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才”等合并简化字及“复繁派”的死穴


　　作者：子乔


　　【摘要】

　　一、大部分合并简化字都没有恢复繁体的必要。
　　二、“一对多”的简—繁转换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三、不能将文字系统规模的扩大和文字形体的“繁化”混为一谈，正如人类社会新事物层出不穷，而衣食住行却日趋便捷；历史上汉字的演变，一直在寻求“精确（质量）”和“便捷（效率）”之间的整体平衡；现代的汉字简化，仍是在寻求这种平衡。
　　四、从损害“精确”或“美观”的角度批判简化字，是不知道文字为何物，不了解汉字发展历史的体现；隶书将篆书的偏旁“辵”简化为“辶”，这和现在将偏旁“言”简化为“讠”，在学理上没有任何区别。
　　五、书体的改变和笔画的减少都是形体上的“简化”，没有必要截然分开；自相矛盾是“复繁派”的死穴。
　　六、对未来作出假设并进行价值判断是毫无意义的。



　　一、大部分合并简化字都没有恢复繁体的必要。


　　现代汉字简化有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将多个字合并为一个字。具体有两类情况：一是用已经存在的简单的字代替复杂的字，二是用一个新的简化字代替多个字。这种方法遭到了“复繁派”的猛烈抨击。不可否认，将字源和意义不相关，读音也不同，历史上从未或很少通用，而又都很常见的字进行合并，确实值得商榷，比如“發”与“髮”（仅仅是声符“癶”和“犮”的古音、古义相同）。但是，也有不少合并字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不能一概而论，一些人甚至误以为它们都是49年以后生造的新字，这就更不应该了。

　　下面举几个例子，它们经常被“复繁派”质问“根据何在？”这些人在汉字问题上大放厥词，动辄进行道德批判，充当卫道士，他们只把眼光局限在楷书的范围内，不懂古文字，不了解汉字的整个发展历史，这也就罢了，可居然连最基本的《说文》及其《段注》都懒得翻一下，难道他们就是这样“热爱传统文化”的？


　　1、“后”与“後”

　　“後”简化为“后”，几乎被所有的“复繁派”所诟病，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后”在历史上早就被借为“後”了。

　　《说文》：“后，继体君也。”段注：“释诂、毛传皆曰：后，君也。许知为继体君者，后之言後也。开创之君在先，继体之君在後也。析言之如是，浑言之则不别矣。易象下传曰：后以施命诰四方。虞云：后，继体之君也。此许说也。盖同用孟易。经传多假后为後，大射注引孝经说曰：后者，後也。此谓后即後之假借。”

　　既然“经传多假后为後”，今天为何用不得呢？“复繁派”质问“根据何在？”显然是不看书的结果。


　　2、“才”与“纔”

　　古文字“才”象草木初生之形，《说文》：“才，草木之初也。”段注：“引申为凡始之称……凡才、材、财、裁、纔字，以同音通用。”“才”作为实词，可以与“初”、“始”互训，后来引申为“刚刚”的意思，成为副词，这是实词的虚化；而“初”、“始”用作副词也有“刚刚”的意思，三字仍然可以互训。

　　至于“纔”，《说文》：“帛雀头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绀。纔，浅也。”段注：“今用为才字，乃浅义引申”，明确指出“才”为本字，“纔”反为借字。而“浅义引申”之说稍嫌迂曲，不如“才”由“草木之初”引申为“刚刚”那么顺畅。

　　可见，现在以“才”代替“纔”，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很合适的，台湾也是用“才”而不用“纔”的。

　　有人说“才能”一词会出现歧义，但是，扪心自问，在具体的语境中，这种概率有多大呢？能和简化带来的便利相提并论吗？在所谓的“正体字”中，类似的情况就能完全避免吗？要完全避免，只能是每个义项都使用一个单独的字，那需要多少个汉字才行？表达是精确了，可是应用呢？

　　【子乔按：本文的“正体字”即大陆通常所说的“繁体字”。使用这种称呼，一是为了迁就某些人的习惯，以期避免定义上的无谓纠缠，二是提醒某些人，这种“正体字”中早就存在着大量的简化，是颠覆了原先的“正体字”后才登上宝座的。】


