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凤 西域研究 2023-09-27 10:47 发表于新疆收录于合集#丝绸之路61个
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马玉凤
绿洲丝绸之路是明朝与西域交往的关键通道，在明代中西交流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尽管学界对明代绿洲丝绸之路历史地位的认识分歧较大，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积极肯定的声音愈来愈强。而对西域各地及贡使的研究，则是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特色，成果主要包括西域各地的使团构成，贡使的活动与管理等方面。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一方面有助于了解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研究旨趣，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明代丝绸之路及西北边疆经略的研究。
古代丝绸之路最初是指中国至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的陆路通道。众所周知，在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第1卷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将其内涵指向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路线，后经西方学者赫尔曼、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使用与传播，并逐渐被学术界接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丝绸之路又分为“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多条线路。但“丝绸之路”最初的含义，主要是指从古代中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而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沿岸的陆上通道。后来，这一通道又被称为“古丝绸之路”“陆路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等。本文采用“绿洲丝绸之路”的说法，旨在凸显绿洲在丝绸之路交往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独特意义。
明代绿洲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亡以后，漠北割据，中亚、西亚的贡使、商旅、公文以及买卖交易几乎完全集中在这条孔道上，中亚统治者都将这条通道视为金路”。与汉、唐、元诸朝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相比，尽管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相对薄弱，但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其进行分析与反思，对进一步推进明代丝绸之路研究大有裨益。
与蒙元时期的欧亚大交流相比，明代丝绸之路到底是衰落还是繁荣，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有关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衰落的观点影响较大。如美国学者艾琳·M·弗兰克和大卫·M·布朗斯通认为：“在蒙古人走过丝绸之路最后的伟大时刻……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5世纪中叶的陷落，丝绸之路决定性地衰落了。虽然跨亚洲的贸易和旅行会继续，丝绸之路将不会恢复过来。”周伟洲认为明代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丝路未断，但作为陆上中西交通的丝路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丝绸之路处于衰落时期。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王治来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蒙古征服中亚、西亚，统一中国，海内外交通畅通，丝绸之路重现往日繁荣，中西亚各民族仰慕中华文明，故西域人华化甚盛。元末以后丝绸之路进入了衰落和几乎中断的时期，东西方各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并强调丝绸之路的繁荣到元代“算是最后的阶段”，从15世纪后半期起，因资本主义的萌芽，时代发生了转变，“丝绸之路就进入了衰落和几乎中断的时期。这种局面，甚至延续到清代”。马强甚至认为绿洲丝绸之路从“安史之乱”后就进入了衰落时期。
