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陈大漓 ，作者陈大漓
1 针尖对麦芒
所有《古埃及王表》全部产生于19世纪以后，晚一些的，到了20世纪初叶才和人们见面，这一个原因可能是拿破仑攻占了埃及，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具体原因要等后来者进一步发掘了。
所有《古埃及王表》都是在瓦拉《希罗多德历史》基础上编造的，而接近所有的古埃及历史又是在《古埃及王表》基础上编造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埃及“历史”，其实应该称呼为小说最为恰当，问世时间不过两百年，鸦片战争的历史都比许多《古埃及王表》的历史要悠久。这就是现行的教育体制给我们展现的“历史”真相，告诫我们要以史为鉴，要在谎言和小说中发现“前人”的轨迹，并学习之。
也就是说，只要证明《希罗多德历史》为瓦拉伪作，《古埃及王表》自然崩盘，古埃及历史全面崩盘。到此已是针尖对麦芒，双方都没有退路了。要吗是《希罗多德历史》的辨伪工作前功尽弃，做了一回疯子，要吗是古埃及历史是一个弥天大谎。总有一拨人要被后世人嘲笑到底，很可惜，只有后者才能享受秦桧、蒲寿庚的“殊荣”。我们不接受，也永远不必跪在岳飞墓前，给后人观瞻。
《希罗多德历史》仅以第一卷来说，便出现了十余条无法弥补的硬伤，而《希罗多德历史》总评又有数条证据直指洛伦佐·瓦拉！
第一卷简略而言，便是：
1.《伊利亚特》《奥德修斯纪》无波斯，而《希罗多德历史》有波斯，不可解；
2.地中海气候误入波斯（意大利是地中海气候，波斯是热带沙漠气候，两种气候，天差地别，这是中学地理学常识）；
3.古希腊天文学不可解（实际已完全证明古希腊天文学系中学西渐结果，含纬度、经度、地球、地球仪、擒纵机构、时钟、近点月、朔望月、恒星月、交点月、五星运行规律等震惊寰宇的概念、技术，比如说，你只要近点月的运行轨迹画出来，就是开普勒第一定律了，详见本人著述《中国元以前天文学史即全球天文学史》等文章）；
4.古希腊历法不可解；
5.泰勒斯预言日食不可解；
6.梭伦和克洛伊索斯的对话，其实是瓦拉在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即什么是幸福的哲学思想；
7.克洛伊索斯的人生，系瓦拉为表达他的幸福哲学而编造的；
8.古吉斯的故事其实是瓦拉从《理想国》那里抄来的；
9.双风箱系纪后事物误入正文；
10.染紫技术不可解；
11.伪作《伊利亚特》可证《希罗多德历史》亦为伪作；
12.人名词尾带us，地名词尾带a系罗马人及深受罗马文化侵淫的人的命名习惯。
条条证据无不在证明《希罗多德历史》就是瓦拉写的。
当然，最大的证据是瓦拉于1452年封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封笔拍摄件已于《新年表·1452年》提供（这至少是最接近原作的二手货，而徐松岩先生所见的《希罗多德历史》早就是n手货了），并启动了伪造《希罗多德历史》工作。这就是为什么1452年之前，没人见过《希罗多德历史》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见过，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就会重点提及此事。身为西方的读书人，不可能对西方第一、第二部史学著作一无所知。但如果它在1452年之前，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就很好地解释了文艺复兴三杰为什么见不到这两本著作了。把著作的年代弄错，当然会认为薄伽丘创作《十日谈》的时候，可能抄袭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事实是，瓦拉没有薄伽丘的著作，已经很不错了。
用钱嘉之学总结出来的经验分析，便是《希罗多德历史》系1452年之后，从瓦拉之手流出，1452至1457为《希罗多德历史》首见时间，据此可以判断《希罗多德历史》铁伪无疑。瓦拉拿不出《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文手抄本（瓦拉生活的时代只能手抄，详见《新年表·1455年》），就是最大的硬伤之一。
其实，并非钱嘉之学总结出的海量规律在西方著作面前失效了，而是今天的国人宁可舍弃常识，也不愿相信所谓的“文艺复兴”不过是一场全面学习中国的大革命而已。
17世纪以前，世界中心一直在中国，可以环球世界的很洋气的马尼拉大船并非西方技术产品，而是中国人制造的。15世纪以前，世界第一船队，即郑和船队，一直被中国拥有。西方从崛起至登顶，也是需要时间的，而不是如鬼魅一般，忽隐忽现，最喜欢出现于数十个世纪以前的时间里。
（中国自造帆船剪影）
（为外国造百吨级帆船剪影）
其实证到这里，古埃及和古希腊文明已经结束了。但鉴于西方伪史问题事情重大，只能不厌其烦地一推演再推演，直到西方伪史从教科书中被剔除为止，西史辨伪者才能说迎来真正的胜利。
第一份重要文献是使用了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希腊文的罗塞塔石碑，是法国人皮耶上尉于1799年对外自称在埃及罗塞塔发现的一块石碑。但很可惜，这块石碑标称的地点不是陆地，而是处于海中，被西方人当成珍宝保存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
伏尔泰《风俗论·导论·一地球的变迁》记载道：
“[埃及的]达米埃塔，原是十字军东征时登岸的地方，如今却位于离海岸10海里的内陆；大海也不断从罗塞塔后退。”
十字军东征源于十一世纪末叶，而罗塞塔石碑自称制作于公元前2世纪。这个埋藏罗塞塔石碑的人，需要划出多远的海，才能把罗塞塔石碑埋进皮耶上尉的发现处？
关于罗塞塔石碑的问题，本处不详谈，详见《新年表·1799年》。