　　3、“胡须”与“鬍鬚”

　　“胡”、“须”均为古字。《说文》：“胡，牛颔垂也。”段注：“此言颔以包颈也。……引申之凡物皆曰胡。”“胡”本义是牛下巴颏（一说包括脖子）的垂肉，后来泛化，也用于人和其它动物，以及象“胡”的物体。《说文》：“须，面毛也（段注本作：颐下毛也）。”古文字为独体象形字，象一个长胡须的人。“彡”为胡须象形，“页”由人形演变而来（主要是头部）。“胡须”本义是下巴颏（或脖子）上的毛，后来泛化了，嘴唇上、脸部的毛也叫“胡须”。


　　4、“并”与“併”、“並（竝）”

　　《说文》：“併，竝也。”段注：“许互训者，礼经注曰：古文並今文作併。是古二字同也。……形声包会意。”
　　《说文》：“竝，併也。”【子乔按：“立”古文字象正立人形，“竝”象二人并立。】
　　《说文》：“并，相从也。”段注：“从旧作從，今正。合也兼也。”

　　可见，“竝（並）”和“併”可以互训，而它们和“并”的意义有相近之处。“併”又可写作“傡”，是形声兼会意字。二“立”为“併（竝）”，“人”“并（合）”亦为“併（竝）”。这是三字合而为一的依据。就社会应用而言，合起来也是利大于弊的。


　　5、“复”与“復”、“複”、“覆”

　　《说文》：“复，行故道也。”段注：“疑彳部之復乃后增也。”
　　《说文》：“復，往来也。”
　　《说文》：“複，重衣也。”段注：“引申为凡重之称。複与復义近，故书多用復为複。……诗：陶復陶穴。郑注月令曰：古者複穴。”

　　可见，“复”、“復”意义相通。甲骨文有“复”而无“復”，“复”从“止”，本有行走之义。后“止”讹变为“攵”，本义遂失。后人不明此理，又加“彳”表示行走。意义重叠，去之无妨。而“複”意义引申后，与“复”接近，自古通用。

　　“覆”也可以通“複”和“復”，表示重复、返回，这个意义简化为“复”。但是用作“遮盖”、“翻倒”时，根据1986年的《简化字总表》，恢复为“覆”，不简化为“复”。这种调整仍是在寻求“精确”与“便捷”之间的整体平衡。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常用的简化字本有其字，又有历史依据，能讲通意义，而且不会引起混乱，实在没有恢复繁体的必要。有人说这是“复古”。确实是，但“复古”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便于应用才是目的。创新也是一种手段，但是要慎用，实际上用得也不多（相对而言）。而“發”与“髮”之类的合并，如果当初不合并也就罢了，可是既已成为事实，大多人已经习惯，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并未引起多大的混乱，个人认为也没有恢复的必要。

　　还有一种情况，是以一个生僻字，作为一个常用字的简体。比如“体”现在是“體”的简体，而“体”也本有其字，读作“ben4”，同“笨”。只是这种用法不但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在古书中也是罕见的，可以说现在已经被淘汰了，根本不会引起混乱。这种合并简化，代价几乎没有，与其效益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从“复繁派”的立场来说，这反而是维护传统文化——把一个“死”字救“活”了。

　　以上这些情况，占了合并简化字的大多数。有人把异体字也算作“合并简化”，比如“粗”和“麤”，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至少我们讨论的“合并简化”并不包括此类情况。这两个字都见于《说文》，在所谓的“正体字”中，习惯上用“粗”而不用“麤”，不存在“引起混乱”和“恢复繁体”的问题。在简—繁转换时，不能将“粗”转换为“麤”，也即“粗”就是“正体字”，而“麤”也是一个几乎被淘汰的字——指用作“粗”的意义时，有人用它表示“三鹿”，那另当别论——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化。这种“简化字”在“正体字”中还有不少。【子乔按：“麤”字在电脑上如果用正常字号显示，就是三团黑疙瘩，而且这已经是省略了笔画的。】