与此类观点相反，一些学者通过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认为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并给予较高的评价。王继光充分肯定了丝绸之路在元朝的发展，认为“以此为契机，迄明初近百年间，仍不减汉唐气象”。刘元珠认为：“1372年以后，明朝的军队控制了甘肃，河西走廊至嘉峪关均纳入明朝的势力范围。明朝与西域的交通经过河西走廊是时势所促成的，这种情况与汉朝的时候很相似。”美国学者莫里斯·罗萨比认为：“明初，特别是永乐年间，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使节到亚洲各地。除郑和七次航海之外，还有大量从陆地到亚洲腹地的使者。”赵俪生明确指出，“明初洪武、永乐的西域政策与汉武帝、武则天的相似，是积极的。”杨建新、卢苇也认为，“丝绸之路到了明代又出现了一次繁荣发展的时期”。杨富学认为，明代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明代的丝绸之路路线与前代相较有所变更”，另一方面“丝路上的贸易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并指出明代陆路丝路贸易并不比海路逊色。刘迎胜强调，明朝的对外交往分海路和陆路两种渠道，“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并未因郑和远航而萎缩。其实明初朝廷因与故元势力斗争的需要，对西域邻国更为重视”。万明梳理了傅安六使西域的事迹，指出其与郑和下西洋同等重要，认为“明初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傅安从陆路六使西域中亚，为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畅达创下了不可泯没的业绩，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同样是功莫大焉”。李云泉考察了明朝与西域的朝贡贸易，认为明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善，皆为历代所不及”。任萍也认为，“明代四方前来朝贡的使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随着西域军政格局的演变，明朝与西域各地的交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为了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面对西域复杂而多变的情势，明朝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加强与西域的联系，最大限度地减轻来自西域的军事压力，并根据形势的需要来管控丝绸之路。田澍认为，“明朝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更不会与世隔绝。终明之世，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对外交往一直在进行着，未曾中断”，西域贡使“通过河西走廊与明朝所从事的朝贡贸易未曾中断。通过朝贡贸易，明朝加强了与西域各地的经济联系和友好往来，孤立了北元势力，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田澍通过对“嘉靖革新”的专门研究，认为嘉靖初年“哈密危机”的解决，“标志着长期以来明朝以闭关绝贡为主要手段试图收复哈密的策略的终结。从此以后，明朝与吐鲁番的关系由矛盾对抗转为友好往来”。施新荣考察了哈密卫与明朝的关系变化，认为“随着哈密卫的逐渐衰弱，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关系亦日趋衰落，其入贡之贡期间隔从一年数贡延长至五年一贡，贡物种类也变得十分单一。至正德、嘉靖朝以后，哈密卫贡使完全以乞讨赏物而来”。但明朝与哈密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张文德考察了西域写亦虎仙家族兴衰过程，认为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的丝绸之路东段之所以保持畅通，在于当时明朝的国力强大，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国势渐衰，国内保守主义势力上升，闭关绝贡的主张得到部分士大夫的认可，即便赞同通贡的士大夫也希望薄减其给赐，而不是永乐、宣德年间的厚赐”。尽管在明代中后期“哈密三立三绝”，但明朝并未真正闭关，仍然“开关准许东察合台汗国人通贡，'西陲藉以息肩’。直到东察合台汗国被叶尔羌汗国归并之时，吐鲁番依然通贡不绝，与明朝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陈跃、韩海梅认为“在和平解决哈密危机后，明朝的西北边境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为明后期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丝绸之路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故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丝绸之路史的研究中，应考量时代特点和沿线形势变化，不可简单地以某一王朝或某一时期所谓的“辉煌”来规范别的朝代或另一时期，而要以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丝绸之路的历史。由于元朝无力维持长时段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不可能长久维系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种交流态势，这一时期所谓中西大交流必然是短暂的，难以持续的。代元而兴的明朝面对一时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一方面要用有效的防御措施来确保王朝安全，避免重蹈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的覆辙，另一方面必须加强与周边的交往，以和平交往和开放包容来分化元朝残余势力。因此，明朝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一方面要发扬光大汉唐丝路遗风，以“博望精神”竭力推动向西开放，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保持或恢复元朝时期的交流局面，通过丝绸之路来扩大明朝的世界影响力。正如万明所言，“自张骞通西域至明末，经历了1700多年的岁月沧桑，丝绸之路不断如缕，始终具有生命力”，并强调“直至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仍旧在活跃着，从没有中断”。
