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组方来自岐伯有道00:0015:34
讨论 从《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组方法则看,主要是以《素问·脏器法时论》记载的五脏补泻法则为组方的理论依据(虽然《脏器法时论》中的记载与《辅行诀》 有较大出入,但从基本思想到语言风格都比较一致,且这种出入从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及与方剂组成的契合程度看,应该是以 《辅行诀》 更为接近历史文献原 貌),以《辅行诀》中记载的 25 味“诸药之精”为基本药物,在比较严格的味数、份量、煎煮法、服法等规定下完成组方。笔者对其组方特点归纳为如下四点:
(1)以味为纲,主治为目 这是《辅行诀》最为基本的一大特点,是贯穿《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基本组方法则。 五味与五脏通过五行生克制化理论联系起来,不同的味对相应五脏的虚实病机产生不同的补泻作用。更具体地说,即是以本脏之味补己之虚(如 以辛补肝),以克己之味泻己之实(如酸泻肝),以己克之味缓本脏之急(如肝苦 急,急食甘以缓之),在此基本原则之下衍生出五脏大小补泻诸方。
从现有文献 看,这种组方法则在金元之前,尤其唐以前,乃是医学界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主 要的组方法则。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种组方法则绝非简单的以五味对 应五脏来代替一切,而是以此为纲领,在对相应药物的主治功效作具体分析的 基础上组合成方。也即在以味择药的同时,还要以功效择药,可以说是以味为 纲,主治为目,纲举目张,乃成其方!
以小泻肝汤为例:
本方以枳实、 芍药、 生姜 三味成方,主治 “肝实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迫急(当有干呕)者” 。
我们可以分别 从上述的纲目两个层面分析其涵义:
以味为纲:枳实、芍药之酸属金,克泻肝木之实,生姜之辛属土,助遂肝木之性 。
主治为目:从症状看,本证为一派木气郁滞,疏泄太过之象。 肝脉布胁肋抵少腹, 气郁脉中,迫于少腹,致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迫急,横逆犯胃,则当有干呕。 治当 疏肝行气,和胃止呕。
枳实有行气降泻、 破气除痞之功;
芍药可平抑肝阳,柔肝 解痉止痛。
此处以肝实为主要病机,以痛为主要症状,正是二药疏泄平逆,行气柔肝解痉主治之所长,同时和胃止呕也是生姜的主治功效之一。 三药的主治功效与本方证之病机、症状可谓丝丝入扣。
由以上简析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对《辅行诀》的组方思路作出如下归纳: 通过辨证,确定病证所属脏腑及其病机虚实→以味为纲,确定所需用之药味→以主治为目,在相应药味中选择所需用之具体药物组合成方。
我们今天的组方思路与这一思路的最大区别或许就在于省去了中间环节—— —以味为纲,这一省略的得失笔者暂不予评价,但至少在分析、讨论唐以前的方剂,或者比较经方、时方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省略的客观存在。
(2)方中有方,子母同治 这也是贯穿《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一大重要特点。具体体现为每一首某 脏的大补泻方,都是由该脏的小补泻方再加上其所生之脏 (即其子脏)的小补 泻方主要药物而成。
以大补肝汤为例:
大补肝汤组成:桂枝、干姜、五味子、旋覆花、代赭石、竹叶、大枣
小补肝汤组成:桂枝、干姜、五味子、枣
小补心包汤组成:代赭石、旋覆花、竹叶、豉 由以上三方的组成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 ,大补肝汤是以小补肝汤原方加上小 补心包汤的主要药物而成。充分体现了方中有方,子母同治的组方结构特点。 这种特点同样体现在其余四脏相应方剂当中。
这种子母两脏间方剂的联系,是与子母两脏间症状、病机的联系密切对应的。 以大补肝汤、小补肝汤、小补心包汤的主治病症为例:
大补肝汤:治肝气虚,其人恐惧不安,气自少腹上冲咽,呃声不止,头目苦眩,不能坐起,汗出,心悸,干呕不能食,脉弱而结者。
小补肝汤:治心中恐疑,时多恶梦,气上冲心,越汗出,头目眩晕者。
小补心包汤:治血气虚少,心中动悸,时悲泣,烦中,汗出,气噫,脉结者。
从症状上看,大补肝汤基本包括了小补肝汤与小补心包汤的主要症状。
从病机上看,大补肝汤证其实是在小补肝汤证的基础上,肝气虚进一步发展,母病及子,导致心之气血虚少的结果。名为补肝,其实是心肝并补,子母同治,只因病 本在于肝虚,同时大补肝汤所包含的小补心包汤主要药物分量均为一两,而小补心包汤原方相应药物的分量为各二两,故以补肝为方名。
(3)斟酌虚实,补泻兼施 《辅行诀》 五脏病症诸方以虚实为辨证定性的主要依据,对于五脏内伤杂病而言无疑较“寒热、表里”更具代表性及普遍意义。
因而各脏病症诸方就是在 虚实辨证的基础上,斟酌其不同病机发展程度以补泻之,轻虚则以小补,重虚 则以大补,轻实则以小泻,重实则以大泻。然而,《辅行诀》补泻诸方并非虚则 纯用其补,实则纯用其泻,而是在实则泻之、 虚则补之的基本原则之下,非常重视补泻兼施。
这一点在小补泻方 中体现得比较清晰,兹以小补泻肝汤为例说明如下:
小泻肝汤:枳实(酸泻)、芍药(酸泻)、生姜(辛补) 从药味补泻角度,二泻一补,泻中寓补;从主治功效角度,枳实、芍药降气破滞 以泻肝气盛逆的同时,生姜辛通行滞,畅遂肝木之性,可谓以通为补之滥觞。
小补肝汤:桂枝(辛补)、干姜(辛补)、五味子(酸泻)、枣(甘缓) 从药味补泻角度,二补一泻,补中寓泻;从主治功效角 度,桂枝、干姜温肝阳、 益肝气,五味子在此处之泻,当理解为“降逆气”,因小补肝汤有“气上冲心” 的症状,肝寒而致浊阴上逆,五味子酸敛之性与桂枝相伍,具平冲降逆之功。 补泻兼施是古人组方的常用规律,在仲景方、 千金方中均经常看到类似的补泻 兼施之法,金匮肾气丸、薯蓣丸等即是。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从药味出发的补泻兼施,其味的补泻作用与其主治功效的 补泻作用在有些方剂中存在与今天认识上的不一致。
如五味子的功效一般认 为其更接近补益之品,但在小补肝汤中明显是取五味子之酸以泻肝,尽管可以理解为配合桂枝、 干姜平抑肝脏上犯之浊阴,但必竟与今日普通意义上的泻实 已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小泻心包汤之用大黄咸补及小泻肾汤之用黄芩苦补 上体现得更为典型。
由于这些药物在与相应病机症状的对应上都是相当合理且丝丝入扣的 ,因此 笔者认为, 《辅行诀》 五脏病症方的组方者是充分考虑了药味补泻搭配及主治 功效的需要,使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 同时,古人的补虚泻实观与今日也有所不同 ,其内涵更加丰富,除了补益虚损 和泻泄实满之外,还具有根据五行生克制化补其不足,制其太过之义,所谓 “亢害承制” 。
如小泻肝汤用于肝木太过之实证,味酸之品既是在抑肝木,也是在扶 肺金,以金制木,以利恢复肝肺两脏生克制化之平衡。 然而,一个疑问也同时出现了:在明确了药物主治功效的前提下 ,何不直接将 对应病机,具有相应功效的药物组合起来(正如今天常用的组方方法)?还要首 先满足药味补泻的需要,是否有画蛇添足,甚至胶柱鼓瑟之嫌? 这种想法其实反映了今日组方重视药性(寒热温凉平———对应病机)与主治 功效(对应病机与症状),而不重视药味的现状。
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五味组方是有其合理内核的。 且不论今天尚且时有运用的 “辛甘发散” 、 “酸苦涌泻” 、 “酸甘化阴” 、 “辛开苦降”等法则,即使以饮食的五味论,我们也知道何种病宜食何味,不宜食何味的常识,说明五味与人体疾病确有联系。
现代药理研究也证明,药物的药味与其特定的化学成分及功效间的确存在某 种对应关系,如辛味药多含挥发油,酸味药多含鞣质,苦味药多含生物碱、 甙类, 甘味药多含氨基酸、糖类、维生素,咸味多含无机盐、硫酸钠等。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常用的许多效果卓著的经方如半夏泻心汤、 四逆汤、 理中汤等都 见于《辅行诀》中,同时也都充分体现了五味补泻组方法则,这些都说明古人 的这一组方理论确有认真学习的必要。