　　还有人说，使用古字的合并简化，“勾销了这些汉字在整个汉字演进史中所经历过的变化过程”。这真是危言耸听，所谓的“正体字”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它只是和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一样，退出了社会应用的主流而已，何言“勾销”？你想研究“汉字演进史”，大可去阅读“正体字”甚至甲骨文、金文，没人阻止你。但是你以为每一个老百姓都象你一样关心并需要“汉字演进史”吗？

　　说穿了，还是“损失”和“效益”谁更大的问题。笔者认为，汉字简化在总体上效益大于损失。其效益，只扫盲一条就足够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正体字”一样可以扫盲。确实可以，甲骨文都可以用来扫盲，只是有个效率问题，正如国民政府1935年8月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时，教育部长王世杰所说的：“近年以来，政府与社会，虽渴望普及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而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体繁复，亦为重大原因之一。于是谈教育普及者，多主择是通行之简体字，应用于教育，以资补救和进行。”

　　简化字的扫盲成果是客观事实，没有人能够证明，即使当初不简化汉字，也能在同样投入的前提下获得同样的效果。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正体字”实现让大部分中国人脱盲的机会，只是它没有完成，否则王世杰也就不会那么说了。台湾的情况是不足为据的，如果台湾当年也有几亿文盲半文盲，而两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大致相当，那才可以仅仅通过“识字率”来评判“正体字”和简化字的扫盲效果。否则，只比较“识字率”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

　　还有人曾经做过试验，说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所谓的“正体字”并不比学习简化字更费力。先不说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就算可靠，请问：小学生和成年文盲半文盲是一回事吗？社会上的扫盲能按照正规学校教育那样进行吗？难道当年那几亿成年文盲半文盲应该脱产去上小学？难道因为现在的小学生学习“正体字”不费力，就要使已经脱盲的几亿成年人重新成为文盲半文盲？


　　二、“一对多”的简—繁转换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至于“一对多”的简—繁转换，确实有些麻烦，也经常被“复繁派”拿来说事儿——“一对一”的可以自动转换——但是它在社会应用中显然不占主流。人们使用这些合并字进行日常交流的次数，要远远多余将它们转换为繁体字的次数，而且使用计算机系统并辅以人工校对（也即“半人工校对”），是能够解决的。

　　其实，就算不存在简—繁转换问题，或者可以实现全部自动转换，通过人工输入或扫描而得到的简体文本，也都需要人工或半人工校对。所以，针对“一对多”简—繁转换的校对，如果进行科学的处理，就不会增加多少成本。比如，可以在校对原始简体文本的同时，进行“一对多”的简—繁转换及其校对，然后再整体自动转换为繁体，这样效率较高。

　　“一对多”的简化字和繁体字并不是很多，对应关系一般也不超过3个。可以在海量词库的基础上，根据上下文进行“智能识别”。这样虽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也会大大降低错误率，减少人工校对的工作量。

　　以“须（須、鬚）”字为例：可以规定在一般情況下，“必须”转换为“必須”（因为此“须”对应“須”的概率要大于“鬚”。遇有特殊情况，如“必鬚”为人名，而且在某一文本中出现的概率大于“必須”，就可以自定义“必须”转换为“必鬚”），“须知”转换为“須知”、“须眉”转换为“鬚眉”、“须发”转换为“鬚髮”、“须发皆白”转换为“鬚髮皆白”……

　　然后确定优先级，“必須”比“鬚髮”常用，则优先级应高于后者，这样“必须发钱”就会按“必须—发钱”处理，而不是“必—须发—钱”。一般来说，字数多的词含有的信息量大，排他性更强，比如“须发皆白”的优先级就应高于“必须”，这样“张必须发皆白”就会按“张必—须发皆白”处理，而不是“张—必须—发皆白”（“张必”为人名）。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算法，肯定还可以设计出更智能的。