明朝绿洲丝绸之路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不同于汉唐，也不同于元朝。只有摒弃以汉、唐、元诸朝模式来简单类比明朝的做法，才能理性地认识明朝绿洲丝绸之路在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总体认识更加客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来丝绸之路研究重汉唐、轻明代的学术风气，也扭转了重海上丝绸之路而轻绿洲丝绸之路的学术倾向。
学界在表述明代西域概念时有着不同的看法，且分歧较大。田卫疆认为清代将明代西北诸地众多部族和地区俱列入《明史·西域传》中，除明朝本身对今新疆经略不多外，反映了清朝对西北边地的关注，因此，“《明史·西域传》与其讲反映的是明代西域事，还不如讲曲折地反映了清代西北边疆地理情况”。他同时指出，“西域”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域”，“对于公元14—17世纪的这段西域历史，今天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东察合台汗国’”。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认为：“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张文德认同《明会典》对“西域”概念的界定，指出“明代西域，指的是嘉峪关以西西域诸国”，“嘉峪关尚在玉门关、阳关之东，明代的西域范围大于汉唐”，即明代西域的范围“主要是嘉峪关以西至地中海地区，侧重于哈密以西直至中亚帖木儿朝领地，暂不涉及《明史·西域传》所列的西藏”。后来他又根据“关系的亲疏和对明朝的重要性”，将明代西域分为两部分：“哈密以东、嘉峪关以西”是一部分，“哈密以西”则为另一部分，认为“明朝实际上对这两个区域的西域使臣在待遇上有所区别”。杨林坤亦参照《明会典》的记载，以嘉峪关为界，将嘉峪关以西定为西域。林松、和龑则认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是指“今天我国甘肃省嘉峪关以西，苏联中亚撒马尔罕以东广大地区”，但在其研究中更多涉及的还是今我国新疆地区和甘肃省的西部地区，即所谓“狭义西域”。杨晓春在《明代西域伊斯兰教士在中国内陆的活动问题再探》一文中指出：“入华的伊斯兰教士来自西域各地，如西亚、中亚、埃及、印度等各地。按照中国传统对于域外地方的称呼，均可称为'西域’，是中国西北通过陆路可以到达的。”同时认为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地区、包括埃及在内的红海地区和印度东西海岸，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出航可以到达，可称为“南海”，西域和南海“有着相当多的交叉”，因此其文“综合称为西域伊斯兰教教士”。可见，在具体研究中，学界对明代西域范围的认知不同，这主要是对明代西北边疆的管控方式和管控程度的不同认识所导致的。
对明代“西域”概念的不同认识，导致人们对西域地区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说法不一。杨建新认为有明一代通过丝绸之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有中亚的撒马尔罕人、塔什干人等；至于我国西域，如哈密、吐鲁番、于阗、别什八里等地的人，那更是络绎不绝”。刘迎胜认为，雄踞东亚的明朝在西域所面对的是故元贵族裂土割据而形成的三支势力：在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为中心的绿洲农耕区的帖木儿帝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在今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建立的钦察汗国；在中亚东部的瓦剌和东察合台汗国（明人称别失八里、亦力八里）。其中最为强大的是帖木儿帝国。袁南生根据《明会典》的记载，梳理了与明朝进行朝贡的49个西域地方。林梅村将绿洲丝绸之路上与明代交往的各地由东向西分为6大区域，即：1.蒙古、畏兀儿诸部落（今新疆、甘肃交界地带）；2.亦力把力汗国（原东察合台汗国）；3.帖木儿汗国（原西察合台汗国）；4.麦木鲁克苏丹王国（今埃及和叙利亚）；5.马格里布苏丹王国（北非西部）；6.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并指出从嘉峪关至天方“现存二一一个地名，佚失部分可以根据《西域土地人物图》补齐，总计二二四个地名”。林梅村基于对2002年发现于日本的原明代中叶宫廷绘本西域地图的考证，认为此图正是明代丝绸之路路线图。万明通过对万历时期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出发通过古丝绸之路到肃州线路的考察，认为这一经历“说明了自莫卧儿到哈实哈儿王国，均与明朝有着朝贡关系”。