(4)法度严谨,有如战阵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辅行诀》诸方具有 非常严谨的结构,无论是药 味的组合,每方的味数、分量、煎煮法、服法、甚至煎煮的水量都有非常严格 的规定,甚至可以用整齐划一形容。张景岳曾立“新方八阵” 、 “古方八阵”, 笔者认为《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严谨性更具方阵之实。
对于这种犹如战 阵般的严谨,笔者认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辅行诀》方剂非常具有系统性;
另一方面也容易令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其方机械刻板,不宜于临床。 其实,对于《辅行诀》五脏病症诸方的法度严谨,笔者认为应当理解为是确立 一种规矩、法则,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
对其具体方剂的运用应当是不离 亦不泥,既要深刻领会其法则背后的义理和实践结晶,又要灵活运用。
仅以煎煮法为例:小大泻方的煎煮水量分别是三升、 五升,煎取药液均为二升, 服药频次均为日再服;小大补方的煎煮水量分别是八升、一斗,煎取药液分别 为三升、 四升,服药频次分别为日三服及日三夜一服。 补方用水量明显大于泻 方,煎取药液也多于泻方。
笔者认为,盖因水多方容久煎,使滋补成分更易析出, 煎取药液量多则适于虚症治疗所需的一日三服以上的服药频次 ;水少一则煎煮时间较短,使泻实之品的活性成分得以充分保留 ,二则药物成分浓度更高, 药力更为醇厚,可以保证在一日再服的情况下驱逐实邪。 至于补方服药频次多于泻方,则盖因毕竟补虚宜于人体而泻实难免伤身之故。
可见 《辅行诀》 五脏病症诸方的严谨法度并非胶柱鼓瑟的形式主义,而是在中 医传统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实践,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的经验结晶。整齐划一的方药“战阵”,其中蕴涵着临床正邪斗争的客观“战争”规律,我们既要认真学习、领会其精义,谨守法度,又不可纸上谈兵,不知变通。
以上分析只是笔者的管窥之见,但已可看出 《辅行诀》 中所载五脏病症诸方的独特性,与目前通行的组方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 方剂历来就有 “经方” 与 “时 方”之分,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仅仅体现在药物配伍, 还体现在与之一脉相通的病机理论、组方法则、用药方法、分量、煎服法等 等方面。
时方的组方规律其实就是金元以来中医药学理论的体现,而宋代以前的方剂由于详于方而略于理,加之文献散失,其中的组方依据多有失传,导致今天在研究经方时,学者们常常感到许多方剂的配伍规律难以用金元以后之学进行理解,于是便有了“经方之谜”的说法。
反观《辅行诀》,不仅保留了数十首隋唐以前的方剂,而且完整记载了这些方剂的配伍法则以及药物选择的依据 ,对于认识与分析经方的组方法则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以药物之味的五行属性进行方剂配伍的方法更是已经失传千 年,无论金元以后的组方理论还是如今的临床用药,均未见再有类似的组方之学,从临床应用与文献考证角度都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奥秘。
(整理）以敦煌遗书《法要》探讨张仲景经方之源 以敦煌遗书《法要》探讨张仲景经方之源 张永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9) 本文所要讨论的经方,是专指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中所载的方剂。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法要》)中多 次提及南阳张机及其著作 《伤寒杂病论》 ,并载方 51 首,其中许多方剂虽名与 张仲景经方有异,但组成及主治多有相似,兹参阅遗书 《法要》 ,对张仲景经方之源提出管窥之见,以抛砖引玉。
文源:彩云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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