　　经过这样的处理，肯定还会存在少数错误。如果文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以往处理同类文本的错误率也极低，不会导致整体上的错字率超过规定数值，那么大可置之不理。否则，就需要再进行“半人工校对”。也即，由计算机系统指出文本中存在“一对多”转换的地方，提供选项，由操作员根据上下文判断该用哪个字，正确的不动，错误的改正。也可以选择不校对所有的“一对多”，而是根据转换的错误率进行筛选，比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转换为“長江後浪推前浪”，出错的概率微乎其微，就可以自动跳过，不进行校对。

　　这个工作不要求操作员精通繁体字，只要求掌握“一对多”的字就可以了。如果计算机系统自动转换的正确率很高（智能性高），而“半人工校对”部分的界面也很便于操作的话，即便是转换字数很多的文本，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时间。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的设想，不知现在有没有这种计算机系统——Word已经可以实现其中的部分功能——即使重新开发新的系统，技术上也并不困难，成本也没有多高。这与合并字所带来的效益和将其重新分开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三、不能将文字系统规模的扩大和文字形体的“繁化”混为一谈，正如人类社会新事物层出不穷，而衣食住行却日趋便捷；历史上汉字的演变，一直在寻求“精确（质量）”和“便捷（效率）”之间的整体平衡；现代的汉字简化，仍是在寻求这种平衡。


　　这里还涉及到汉字的“分化”问题，顺便说说。笔者认为“简化自古就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复繁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汉字的字数是逐渐增多的，往往是一个字通过增加偏旁分化为若干字，比如先有“云”后有“雲”，先有“求”后有“裘”等等，这显然是“繁化”，“拥简派”又怎么解释呢？【子乔按：笔者的观点详见拙文《简化自古就是汉字发展的主流——与徐晋如先生商榷》（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9f4b10100chwl.html），以下简称《商榷》】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汉字从无到有，字数也不断增多，这当然是“繁化”，没人说这是“简化”。其实，连地球都是从无到有的。如果按这种思路，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是“繁化”而不是“简化”的结果，那还争什么呢？不过笔者所言，却是汉字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之后——以商代甲骨文、商代金文为上限——它在形体上的发展趋势，这与字数的多少不能混为一谈。
　　
　　这些字之所以分化，是因为它表达的意义分化了或增加了，为了表达得更精确，才增加偏旁另造新字。但是，如果每个意义都造一个新字的话，那将会导致汉字的数量极其庞大，不利于学习和使用。所以古人也是有所“分”而有所“不分”，并未追求一字一义，一字多义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是在“精确”和“便捷”之间寻求一种整体平衡。分化过程完成以后——注意不会是一下子就截然分开——新字与原字就成了并存而彼此独立的两个字，意义各不相同，一般不会混用。这与一个字经过“繁化”以后，原字被淘汰，而以新字表示原义的现象，应该严格区分。前一种“繁化”其实是文字系统规模的扩大，后一种“繁化”才是形体的繁化，这是两个层面。

　　裘锡圭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详见《商榷》所引）。笔者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金文“或”字。这个字本身在西周早期是繁简并存的，而简体占主流（繁体见于《保卣》），到西周中晚期，繁体就被淘汰了。同时，在简体的基础上，增加偏旁，造出了“国”字和“域”字，而“或”字最终专门用作无定代词。后世“国”和“域”有时可以互训，但与“或”是泾渭分明的。可见，“或”字一分为三，是前一个层面上的“繁化”（规模扩大），而“或”字自身的演变，却是后一个层面上的“简化”（形体简化），两者总体上是同时进行的。这就好比人类社会总体上的发展状况，其规模不断扩大，人数逐渐增加，新事物层出不穷，但人们的衣食住行却是越来越方便快捷。【子乔按：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没有公认的“或”字，有些资料所称的甲骨文“或”字，其实是“戓”字的误释。】

