并不认为东汉会派兵增援班超，降服西域。看来，他们对东汉所奉行的保守的边疆政策是有所了解的。
章和元年（87），班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击退龟兹，收复莎车。永元三年（91），龟兹、姑墨、温宿皆降，六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诸国因对都护任尚施政不满，起兵围攻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为由，诏罢都护。东汉的西域经略再次中断。北匈奴复役使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
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为解除北匈奴的扰略，遣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诸国，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但数月后，北匈奴率车师后部王攻没班等，击走车师前王。鄯善危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复欲进取西域。邓太后召集廷议，官宦大臣多“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为由，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有大臣认为，若置校尉，“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20]显现出大臣们在西域问题上普遍的消极认识。邓太后采取折中的办法，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领兵三百，羁縻西域。汉廷奉行的保守边疆政策，助长了北匈奴的气势，其后接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遂不能禁。
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珰陈疏三策，专制匈奴。其上策曰：“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21]其实，早在元和二年（85）“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永元三年（91），“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22]扰掠河西的只是北匈奴残部，实力已经极其有限。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经过廷议，安帝选择了张珰的中策，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东汉朝廷西域政策的消极性、保守性暴露无遗。班勇屯田柳中，遂破车师。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
虽然在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东汉取得了胜利，但“自阳嘉以降，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诸国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东汉后期，西域长史王敬被杀，东汉“竟不能出兵”。永兴年间，车师后王阿罗多先叛汉而后归，致使东汉先立卑君为后王，后又夺其印绶。这些事件的处理失当加剧了西域局势的混乱。
三、政策因素的影响
1.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西域诸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首鼠两端是他们常用的应对之策。东汉初期，西域十八国遣使共请都护，说明他们从内心来讲，是倾向于东汉王朝的。但是，东汉朝廷并没有把握住这一有利时机，未能给面临危险的西域诸国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而是奉行消极保守的边疆政策，所谓“东西南北自在也”，终使龟兹等北道诸国倒向匈奴。
2.与西汉的西域经营政策相比，东汉对西域的经略，缺乏政策上的明确指向，实施中又缺少政策连续性，突出表现为西域都护的置罢无常，致使东汉的西域经略呈现出“三绝三通”的状态。
3.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东汉对西域的经略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在西域的经略过程中，既缺少像西汉那样结盟乌孙的战略性谋略，更没有像远征大宛那样的战略性军事行动，投入西域经略的力量远不及西汉，使东汉对西域的经略表现为几乎是逐个绿洲的争夺。
4.与西汉的西域经略政策相比，东汉在西域屯田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不及西汉，导致其对西域的统治不如西汉牢固。“举凡在西域实施稳固统治者，其在西域的屯田也都卓有成效；反之，举凡西域屯田成效显著者，其在西域的统治也多牢固，二者相辅相成，联系密切，并互成因果。”[23]
5.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附汉。在控制西域的北匈奴势力远不及前期的背景下，东汉经略西域，其统治西域的范围却远逊于西汉，在西域建立起的统治也不及西汉稳固，与其奉行的边疆经略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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