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图》手卷也叫《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是传世书画作品中尤为珍贵的一轴手卷，与五代秘色瓷莲花碗、北宋真珠舍利宝幢并列为苏州博物馆三件镇馆之宝。
《七君子图》由藏家把元朝六位大画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一长卷中，其中，柯九思有两件作品，一共七件，得名“七君子图”，画芯全长约10米，宽36.5厘米.是难得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并且流传有序，原为苏州顾家“过云楼”旧藏。
一幅手卷容纳数位大家之作
《七友图》为元代数位书画大家合卷，堪称墨竹史上的伟大杰作，最右边是乾隆年间藏家乔崇修书写的隶书“六逸图”三字引首，往左依次是清代著名金石家张廷济书写的“六君子图”、吴昌硕书写的“七友图”。再往左，依次是元代书画名家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人的七幅墨竹图，其中，柯九思的作品有两件。
乔崇修题写
张廷济题写
吴昌硕题写
苏州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陶启匀说：”自南宋以后，画墨竹的画家日渐增多，如赵孟頫、柯九思、顾定之、吴镇等都是其中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国书画类作品多聚集在明清时代，宋元画作非常少见，而《七君子图》中，收有柯、顾、吴三位大师的同题作品，能够保存至今，令后人可以观摩、鉴赏，实在难能可贵。”
赵天裕画作
卷首是画家赵天裕的画作。赵天裕的这张作品，是一张典型的带有南宋画风的以竹为主题的作品。顾麟士曾在《过云楼书画记》第二卷中的《元贤竹林七友卷》中记载：“长卷开篇作者赵天裕无考”。
柯九思画作
柯九思画作
第二张与第三张是柯九思的作品，陶启匀表示：“柯九思的作品虽然在上海博物馆也有收藏，但从整体上说，他的流传作品还是非常稀少的。《七君子图》手卷中能够有两件柯九思的作品，那是更加难得。其中，柯九思的前一件作品是继承了文同的风格进行创作的，后一件是柯九思风格的本来面目，体现了其个性，用墨浓淡深浅，很有层次，笔触爽利，表现出画家开阔的胸襟。”
赵原画作
第四幅墨竹图是一件难得的孤品，画作右下角题写有“龙角 赵原”四个字，这是元末画家赵原唯一一件传世的墨竹图，画中的墨竹像龙角一样，带有高贵桀骜的气度。
顾定之画作
张绅画作
吴镇画作
第五幅是元代画家顾定之的墨竹图，更有着独特的风格，竹竿呈现巨大的S型，劲健的笔法，表现出爽利的韵味，凸显出竹子的勃勃生机;第六幅墨竹图的作者是张绅，他以擅画“推篷竹”闻名，而这幅墨竹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推篷竹”，极为珍贵;第七幅墨竹图则是元末吴镇所画，表现了画家晚年时的洒脱和安逸。
《七君子图》卷囊括了六位名家、同一主题的画作实在难得。竹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比喻为君子之品德。以竹为作画的专门题材，是随文人画的兴起而兴盛的。画竹的历史，从现存物证考据，可以追溯至东晋时期。到了公元1120年前后编撰的《宣和画谱》，墨竹已经被正式列入十门画科。元代绘画中，墨竹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卷中六人所绘之竹，虽形态笔法各异，但都以简洁的笔墨营造出了竹的清逸意境。
从“六君子”到“七君子”
既然是《七君子图》，那么为何乔崇修在引首书写的是“六逸图”三字呢?张廷济为何亦书写“六君子图”呢?
苏州博物馆研究人员介绍说，顾家曾为《七君子图》所作过考证，在《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了《七君子图》的流传过程。书中记载，《七君子图》最早名为《竹林七友》，为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五位画竹名家的七幅墨竹图，其中柯九思和顾定之各两幅。乾隆时，《七君子图》为乔崇修所藏，失去了顾定之的一幅，遂易名《竹溪六逸》因此乔崇修写下了“六逸图”三字引首。“道光间张叔未(张廷济)为蒋生沐书，引首亦以《六君子图》称之。”
几经辗转，苏州过云楼主人顾麟士又从另一位藏家手中购得了这张长卷后，刚好又得到一张吴镇的墨竹横幅，无论尺寸和题材都和六福相当，于是又重新装裱，这张图又从“六逸”成了“七友”，故今得名《七君子图》。
顾麟士有五子，则明(早殇)、则久(号公可)、则扬(号公雄)、则坚(号公柔)、则奂(号公硕)。顾麟士逝后，过云楼旧藏分别为四子继承，《七君子图》和《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两幅书画为顾公柔所得。顾公柔去世后，两幅书画又由其子顾笃琨继承。
从过云楼到苏州博物馆《七君子图》的捐赠往事
早在1960年苏州博物馆建馆初期，顾公柔遗孀、顾笃琨的母亲张惠娟多次提出愿将自己保存的过云楼旧藏文物捐赠给苏州博物馆，惜因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受“极左”思想影响，此事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文革”中，“红卫兵”抄家前夕，张惠娟再次致电苏州博物馆，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接收该批文物。当时苏州博物馆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派钱镛和莫福英前往张惠娟家中，暂时接收了包括《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七君子图》)和《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在内的八十余件过云楼旧藏文物。
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苏州博物馆想把这些文物包括这两幅画退还给顾家。当时顾家提出来说，这些现在也用不到，就寄存在苏州博物馆吧。所以这一共80余件顾家的文物，就寄存在了苏州博物馆。
1992年，顾笃琨移居台湾，顾家提出想将两幅画要回去，当时苏州博物馆考虑这两样文物比较珍贵，担心会流失到境外，特向来馆考察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作了汇报，马自树当场指示将两件文物送往北京鉴定，由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袁南征邀请徐邦达、史树青等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为两幅书画确实非常珍贵，当定为一级文物。国家文物局紧急批示将文物留京，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代为保管。
2006年10月，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文物征集工作成为重中之重。考虑到苏州博物馆和过云楼的历史渊源，顾麟士幼子顾公硕曾参与筹建苏州博物馆，并将自己收藏的124件珍贵书画、刺绣文物捐赠给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积极与顾笃琨后人沟通，希望能够圆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多方努力和磋商，顾氏后人愿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捐赠《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七君子图》)和《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历经离散沧桑，两幅珍贵书画终于得以被苏州博物馆永久收藏，寻得了最好的归宿。
苏州博物馆前馆长张欣回忆道：“为了这个捐赠，我们还特意到苏州公证处进行公证，这两幅画拿到北京去后就一直在国家博物馆的库房里面，一放就是十六年。我们和顾家的后人谈好以后，我们就把两幅画从北京拿回来。”
2009年，顾家正式将《七君子图》捐赠给苏州博物馆，成为了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图片来源于苏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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