　　纯形体繁化的现象不占主流，典型例子是“上”和“下”。一般来说，古文字“上”写如楷书“二”形，上短下长，古文字“下”也是两横，上长下短，古文字“二”则两横等长。但是这种区别的“分辨力”很低，稍一疏忽就容易把“上”、“下”、“二”三个字弄混，如西周早期《天亡簋》中的“上帝”就曾被有的人误读为“二帝”，今人会弄错，古人自然也会弄错，于是古人就给“上”和“下”各加了一笔竖画，进一步区分这三个字。这是为“精确”而牺牲了“便捷”。

　　说“繁化”是主流，如果是指前者，那当然是正确的。可是，这么说的人，几乎都把这两个层面混为一谈了。如此看来，现代的合并简化是在减少字数，似乎是“逆潮流而动”。其实，这只是在字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酌情进行的调整，幅度并不大，仍然是在维护“精确”和“便捷”之间的整体平衡（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理想状态并固定下来）。当然，具体的合并方案有得有失。合并字在现代简化字中只是少数，现代简化字主要还是形体上的简化。不管那个层面上的简化，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复古”还是“创新”，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何不仿照‘云（雲）’——也是分化字再合并——把‘国’、‘域’合并到‘或’里呢？”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或”、“国”、“域”虽然本为一字，但现在的读音已经差别很大了，同时都是常用字，如果合并，将导致“或”字在日常生活中有三种读音，反倒增加了学习和使用的难度，而笔画也没有减少几笔。在“精确”上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在“便捷”上获得效益，甚至相反，这显然破坏了上述“平衡”，得不偿失。而“云”（动词）和“雲”（名词）读音相同，后者在生活中常用，前者仅用于文言文，合并以后不会引起混乱，其效益是远大于损失的。

　　【子乔按：与“一简字”的约定俗成相比，“二简字”太过激进，局限于某一地区或行业的新简化字或生造字较多，超越了应用的需求和人们的承受限度，加之酝酿于“文革”时期，在政治上属于“拨乱反正”之列，被废除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少数被“误杀”的还算不错的简化字。】


　　四、从损害“精确”或“美观”的角度批判简化字，是不知道文字为何物，不了解汉字发展历史的体现；隶书将篆书的偏旁“辵”简化为“辶”，这和现在将偏旁“言”简化为“讠”，在学理上没有任何区别。


　　“复繁派”显然不能理解这种整体“平衡”的意义，他们总是片面地从损害“精确”的角度批判简化字。殊不知，为了“便捷”而牺牲“精确”，是汉字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笔者在《商榷》中已经举了不少例子，这里再说几个。

　　所谓“正体字”中的常用偏旁“辶”、“阝”（左）、“阝”（右）、“衤”、“礻”等就都是简体，其繁体分别是“辵”、“阜”、“邑”、“衣”和“示”，它们都是表意的部件。这几个字用作左右偏旁时，都进行了简化。这些简化有的在隶书中就已经完成了，有的是此后逐渐完成的。特别是前三个，在演变中偏旁与单字的差别逐渐加大，为书写方便而牺牲了表意功能。“衤”和“礻”的形状变化不太大，但也各自减少了一笔。“示”用作左旁时，有时就写作“示”，并不写作“礻”，但现在的所谓“正体字”，习惯上还是写作“礻”的。

　　这样一来，“正体字”中的“简化字”可真有不少。试问：这和现在把用作左偏旁的“言”、“食”、“金”等正式简化为“讠”、“饣”、“钅”有什么区别？其实后者也是自古就有的简化，只是没有正式确定下来，这毫不奇怪，总不能一下子什么都确定了吧？总得有个发展过程吧？难道只是因为前者是古人采用并确定下来的，后者是古人采用而由今人确定下来的——在学理上并无任何区别——就接受前者而批判后者？如果我们回到将“辵”简化为“辶”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质问：“古人确定下来的东西，你们凭什么简化？”

　　不少人都说将“言”简化为“讠”，容易和“氵”混淆。且不说，这只是在眼神不好的人看到脱离语境的个别字词时，才可能发生的；要这么说的话，那“冫”和“氵”不是也容易混淆吗？“冼[xian3]”不是经常被误读为“洗”吗？“菅[jian1]”不是经常被误读为“管”吗（两字都用作古地名和姓氏）？