第二份重要文献是，伯纳迪诺·德罗维蒂（1776-1852，Bernardino Drovetti）自称于1820年，在埃及底比斯发现了大量莎草纸文献。这份文献就是著名的《都灵王表》（Turin King List），因为《都灵王表》保存于意大利都灵，故称为《都灵王表》。《都灵王表》，发现者自称是公元前2800年的作品，这是多么悠久的历史！
《都灵王表》自称原来是账簿，熟悉的读者应该想起什么了，是的，就是那块埃及莎草纸垃圾场，写着各种古希腊文献的莎草纸被作为账簿、作业等来使用。这是多么奢侈的想法，即便是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不敢拿写有《尚书》的竹简来当作业使，但毫无文明轨迹可言，地理环境低劣的沙漠地区却有人在用珍贵文献当稿纸，而且是在公元前2800年就这么做了。记得脂砚斋说过，只有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才会说，皇帝的厕纸都是丝绸做的，所以，在皇宫掏粪的都很阔绰！伯纳迪诺和这位乡下人可真的是一点区别都没有。
都灵博物馆工作人员收到《都灵王表》时，已经是碎片，杂乱无章。现在看到的《都灵王表》的顺序，是古斯塔夫·色法尔特（1796-1885，Gustav Seyffarth）等人整理成文，包括王表的顺序，也是色法尔特等人编排出来的结果。
当然，更为可怕的事实是，公元前2800年的东西，如果从墓里拿出来，如果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会变成废品。这是非常基本的考古学知识，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发现简牍，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特殊处理，这些简牍只有放在特殊液体中，才能被保留下来。最近的海昏侯墓的竹简出土，就是这么做。这还是假定公元前2800年存在《都灵王表》莎草纸，单单这个假定就基本难以成立，再加上《都灵王表》刚出土的时候，不必经过任何处理，可以直接保留下来，已经能充分说明《都灵王表》系伪作。可以说西方学者造伪，有时候是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的。
要知道，凡是拥有《王表》的人，来头都不简单，尤其在公元前2800年，这些不简单的人物，在历史上，属于文明的始祖。他们是文字的发明者，他们是最早文明的建设者，在人类社会中拥有非常高的身份、地位，比如《尧典》的作者，真实的世界上第一篇历史著作《尧典》，就是这些作者写的。如此不简单的人物，怎么会把《王表》当账簿？这是不通的事情。
除了以上的问题，《都灵王表》还有很多问题。拥有《都灵王表》的人是谁？为什么当时只拿到《都灵王表》，没有其他贵重陪葬品？墓地遗址又在哪里？哪年哪月哪日发现？当时有谁陪同？这些都要说明，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公元前2800年可以突然出现于纪后1820年，前后间隔时间可是有近5000年。
另外，公元前2800年，墨水从哪里来？确定不是用了19世纪的墨水？这单是从《都灵王表》的来历和材料分析角度看，其他问题还没开始罗列。
谁出示证据，谁负责解释，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但有些不幸，西方学者和中国某些学者出示这些疑点重重的证据，却要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可真有侮辱人智力的嫌疑了。
第三份重要文献是，帕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又译巴勒莫石碑）的出现。帕勒莫石碑一共有7块石碑，7块石碑发现时间不同，最早的是1877年（？，有的地方说的年份比1877年早），最晚的竟到了20世纪初叶，发现地点不详，第一块出现于帕勒莫，因此该石碑被称为了帕勒莫石碑。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出现于1877年，另外五块在埃及政府手中，最后一块在英国，余下六块很小，埃及政府和英国政府人员自称自己手中的石碑残片和最大的帕勒莫石碑原本属于一个整体。西方伪史就是如此一次又一次打破我们的认知，一个帕勒莫石碑首先是不知道发现地点和时间，其次是拥有者竟无法说明帕勒莫石碑来历。要知道帕勒莫石碑的首现地点并不在埃及，而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皮耶上尉好歹告诉我们罗塞塔石碑发现于曾是海中的陆地，可到了发现帕勒莫石碑时，最早的帕勒莫石碑的拥有者索性连莫石碑的来历都懒得伪造了。然而就是这么个情况，埃及本土学者却有办法再弄出来5小块帕勒莫石碑，埃及本土学者究竟是如何弄到的，这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第四份重要文献是，美国学者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1865-1935，James Henry Breasted）根据已知的信息制作了《古埃及王表》，形成于1906年，《古埃及王表》由31个王朝构成，起始时间为公元前3400年，终于公元前525年，第27王朝的统治时间为公元前663–525年。
《古埃及王表》能编制成功，仰赖于署名马涅托（Manetho）的人写了《埃及史》。《埃及史》作者自称是公元前3世纪的古埃及人，但很显然，《埃及史》的作者是伪埃及人，也许，《埃及史》的作者根本就没去过埃及，瓦拉便是如此，尽管他把埃及写得天花乱坠，可丝毫不能改变他从来没去埃及的事实。目前，我手上仍没有详细的信息表明这本书首现于什么时间，但通过《埃及史》的大致内容，已能判断这本书产生于瓦拉《希罗多德历史》形成之后，也就是1474年（《希罗多德历史》首次出版时间）之后。这本书的不可解之处有很多，最重要的自然是《希罗多德历史》的真实作者是瓦拉，而《埃及史》作者既然自称公元前3世纪的人，却能知道15世纪以后的事，这是不可解的。其他问题恐怕也很多，比如一个在埃及宫廷工作的古埃及人不用埃及文创作，却用古希腊语写作。如果这不是15至17世纪的人伪造的，实在无法解释一个在埃及生活的埃及人为什么要用希腊语写作。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古希腊语，而是15世纪以后的希腊语，希腊语原来是后罗马的官方语言，尽管后罗马在1453年已经灭亡了。