与明朝交往的西域各地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另外还包括今中亚、西亚的一些地区”。由于蒙元以来西域政治格局的不断演变，汉唐形成的丝路古道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汉唐到元代一直很繁荣的丝路南道中衰了，而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结果又形成了新疆境内新的南中北三道”。特别是陈诚出使西域所“开通”的阿力麻里与土鲁番之间的道路，是“陈诚一行对我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大贡献”。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认为，从14世纪末起的几个世纪“新疆各绿洲一直向明朝进贡”。陈高华认为“明代，哈密、土鲁番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是很密切的”，“从永乐四年（1406）起，一直到明朝灭亡前夕，土鲁番一直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梅村所著《蒙古山水地图》自201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学界对明代西域历史地理和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关注。林梅村将该图绘制时间考订为嘉靖三年（1524）至十八年（1539）之间。张晓东在肯定该图的发现具有非凡意义的同时，提出其绘制时间应在弘治之后、嘉靖二十一年（1542）之前。付马则认为该图所反映的自嘉峪关向西直到小亚细亚的道路地理信息并未“突破学界既有的知识框架”，并通过对该图所反映的吐鲁番盆地聚落的考察，认为该图对吐鲁番盆地东部交通路线的描绘“基本延续了唐代伊西路的走向，即从东方进入吐鲁番盆地要先后经过鄯善、鲁克沁和高昌三大绿洲聚落”。李祥东认为在确定该图绘制时间时要慎之又慎，认为林梅村对“该图性质的基本判断不能成立”，提出应通过科技手段对该图所用纸张、颜料、装帧材料、绘制技术做出“郑重鉴定”，同时应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来解决绘图人是谁、是否为官方行为、是否为嘉靖皇帝本人所使用的宫中地图、绘制的时间、该图的版本、地图的名称等具体问题，以澄清林梅村的相关结论。由于该图涉及的问题较多，需要多学科和多角度的考察。毋庸置疑，该图的发现对推动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贡使是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群体，其活动反映了该时期绿洲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与中西交流的时代特点。对绿洲丝绸之路上贡使活动的关注是明代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亮点。“明代元有中国，太祖澄清宇内，成祖继之，益修武备，轺车四出，招降促贡，国势极盛。”朝贡贸易，“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贡使活动具有“线路的统一化”“交往的定期化”“管理的严格化”“招待的细致化”“交融的时代化”等鲜明特点。
（一）贡使的组建与类别
为了扩大与西域的交往，明朝按照西域各地与其亲疏远近分别制定贡期，“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由于贡使待遇优厚，西域朝贡使团纷至沓来，规模庞大。如永乐元年（1403），一支由北京返回撒马尔罕的“商队拥有骆驼800匹，载来大宗商货”。永乐十七年（1419），从哈烈朝贡的使团共有510人。这些人中，“有的直接以商人的身份来到明朝，有的是打着使者的招牌或者假冒使者，实际是商人，就是真的使者，也带有众多的商人或自己兼作贸易。这时期的商队一般都十分庞大”。明朝前期，帖木儿帝国和明朝都“积极发展双方之间的贸易”，彼此“不仅有政府之间的贸易，而且也有民间的贸易。中亚民间的商人往往假称贡使来中国，或为了安全而与政府的使团同行”。
田澍将朝贡的西域使臣分为“起送”与“存留”两类，其中“起送者只是某一使团中的极少数人”。一般而言，“起送使臣只占该使团人数的十分之一，最多不超过十分之二三”。张文德将此两类贡使称为“进京使臣（正使）”和“寄住边城使臣（副使或随员）”，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进贡使臣作为王或头目的代表，是正式的官方使臣，反映在《明实录》上，他们的名字与他们所代表的王的名字并连出现”。杨林坤根据《明会典》的记载，将西域贡使划分为“进贡到京使臣、奏事到京使臣、寄住使臣”三类，认为进贡到京使臣是“作为西域各政治实体的王或者头目的官方正式代表，他们手中握有贡表，是以正使的身份赴京朝贡，并接受明朝的正式封赐”；奏事到京使臣是“西域各地派出的衔负一定政治使命，赴明朝传报某方面信息的正式使臣，一般情况下使团人数较少，不进行贸易活动”；寄住使臣是“跟随西域正使前来朝贡不被起送赴京，或因世居地被侵占而迁居嘉峪关内外，居住边地进行互市贸易的使团成员”。他指出西域贡使在当地多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列举了具有“米儿咱、苦列干、赛夷族、火者、异密、伯克、巴赫什、塔瓦赫、打剌汗”等“头衔”的西域贡使并对其来华朝贡时间、使臣姓名、所属地区等做了详细的列表分析，同时对西域贡使中的“回回”商人以及明代西域多次来华使臣及西域朝贡贸易家族进行了考述。
（二）贡使的管理