　　谁又能不放大字号而在两秒钟内告诉我：“氽丸子”、“祼祭”、“襌衣”、“小皃”应该怎么读（两秒钟后公布答案）？“正体字”中容易混淆的字太多了，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大多数情况有语境管着呢，古人都不怕混淆，你们怕什么？还有人说“讠”只是手写体，不能成为国家正式的标准（印刷体）。可是，上面提到的“辶”、“阝”（左）、“阝”（右）、“衤”、“礻”，哪个不是从手写体而来？因为这些要恢复繁体字，那就叫因噎废食。“复繁派”批评“連”简化为“连”、“陳”简化为“陈”，怎么只批评右边，不批评左边呢？

　　【子乔按：“氽”从“人”不从“入”，“氽[tun3]丸子”是炸丸子，不是用开水“汆[cuan1]丸子”；“祼”从“示”不从“衣”，“祼[guan4]祭”是中国上古祭礼，不是日本的“裸[luo3]祭”；“襌”从“衣”不从“示”，“襌[dan1]衣”就是单衣，不是和尚穿的“禪[chan2]衣”（马王堆出土的“褝衣”，网上多误写作“禅衣”）；“皃”从“白”不从“臼”，是“貌”的异体，“小皃[mao4]”就是“小的样子”（《说文》解释字义常用“某某皃”），不是称呼小孩的“小兒[er2]”。】

　　至于“美观”，那就更不是问题了。文字不是纯艺术品，至少在当年那几亿文盲半文盲眼里不是，它首先要面对的是应用问题。“美观”对于汉字来说是相对次要的，也是老早就被牺牲了的。谁要不认同这一点，麻烦您找一套《殷周金文集成》来看看，特别是长篇铭文，那种美感其实区区“正体字”所能比拟的？


　　五、书体的改变和笔画的减少都是形体上的“简化”，没有必要截然分开；自相矛盾是“复繁派”的死穴。

　　
　　在文字系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古人在“笔画风格（即书体）”和“笔画数量”两方面，却不断地寻求“简化”。
 
　　有的“复繁派”认为，历史上的篆书变隶书（古文字变今文字），只是书体的变化，和笔画的减少不是一回事。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两者确实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便捷”这个层面上，却是一致的，没有必要截然分开，否则就有玩文字游戏之嫌。显然，把笔画风格变得容易写和减少笔画的数量，都是形体上的“简化”，而且两者往往是并存的。
　　
　　篆书变隶书，就是一个笔画风格简化和笔画数量简化相结合的过程。虽然也有繁化，但不是主流。如偏旁“辵（篆书原形略）”变为“辶”，就包含了这两方面的简化。篆书“辵”本来也可以直接隶化，到楷书中都有，就是“辵”，但古人还是把用作偏旁的“辵”给简化成了“辶”。笔画本身变得容易写了，笔画数量也减少了。
　　
　　楷书形成之后，在笔画风格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简化的余地了，而笔画数量方面尚有简化的余地，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取“集”舍“雧”，取“雷”舍“靁”、取“累”舍“纍”、取“壘”舍“壨”、取“塵”舍“{麤土}”、取“鬥”舍“鬦”、“鬬”、取“粗”舍“麤”、取“鮮”舍“鱻”、取“才”舍“纔”（副词）、取“台”舍“臺”（用于“台灣”）等等。前面的是现在所谓的“正体字”，后面的是在不同时期被淘汰的“繁体字”或异体字、通用字。

　　有一种说法是：“古人留下的这些字，已经很‘平衡’了，不能再‘调整’了”。这话怎么听着象“祖宗之法不可变”呢？某些“复繁派”对台湾地区以“才”代“纔”、以“台”代“臺”都颇有微辞，认为是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遗毒，只能说是走火入魔了。

　　不知这些人意识到没有，如果古人都跟他们一个思路，我们现在恐怕还在使用图形文字甚至是图画。正因为古人不象他们这般固步自封，而是在完善文字体系（通过繁化而达到“精确”）的同时，不断地追求应用上的“便捷”（简化），甚至不惜为了“便捷”而牺牲“精确”，才会有他们现在奉为圭臬的所谓“正体字”。