以上信息，有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发现的事物都是自称如何如何。这就如一个人自称发现了一台帝尧时代制作的瓦特蒸汽机一样可笑，如果这是合理的，我现在就为帝尧代言，恳请大家一定相信瓦特蒸汽机就是帝尧发明的，如此空前的技术，为什么中国人一无所知，而且毫无影响？毕竟失传了，然后就被英国人瓦特剽窃了去。你看，瓦特不就会制造帝尧的蒸汽机了？这样的逻辑是何其的荒唐，仅仅凭着自称，便让历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惊天变化。但今天人却对西方人的种种自称深信不疑。
辨伪学的第一课是，孤证不可解，如果不懂孤证为什么是铁证的话，请参阅瓦拉《<君士坦丁一世赐令>辨伪》。这世上没有第二个教宗秘书洛伦佐·瓦拉，他既是西方历史造伪学之父，又是西方辨伪学之父，他是第一个因为辨伪而影响全球的人，如果你对这件事不了解的话，可以读读马丁·路德的传记，就知道《<君士坦丁一世赐令>辨伪》的影响有多大了。如果不知道历史造伪学之父的造伪影响力，只要翻看中学教科书便可。
伯纳迪诺等人到底是如何伪造这些古物的，目前，我们仍知之甚少。这些事，恐怕要等后来者去继续探索了。
不过，一个关于《圣经》造伪的故事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事就是希腊古学家康斯坦汀·西蒙尼德斯（ConstantineSimonides）伪造了《西奈抄本》，西蒙尼德斯不仅用皮纸伪造了《西奈抄本》，他还用莎草纸伪造了不少其他事物。
但故事一开始不是这样的，而是以下这样的：
1844年，在西奈山脚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了43片4世纪的圣经手抄本（由单页沿一面装订在一起的集合，因此被称为《西奈特戈斯》）。德国圣经学者康斯坦汀·冯·提申多尔夫（K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于1859年在该修道院发现了另外几百片书页，构成了现在手稿的大部分。提申多尔夫说服僧侣们将这份珍贵的手稿送给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换取他们修道院所需的保护。随后，提申多尔夫在莱比锡出版了《西奈特戈斯抄本》，然后将其赠送给沙皇。这份手稿一直保存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直到1933年，苏联政府以10万英镑的价格将其卖给了大英博物馆。接着，学者们在圣凯瑟琳教堂发现了更多的手稿碎片。2009年7月，重新统一的《西奈特法典》被数字化并放在网上。
《西奈特戈斯抄本》主要由《希腊语圣经》中的《七十士译本》版本组成。原始的1,400页手写牛皮纸中，约有800页仍在。虽然《希伯来语圣经》有一半缺失，但一部完整的4世纪《新约圣经》，以及巴纳巴斯（Barnabas）的信（约2世纪中叶）和2世纪基督教作家、牧羊人（Shepherd）荷马斯（Hermas）的大部分内容被保存下来。可能有四位文士为原文做出了贡献。后来的修正代表着试图将文本改变为其他标准，可能是在6或7世纪左右在恺撒利亚（Caesarea）进行的。
《西奈特戈斯抄本》并没有到此终结，故事的反转在于西蒙尼德斯的出现，更在于平托的出现，平托因为《西奈抄本》造伪的事情，专门联合美国8位学者，拍摄了《罗马与高级批评史》。
以下便是《罗马与高级批评史》的自我介绍：
Rome & TheHistory of Higher Criticism
An Adullam Films Production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Christian J. Pinto
罗马与高级批评史
阿杜拉姆电影公司
由克里斯蒂安·J·平托撰写和导演
Featured experts（特邀专家）: Dr. David Brown, Dr. Henry Hudson, Dr.Ronald Cooke, Dr. Alan O’Reilly, Les Garrett, Roger Oakland, Dr. D.A. Waite,Dr. H.D. Williams.（以上6位博士和余下2人皆是美国人，名字不再翻译）
DESCRIPTION（说明）
In the 19th century, a revolution in biblical scholarshipwas prompt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a never-before-seen manuscript called Codex Sinaiticus. The work wasallegedly “discovered” by a German scholar named Constantine von Tischendorf,who declared this to be the oldest Bible ever found. Tischendorf said hefound the work in a rubbish basket at a Greek Orthodox monastery inEgypt. While many in the academic world did not fully believe his story,they were willing to accept his claims about the antiquity of the codex.