对绿洲丝绸之路的管控与明朝国防安全密切相关。明朝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强大国家，必须“担负起维护丝绸之路运行的历史责任，扮演着丝绸之路的主导者、规则制订者和稳定者的角色，与西域诸政治体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从实践过程来看，明朝对绿洲丝绸之路的管理总体上是成功的，使明朝与西域的交流得以持续进行。绝大多数西域贡使皆能按照明朝相关法令从事贸易活动，使丝路贸易再度繁荣。杨林坤认为明朝本着“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宗旨，主导着西域朝贡贸易，“不仅在贡期、贡道、使团规模、表文、堪合、贡物、回赐、册封、互市等方面都有明确规范，还在中央和地方设有专门机构或兼管机构，如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地方各级衙门和市舶司等管理四夷外国的朝贡活动。这些制度和机关构成了明朝详备而有效的朝贡管理体系。其中，管理西域诸地来华朝贡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授予西域贡使官职，是明朝管理西域使臣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明朝维护西域朝贡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张文德认为使臣授职制度“是一种相对严格的管理制度，明廷可以通过西域国王或使臣的主动请求，经明朝皇帝批准后，按照明朝的管理制度执行。西域来华使臣得到的官职多为武职，其晋升顺序也按照武职级别的高低进行，得到不同级别武职的使臣并不享受明廷的俸禄，但有相应的品级，享受不同品级的给赐待遇”。他详细考述了与明朝进行朝贡往来的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亦力巴里）及以西地面使臣的授职以及明朝对西域贡使授职的相关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他认为明朝对使臣的授职“展示出明廷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对西域诸国羁縻政策的掌控手段”，也体现了“明廷对西域诸国政治上的信任程度”。姚胜通过明朝对吐鲁番朝贡使臣所授官职的考察，认为明朝对吐鲁番朝贡的管理比较规范，对贡使官职等级及封授政策有相对明确的规定。
明代嘉峪关以西的贡道路途艰险，很不安全，但贡使络绎于道，其动机、动力何在？杨林坤认为，西域贡使来明朝贡“一是代表本地统治者响应明朝皇帝的怀柔和招徕政策，保持与明朝的和平友好关系；二是西域各地面统治者希望借助明朝的力量，进行仲裁、调节和干预，提升自己在国内政治斗争和地区竞争中的实力，进而扩大自身在西域政治版图中的影响力；三是西域使臣通过明朝封授任职官衔来提高政治身份和社会威望；四是在朝贡活动中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张文德认为西域贡使来朝原因有二：“一是来自掌管明朝外交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远国部落的招徕”；“二是西域国王为巩固地位遣使来华，西域使臣为提高自身身份累充使臣”，“经济上谋取高额利益应是西域贡使活动的根本动机”。可见，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贡使多是利益驱使下的贸易使臣，“有大量商人夹杂在使团队伍中，他们为了谋求商业利益，甚至伪造西域各国贡表”。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绿洲丝绸之路上频频出现违禁行为之现象了，如贡期违时、贡道违禁、冒充使臣、私茶出境、滞留不归等。虽然明朝对西域贡使实行“宽待”政策，但对违禁行为也时时加以处置，以儆效尤。张文德指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贡使常违反明朝规定的“贡期、路径、贸易品种、人数、接待等禁令，使臣为追求更大利益，多有违犯”，但实际上，“囿于外交礼节，明朝对违法使臣惩处的措施有限，主要是：对来贡使臣，未给赏者，递减其赏；令守边官员对外夷来贡曾犯法者，再不许起送”。
（三）归附贡使的安置
按照规定，西域贡使完成使命后皆要回去复命，但实际上有一部分使臣滞留不归，成为明朝归附人员。归附人员分为三种类型：作为进贡使臣申请留居、作为进贡人员自愿归附、作为进贡使臣先寄寓后归附。奇文瑛认为：“西域移民内迁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不乏优养政策的感召，也有避乱和欣慕中原的动力，但更有追逐利益的考虑。”杨志娟指出：“明代重视贡赐贸易，来自各国的贡使中一些人选择定居中国。明代来华的穆斯林最重要的是西域陆续内附的穆斯林以及各国来华贡使。”
“回回人”是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贡使群体的主要力量，明代西域贡使中更多的是以朝贡名义前来贸易的商人，他们在明代官方史料中多被称为“回回”。“明朝前期和中期，曾经有大量西域回回人归附中原，奠定了回回民族最终形成的社会基础之一。”林松、和龑指出：“明代西域回回循丝绸之路大量涌入中原，经商营利，多不思返，定居中原各地者多达十数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元代以后西域回回入附中原的又一个高潮。”在明代，西域回回入居内附可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宣德年间（1368—1435）的入附初潮”，“正统至正德年间（1436—1521）的入附高潮”和“嘉靖（1522）以后的入附余绪”。他们入附后主要从事“农、军、商、仕”以及“天文、医学、宗教、手工业”等职业。
明朝对贡使的有效管理保障了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贡使为有明一代丝路沿线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田澍认为明朝与西域的朝贡贸易有效保证了明朝西北边疆的安全，“终明之世，西域诸国与明朝的友好往来是明朝与西域关系的主流，丝路贡使贸易与明代国防战略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贸易景象，是中外贸易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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