　　而且，这个过程也绝非是纯自然演变，小篆和隶书地位的确立，都与官方的标准化工作密不可分，它对于先秦古文字体系的颠覆性，是现代汉字简化所不能比拟的——汉代的人们，哪怕是大学者，也大都不认识先秦古文字了，少数认识的，就算“古文字学家”了，而现在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大陆中青年人，阅读繁体文本却并无太大的障碍。按“复繁派”的逻辑，站在汉字发展史上任何一个变革的当口，都可以说原有的文字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很完美，不能也不必进行任何改动，否则就是“破坏传统文化”，然而事实又如何呢？

　　这是“复繁派”在逻辑上的最大悖论，是他们的“死穴”。

　　
　　六、对未来作出假设并进行价值判断是毫无意义的。


　　“复繁派”在反驳对手时，大都会采用一种归谬逻辑：“照此简化下去，汉字就会变成日文片假名那样的东西，那也太不象话了！”

　　这种归谬并不能成立，因为它先是对未来作出了一种假设，又对其进行了价值否定，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先不说对未来作出假设本身就有问题——未来不一定按照逻辑推理去发展——更重要的是，就算未来会按照逻辑推理去发展，以现在的价值观对未来的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这也毫无意义。

　　人类的价值观是不断变化的，未来的事物的价值，只能在它成为客观事实之后，由当时的人们去评价。

　　现在的人说“将来汉字要是变成片假名那样就太不象话了”，就如同秦朝的李斯说“将来要是废除了小篆那就太不象话了”。又如女人的衣服，刚露出胳膊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照此下去，怕是连大腿都要露出来了，那也太不象话了！”可是现在呢？又岂止是露了大腿？


　　最后，笔者想请“复繁派”认真体会一下国民政府1935年8月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的部令中的一段话：

　　“我国文字，向苦繁难。数千年来，由图形文字，递改篆隶草书，以迄今之正体字，率皆由繁复而简单，由诘诎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演变之迹，历历可稽。惟所谓正体字者，虽较简于原来之古文篆隶，而认识书写，仍甚艰难。前人有见及此，于公私文书文字，往往改用简体，在章表经典，及通问书札中，简体字亦数见不鲜。明儒黄氏宗羲，对于应用简体字，主张尤力，有‘可省工夫一半’之语。而社会一般民众，于正体字书籍，虽多不能阅读，但于用简笔字刊行之小说，誊写之账单，辄能一目了然。可知简体文字，无论在文人学士，在一般民众间，均有深固之基础，广大之用途，已为显明之事实。近年以来，政府与社会，虽渴望普及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而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体繁复，亦为重大原因之一。于是谈教育普及者，多主择是通行之简体字，应用于教育，以资补救和进行。”

　　【子乔按：这一批简体字很多都与现行简体字一致，但没有正式向全社会推行。其原因有人说是保守派大佬如戴季陶等的反对，有人说是稍后抗战的爆发。笔者觉得应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看，当然抗战是主要的。所谓的“正体字”一向被保守派视作“传统文化精髓”，把推行简体字说成是“破坏传统文化”——日本人要灭亡中国，当然也要消灭中国文化，日本人在那边不许中国青少年学习汉语、汉字，而让他们学日语、日文；你们在这边要推行简体字，废除正体字。这不是一唱一和吗？国难当头，显然无暇推行简体字，也没有人敢承担上面的罪名。当时批判顾颉刚等“疑古派”时，就曾有人使用这种逻辑——灭国先灭史，疑古派是帮日本人灭我们的史。抗战之后又是内战。国民党到台湾后，曾想继续推行简体字，但共产党下手更快，它自然不能跟在共产党后面起哄。渐渐地，国民党把自己当年说过的话都忘了，反而指责起共产党来了。也难怪它忘了，因为它把几亿文盲半文盲都甩给了共产党。】


　　2009年3月18日 北京
　　2009年3月21日 补充
　　2010年7月18日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