在19世纪，一部名为《西奈特戈斯抄本》（Codex Sinaiticus）的前所未见的手稿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圣经学术研究的革命。据称，这部作品是由一位名叫康斯坦汀·冯·提申多尔夫（Constantine vonTischendorf）的德国学者“发现”的，他宣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圣经。提申多尔夫（Tischendorf）说，他是在埃及的一个希腊东正教修道院的垃圾筐里发现这部作品的。虽然学术界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相信他的故事，但他们愿意接受他关于这部手抄本的古代性的说法。
Yet shortly after his discovery was published, a renownedGreek paleographer named Constantine Simonides came forward and declared thatthe manuscript was no ancient text at all, but had been created by him in1840.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se events is, perhaps, the mostincredible untold chapter in Bible history. It involves Jesuits, thePope, a high-minded German, a committee of Anglo Romanists, and a mysteriousGreek patriot. It is a story that （while quite true and well documented） a vast majority of modern academics knownothing about. Yet the subject matter dramatically impacts the world ofbiblical scholarship, even to this present hour. Most of what today’s scholarsbelieve about manuscript evidence is based on the events of this era, and thefootnotes in your Bible are the proof of it.
然而在他的发现发表后不久，一位名叫康斯坦汀·西蒙尼德斯（ConstantineSimonides）的著名希腊古文字学家站出来宣称，这份手稿根本不是古文字，而是他在1840年创作的。围绕这些事件的争论，也许是《圣经》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不为人知的一章。它涉及到耶稣会士、教皇、一个高尚的德国人、一个由英国罗马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和一个神秘的希腊爱国者。这个故事（虽然相当真实，而且有据可查），但绝大多数现代学者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这个主题却极大地影响了圣经学术界，甚至直到现在。今天的学者所相信的手稿证据大多是基于这个时代的事件，而你的圣经中的脚注就是证明。
现在，我们能通过西方学者自身的研究直接看到西方学术界是多么混乱，执真实的和执造伪的居然可以并存，在《西奈特戈斯抄本》事件发生后，执真实说的人不但没有改变立场，而是对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熟视无睹。结果就是让揭穿谎言的人成为一个“徒劳无获”的人。
其实，这件事并非例外，整个西方上古史造伪事件，尽管有西方学者提出了足够的证据，但许多今天的西方学者仍是熟视无睹，他们更乐于相信伪造的才是真实的，而中国许多学者也是如此。
《西奈特戈斯抄本》的意义何在？就是告诉我们，19世纪，有很多伪造者在伪造欧洲、西亚、北非的上古文献。被西方人誉为经典的《圣经》，这些造伪者尚且敢染指，那些根本不必承担道德谴责的文献，他们如何不敢染指？对这些事情熟视无睹，这本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其实从19世纪开始，他们不仅在伪造上古文献，他们还伪造雕塑、大型建筑等等。19世纪堪称是造伪3.0时代。质疑者不是需要看母版的文献吗？现在他们能提供了，而且提供了在露天环境下，历经近两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都不会分解的莎草草茎，要知道，竹子都无法存放这么久。看来这些东西不是莎草草茎，而是经过上帝祝福的东西。
甲事证乙事，乙事又证甲事，这个就叫循环论证。
比如，《王表》真实，可证《希罗多德历史》真实。
《希罗多德历史》真实，可证《王表》真实。
埃及历史真实，可证《王表》真实。
《王表》真实，可证埃及历史真实。
埃及历史真实，可证《希罗多德历史》真实。
《希罗多德历史》真实，可证埃及历史真实。
综上，《王表》真实，《希罗多德历史》亦真实，古埃及历史存在，世界文明起源于埃及。
整个论证过程，就是在听废话。但现在99.99%都是在用这个方法在论证古埃及的存在，包括学者在内。如果没有学者背书的话，今天的中学教科书也不会写，古埃及的历史从约公元前3500年开始。
甲事证乙事，乙事又证甲事，循环论证的问题还没解决，丙事又来了，这个叫后息者胜。
无所作为，坚决不改，这个叫玩忽职守。
如果是以上三大问题的话，本文不讨论，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以上三个问题，自古以来无解。后息者胜是韩非子提出来的，后息者胜的历史之悠久可见一斑。
