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记载了古典志怪的奇书，《山海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是极高的。其内容庞杂丰富，从山川湖海、金银铁矿、奇花异果、异兽珍禽，再到巫礼祭祀、宗教民俗、鬼怪神仙几乎无所不包。
书中不但囊括了各类远古氏族的地域资料，还详细记载了多种奇特的民俗与神话传说。它既是无数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又网罗了丰瞻繁富的地理人文知识，堪称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中。原文中明确写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可见《山海经》在此前便已有成书记录，而因为书中描写过于荒诞奇异，故司马迁作史时不敢以之为参考。
西汉的刘歆是最早负责《山海经》的整理工作的，而且其明确指出《山海经》创作者为禹、益二人。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记载道：“已定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 ，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的王充又在《论衡》中进行了补充。
他认为禹、益一同治水，其中禹主要治水，益主要记物，然后将其所见所闻编为《山海经》。此后，“禹益所记”这一观点，也纷纷得到了赵哗郭璞等学者的广泛支持。
到了20世纪中期，旧的禹益说被逐步推翻，其后又出现了邹衍说与随巢子说。邹衍，原为战国齐临淄人，著作有《始终》。其主张大九州说，认为神州之内有九州，而九州则环绕于无尽的大瀛海中央。
此观点虽说与《山海经》的整体世界观有几分相似之处，但并不足以作为支撑其为创作者的依据。而随巢子说则是由卫聚贤提出的，卫聚贤认为此书乃墨子弟子随巢子作，但此观点的支持者则较少。
在对《山海经》的来源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后，学者们更是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局限，得出了“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的重要结论。研究角度也不再拘泥为具体某人的创作，而是渐渐形成指向某一特定群体创作的基本趋势。北人说和南人说作为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还衍生出了巴人说或蜀人说等等新观点。北人说主要以秦人说和洛阳人说为主，南人说则主要是以楚人说为主。
茅盾先生作为北人说的主要支持者，认为《山海经》的主要由东周时期的洛阳人所著。
许顺湛也主张此说，其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以中原为中心而延伸到四周，而并不单单只体现了南方文化。南人说则是当今多数学者所普遍支持的一种观点，该派支持者主要代表为陆侃和胡小石。陆侃如认为《山海经》与《楚辞》和《庄子》有许多相通之处，可能为楚民族的作品。
胡小石则通过《南山经》的记载，推断出《山海经》应为“南方人所著书”。且楚地巫礼盛行，文风奇异浪漫。
作为楚辞突出代表的屈原，行文中也往往大量提及各种神话传说，其中所引用的不少故事都与《山海经》有重合。可见，楚人说的盛行也不无道理。
关于《山海经》具体的作者的认定方面，目前来说不论是学坛又或者是民间讨论中都存在着各类不同意见。而关于成书时间的研究发现则显得较为明朗，大概可以确定其创于周汉时期。
不过，也有部分的人持其它意见。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商周，但也有人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应该“以儒家所说尧舜时较为准确。”在未来还需要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才能真正形成定论。
现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山海经》，已经是经过无数后人编纂过的版本了。而最初由刘歆所校订的版本，也由于历史原因早早流失。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山海经》古本，乃是由晋代学者郭璞所整理的《山海经传》。它囊括了5篇《山经》和13篇《海经》，共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
晋版的《山海经注》附有较为精细的注释与插图，其对于解读《山海经》的原文大有帮助。由于晋本原附插图已失传，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便另采用了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中的插图，其它带有附图的《山海经》版本也多为明清所绘制。
尽管郭璞注本有所流失，但大部分内容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现存的《山海经》基本都来源于郭璞注本，假使没有郭璞先生的努力，说不定这部旷世奇作就会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便是由郭璞注解，明代万历聚锦堂刊《山海经（图绘全像）》为底本，内含75副插画按十八卷顺序插入经文的《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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