其实还有个关键理论，就是限制舆论，把所有他们认为对他不利的声音扼杀在摇篮里。这个其实早已经有了概括，这个叫滥用职权。在他们看来，只要下手够狠，底下就蔫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石勒、石虎。
在中国，言论不自由的，没有话语权的不是韩寒、郭敬明、花千芳等人，而是我们这些西史辨伪的，你看，我说了《元史·天文志》明文记载中国古人发明了地球仪，中学教科书有改吗？无动于衷，才是血淋淋的现实。
所以说，做自己该做的事吧，今天的人都知道文天祥，可有谁记得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呢？
真正的逻辑应该是，甲事如何，可证乙事如何，若甲事不成立，则乙事仍不可被否定，若甲事成立，可证乙事不成立，则乙事必然被否定。这个就叫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乙事已经不太重要，甲事反成了关键，因为甲事真实，证明关系也正确，乙事必要被否定。
这才叫形式逻辑。否则，都只是使用流氓手段而已。
拥护古埃及的中国学者应该正面回答，为什么欧洲中心论学者编造的“历史”，比《牛顿年表》的起源时间还要悠久？
为什么牛顿说，胡夫在公元前838年开始统治埃及，并建造金字塔。而中学教科书却说，胡夫金字塔建造于公元前2700年左右？
为什么胡夫原来不叫Khufu，而是叫Cheops（齐奥普斯）？为什么后来修改的名字Khufu，和元世祖忽必烈英文名Khubilai的前三个字母相同？
（元世祖忽必烈像）
（小说人物，胡夫像，一个仅凭虚构却能赢得世人赞美的人物）
肯定有人会说，只是巧合，甚至是受影响而已。那么，Khian、Khyan和Khan（可汗）雷同，也是巧合，或者是受了古埃及的影响了？
天下巧合的事情可真多，一到了西史辨伪环节，便全成了巧合，一旦到中国原生的事物出现时，便一定是受了西方影响。看来今天的国人并不知道中国历史远超五千年，而且全部是有铁证、连贯证据、多重证据证明的。
而西方仅仅凭着一块“此地离馅尚有三十里”的玄武岩石碑，还拿着可汗的英文名Khan去乱改，国人却被耍得晕头转向，这可真是奇耻大辱！
最后，就请正面回答《希罗多德历史》为什么不是瓦拉写的？请逐条反驳吧。
这才是形式逻辑应有的样子。
检测年代的办法有很多，最复杂的是碳14检测办法，不过《古埃及王表》并没有用到这些先进的办法，所以，这些方法是对是错，检验方法是否严密，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
《大美百科全书》简要写了它的判定过程：
关于埃及建立王朝历史的日期，学者迄无定论，自公元前4056-2830年间均为其范围，本文采较保守立场。
第十二王朝的纪年可说已能确定其年日，因为综合塞努瑟特三世在位的第七年天狼星太阳升起的日期及王朝末期某些阴历的日期所得的结果。目前采用公元前3110年为第一王朝之始有两项因素：（1)假设杜林 (Turin)纸草王名谱中记载最初8个王朝所有统治期及中间期的总和955年为精确数字；（2）对第八王朝结束至第十一王朝开始间年代的看法。
此处并无坚强的理由拒绝955年这一数字，而为附表的纪年表所接受。同样旳，在纸草上所列旳王名，也无法完全跟石碑上的名字相合。第五王朝时所编纂有关前代事迹的文献“纪年表”的重建，在某些情况下可确定在纸草上所没有的统冶年代，虽然有的时候能够提供的数字只有二或三个相连续的统治期。
在第八与第十一王朝间，纪年表采用20年这一数字，依据目前所知，此数字并无法被证明，第十王朝直接承继第九王朝旳可能性不大。但此时期也不太可能个超过20年：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王朝大部分时期是同时并存，它们均直接接续第八王朝，但均在位不久，因这18位国王大部分都未留下任何记录。参见CHRONOLOGY。
注：塞努瑟特三世重译名为，色努色尔特三世。
“综合塞努瑟特三世在位的第七年天狼星太阳升起的日期”即指用岁差周期来计算《古埃及王表》所记录之天象。
这个方法是虞喜最早发现的，虞喜也是发现岁差周期的全球第一人。不过现在全球第一人成了伪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中记载的喜帕恰斯。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天文学史可证全球上古史多是小说》和《新年表·1496年》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现在完全可以将喜帕恰斯给删去，让虞喜重摘此桂冠。
西方学者在此首先作了一个假定，《古埃及王表》是真实的。其次是假定，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余年便认识天狼星，能够准确给天狼星命名。
瓦拉著作首次出版时间是1474年，1496年则是伪托勒密《天文学大成》首现时间，书中已经详细讲解岁差周期，一个15世纪以后的天文学者若是利用岁差周期来伪造天狼星在公元前两千余年的位置是十分轻松的事情，而且，文中已经说了，在这一年，是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假若单单只有这一句话的话，基本没有破绽。
如今看来，《古埃及年表》和《大美百科全书》的作者是把自己的学识用错地方了。
不妨来看看，以下这段话：
伪亚里士多德《动物志》：
翠鸟在冬至节间孵卵。所以这一期间，冬至前七天与后七天，倘得风平浪静，人们便称之为‘翠鸟节’；诗人雪蒙尼得有句云：
将雏方冬来翠鸟，
莫使鸟雏伤狂飙；
海天嘉节清和甚，
静兹漪澜十四朝。
在这些日子里，七天产卵并孵卵。在我们的国度，冬至不一定常遇翠鸟节，但在西西里海上，这期间几乎年年是风平浪静的。这种鸟每产约为五卵。
…………
翠鸟为一切鸟类中最稀见的。这鸟只在冬至间昴星西没的清晨一露其羽翮。
敢请教，这个亚里士多德是什么时候的人？
既然知道天狼星的岁差周期是如何的，那么，要知道“冬至间昴星西没的清晨”是哪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应该也不是难事了吧？
根据“冬至间昴星西没的清晨”的时间记录，这个亚里士多德，是15世纪以后的人。幸亏负责出版《动物志》的出版商只懂动物学，不懂岁差周期，如果这个出版商伪造了岁差周期的话，我们现在便很难知道《动物志》成书年代。再结合无纸、无影响等综合因素看的话，15世纪以前，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要写《动物志》实在太难了，条件不允许哪。
伪亚里士多德《动物志》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西方的的确确只有四个历法，一个是罗马王政历法，一个是儒略历，一个是尼西亚历，一个是格里高利十三世历法。而冬至属于尼西亚历内容，一个15世纪以后的人知道“冬至”概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只有如今的某些人一厢情愿地以为天文学是巴比伦人、埃及人、古希腊人等人发明的，这样子就产生了无数的矛盾。
关于岁差周期等天文学知识，现在已经有Stellarium软件可供大家使用，对岁差周期等知识感兴趣的，可自行通过Stellarium查看。
除了岁差周期之外，最主要的历史时间计算方法，便是使用文献来推演历史时间。这个方法，正是中国史家使用的。比如求刘备生卒年，便是查询文献，首先知道他死的年份，然后根据他自述死时是多少岁，推演而得刘备生卒年为161至223年。但请注意，我们并不知道，张飞、关羽、吕布出生年份。吕布曾在刘备面前说自己年长于刘备，而张飞、关羽则拜刘备做大哥，张飞又拜关羽做大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这四人中，吕布最大，刘备次之，生于161年，关羽次之，张飞最小。而且，因为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传世，我们可以很清楚这四人的主要生平，但就是有这么详细的信息，中国的史家还是无法从文献中发现真相，就此便能推知，古埃及、苏美尔、古巴比伦、古亚述、迦南、迦勒底、古希腊等历史等历史是多么地假。西方学者总是能提供精确的年份，俨然这些历史就发生在现代似的，有无数的摄像头在窥视这些名人，让我们能准确知道“历史”发生的时间。当然，如果是编造历史，则要容易许多，毕竟经过1000年才误差约7.8天而已，若是能像中国这样使用定年系统，那就基本没有误差了。要知道，只要是小说，一个人哪怕编造古埃及人登月都没有关系，有没有证据，有没有影响，有没有违反常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取得博士文凭的学者或者政府官员愿意为此买单。
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自公元前841年以来，完整纪年的文明，但就是这么完整的历史，我们却不知道规定出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的王朝具体建国时间，更不知道公元前841年以前，殷商从哪一年开始建立殷商王朝，到哪一年灭亡的，殷商具体有多少位王，这些王的执政时间又分别是多少。而古埃及自公元前3110年以来便有详细的国王执政时间，这是非常不可解的事情。当然，仅说中国可能存在偏见，法国学者便对纪后5世纪以前的法国历史的了解程度几近空白。英国学者则对《早期罗马史》中提到的罗马王政时代的七位王持怀疑态度，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七位王存在过。
对世界影响极其巨大的罗马，尚且只敢称自己的历史是从公元前754年开始的，古埃及却能凭着一份从来没人见过，从来没有传承史的《古埃及王表》凌驾于罗马、法国之上，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
我们现在重新来看一下《大美百科全书》在推演古埃及历史时做了多少假定。
（1）假定有古埃及人能在五大行星和恒星中分辨出天狼星，且记录了天狼星坐标，于是，今人便能利用岁差周期推演得出第十二王朝时间为约公元前两千年；
（2）假定《都灵王表》是真实的，它产生于约公元前2800年，且不存在19世纪人伪造的可能；
（3）假定莎草草茎有约4600年的寿命，假定竹的寿命远不如莎草，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发现一条西周以前的竹简；
（4）假定《都灵王表》记载的第一王朝至第八王朝的955年统治期是正确的；
（5）假定英·牛顿《古代王国修订年表》记载的部分，与《王表》不符的，便是错误的；
（6）假定《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的内容，与《王表》不符的，便是错误的；
（7）假定二十五王朝以前的朝代都是真实的；
（8）假定《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的美尼斯（美尼）是存在的，且是埃及第一位国王；假定第二十六王朝记载无误；
（9）假定《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冈比西斯等波斯人是存在的；
（10）假定马涅托《埃及史》不是15世纪以后的作品；
（11）假定《希罗多德历史》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且不是瓦拉写的，且希罗多德大部分记载和《王表》部分内容相符。
实际上，还有许多假定，但主要到此了，第二十六王朝以后的假定和《希罗多德历史》没有关系，所以，本文不引入《希罗多德历史》之后的纠纷。
现在只讨论第一波斯王朝时期以前的人，第一波斯王朝时期以后的人，我在这里暂不涉入。
从这11个假设能看到，第3个假设若使用泥板的话，便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是背着砖头去上课，比拿莎草草茎当动物骨头实在许多。
实际上，《古埃及王表》作者的意思已经很明确，凡是我认为错的，它就是错的，根本不需要理由；凡是我认为正确的，它就是正确的，亦不需要理由。牛顿来也没用，事实是牛顿确实来了，这个牛顿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艾萨克·牛顿，万有引力公式的发明人。
一个人不能把总是把“此山由我开，此树由我栽，欲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强盗视为有逻辑的人，如果这算逻辑，天下人都能去当教书先生或者去教育部任职了。
教科书就是拿《古埃及王表》当历史，向全国人民隆重介绍古埃及“历史”的，真可谓是白痴也能编写教科书。
说明《希罗多德历史》为伪作前，首先得简单说明下笔者手中拥有的《希罗多德历史》版本情况。
徐松岩、王以铸译本自不必说，这是必备的。
目前，笔者手上有两个英文译本，一个是由威廉·贝洛神父（1756-1817.4.11 The Rev. William Beloe）翻译的，一个是由亨利·克雷斯威克·罗林森（1810-1895，HenryCreswicke Rawlinson）翻译的，尽管罗林森是被誉为亚述学之父，但在辨伪者看来，这个桂冠应该改为造伪亚述小说体系领军人物，更为恰当，但其提供的《希罗多德历史》译本也是很有价值的，罗林森译本也能充分证明《希罗多德历史》系瓦拉编造，所以，这两个译本是不能偏废的。
瓦拉手稿如何，1474年《希罗多德历史》拉丁文本又如何，第一版希腊文本《希罗多德历史》又如何，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动用强大的组织力量，组织“三堂会审”，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了。
由于《古埃及王表》编造史极为复杂，笔者在这里先做个规定：
一、人名同，事件同，是同一个人。
二、人名不同，事件同，是同一个人。
三、人名同，事件不同，不是同一个人。
四、人名不同，事件不同，不是同一个人。
基于以上逻辑规则，来分析《古埃及王表》会清楚很多。这个规则并非是我独创的，接下来你会看到西方学者也基本遵守这个规则。当然，破坏规则的也是西方学者。在此也需要说一下，我在《新年表》中提及的集体名词，如果没有出现人名，就是不知道具体是谁，故而暂用泛称来代替，并非指所有的西方学者。像伏尔泰、李约瑟、霍布森这样的西方学者，还是十分优秀的。
下面开始解构。
《大美百科全书·古埃及王表》部分王朝人物为：
1. 1）美尼斯（那尔迈） Menes（Narmer）
《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4节首次出现。
第二卷第99节
《贝洛译本》为美尼斯（Menes），《罗林森译本》为美尼（Min）。
《王以铸译本》《徐松岩译本》为米恩。
131. 1）普萨姆提克一世（Psamtik Ⅰ）664～610
《贝洛译本》为Psammiticus，《罗林森译本》为Psammetichus。
《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2节首次出现。
《王以铸译本》为普萨美提科斯，《徐松岩译本》为普萨麦提库斯。
132. 2）尼科（Necho）610～595
《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158节首次出现。
第二卷第159节
第四卷第42节
《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为Necos。
《王以铸译本》为涅科斯，《徐松岩译本》为尼科。
133. 3）普萨姆提克二世（Psamtik Ⅱ）595～589
《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159节首次出现。
第二卷第160节、第161节
《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为Psammis。
《王以铸译本》译名为普撒米司，《徐松岩译本》为普桑密斯。
134. 4）阿普列斯（Apries）589～570
《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161节首次出现。
第二卷第162节、第163节、第169节、第172节
第三卷第1节
第四卷第159节
《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同。
《王以铸译本》译名为阿普里埃司，《徐松岩译本》为阿普里耶斯。
135. 5）阿玛西斯（Amasis）570～526
《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第30节首次出现。
第一卷第77节
第二卷第43节、第134节、第145节、第154节、第162节、第163节、第169节、第172节、第173节、第174节、第175节、第176节、第177节、第178节、第180节、第181节、第182节
第三卷第1节、第2节、第4节、第10节、第16节、第39节、第40节、第41节、第42节、第43节、第47节、第125节
第四卷第167节、第201节、第203节为同名人物，非同一人。
《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同。
《王以铸译本》《徐松岩译本》译名为阿玛西斯。
136. 6）普萨姆提克三世（Psamtik Ⅲ）526～525
《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第10节首次出现。
第三卷第11节、第14节、第15节
《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为Psammenitus。
《王以铸译本》译名为普撒美尼托斯，《徐松岩译本》译名为普桑门尼图斯。
第二十七王朝：公元前525～404
137. 1）冈比西斯（Cambyses） 525～522
《希罗多德历史》主要人物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165节、第166节，第五卷第25节，第七卷第2节、第8节、第11节、第18节、第51节
138. 2）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 522～486
《希罗多德历史》主要人物
139. 3）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 486～465
《希罗多德历史》主要人物
第一卷、第四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
为了方便检索、识记，笔者对这些人名进行了编号处理。文中序号131，表示为《大美百科全书》提供的《古埃及王表》的131位王；序号1），表示为第二十六王朝，第1位王。余以此类推。
一、美尼斯（Menes）名字问题
《古埃及王表》第一王朝的开创者为美尼斯（Menes）。《牛顿年表》与此同，《贝洛译本》与此同，也是美尼斯（Menes）。在《罗林森译本》中写为Min（美尼）。
《希罗多德历史》中说，美尼斯（Menes）是埃及王朝的开创者，这个描述和《古埃及王表》描述是相同的，因为两者都是埃及王朝开创者。据此可知，《希罗多德历史》《古埃及王表》所说的美尼斯（Menes）、美尼（Min）是同一个人。
但为什么有版本写为美尼（Min），这个只能等深入研究了。如前所述，这需要研究者有多个版本，才能从版本学入手研究此事。笔者手上目前没有这么多的版本，对此问题只能不发表意见。
二、普萨姆提克一世（Psamtik Ⅰ）名字问题
《希罗多德历史》中，没有普萨姆提克一世（Psamtik Ⅰ），《罗林森译本》写为Psammetichus，而《牛顿年表》则写为Psammiticus，《贝洛译本》这里和《牛顿年表》相同。三者的人名仅是略有相同之处。《希罗多德历史》《牛顿年表》中，也没有称其为Ⅰ（一世）。
但从执政时间和其儿子名字，以及接下来几位王编排的顺序和执政时间看，普萨姆提克一世（Psamtik Ⅰ）、普萨麦提库斯（Psammetichus）、普萨米蒂库斯（Psammiticus）属于人名不同，所发生事件相同，是同一个人。
三、尼科（Necho）名字问题
《希罗多德历史》中，没有尼科（Necho），《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均为尼科斯（Necos），《王以铸译本》也是译为涅科斯，“斯”是s的音译词。但纵观全文，可知尼科（Necho）、尼科斯（Necos）系一人，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四、普萨姆提克二世（Psamtik Ⅱ）名字问题
《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中，只有Psammis，无普萨姆提克二世（Psamtik Ⅱ），也无“二世”之说。但纵观全文，可知（Psammis）和普萨姆提克二世（Psamtik Ⅱ）系一人，只是人名不同而已。
五、普萨姆提克三世（Psamtik Ⅲ）名字问题
《贝洛译本》《罗林森译本》中，只有Psammenitus，而无普萨姆提克三世（Psamtik Ⅲ），也无“三世”之说。但纵观全文，可知（Psammenitus）和普萨姆提克二世（Psamtik Ⅱ）系一人，只是人名不同而已。
其余人物都和《希罗多德历史》相同。
以上人名问题已能说明自瓦拉写成《希罗多德历史》以来，便不断有人在修改埃及部分的人名，然而到底演变情形如何，只能等后来者深入研究，才能知道答案。
这些人物和《古埃及王表》的部分王相同，已能充分说明，两者是一个系统的。
关于《古埃及王表》和《希罗多德历史》的联系，西方学者现行的逻辑便是，假定以上王是存在的，被用莎草纸、石碑等文字载体记录了下来，接着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去了埃及，了解到这些历史，便记录了下来，而波斯部分，或是亲历者的讲述，或者希罗多德的实录等等，也被记录了下来。19世纪开始，伯纳迪诺等人开始提供《古埃及王表》的文献证据，加上西方学者的拼凑，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古埃及王表》的样子。
现行中学教科书的历史，完完全全就是从这份《王表》中来的。
但很可惜，这仅仅是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希罗多德历史》并非历史著作，而是15世纪，瓦拉编写的小说。一旦把《希罗多德历史》和《王表》相同的人物给砍去，《埃及王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非死不可。因为整个《古埃及王表》就是在上述几个埃及法老（Pharaoh）的基础上进行编造。如果不是的话，《古埃及王表》的研究者就得解释，《古埃及王表》来自哪里，为什么美尼斯等10位法老（Pharaoh）和《希罗多德历史》的人物、事件、统治时间基本相同。
大量事实已能完全证明，整个事情的真相便是，1452年，瓦拉为了丰厚的收入，停止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转而创作《希罗多德历史》；接着，有人假托古埃及人马涅托，伪造《埃及史》，再接着，伯纳迪诺等人开始伪造古埃及文献，经过层层积累，最后，便形成了今天的模样。
当然，若能证明《希罗多德历史》确实是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并非瓦拉所作，那就另当别论，很可惜，《希罗多德历史》就是公元1452至1457年的作品，这就给《古埃及王表》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缺陷。
如果《古埃及王表》的造伪者没有见过瓦拉《希罗多德历史》，根本无法造出第二十六王朝和第一王朝开创者的《王表》。这部分内容完全一样，却只是巧合的可能性为零。
到此，至少从理论上解决了古埃及伪史问题，即《希罗多德历史》为瓦拉所作，可证《古埃及王表》为伪作，《古埃及王表》为伪作，可证古埃及历史为虚构，古埃及历史为虚构，可说明胡夫（Khufu）、卡夫拉（Khafre）、图坦卡蒙（Tutankhamen）等人皆是虚构。以上三个埃及著名法老（Pharaoh）有个特点，那就是三者都和Khan（可汗）的英文拼写有相似之处，胡夫（Khufu）则干脆和元世祖忽必烈，Khubilai的英文拼写十分相似，这如果只是巧合的话，恐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