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权贵集团的权力演变，有时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入手。
比如“尚书”，顾名思义，即掌管文书之意，秦汉之时，尚书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合称“六尚”，都是服伺皇帝生活起居与日常工作的内廷私臣，并不是政府官员，但由于尚书所经手的文书，有皇帝的圣旨、大臣的奏章，都是朝廷机要，所以尚书又颇有隐权力。西汉时，武帝起用尚书、宦官等近臣创设内朝，凌驾于官僚系统组成的外朝之上，尚书权柄渐重；东汉时，光武帝更是设立“尚书台”，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及至东汉末期，尚书台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枢，曹操当时欲挟天子以令诸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汉献帝赐予其“录尚书事”之权；到了隋唐之世，尚书台发展成尚书省，成了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明清不置宰相，尚书则是中央六部首长。尚书的职能演变，概括地说，就是从隐权力“进化”成正式权力这么一个过程。
再比如宦官，即太监，最早的称呼叫“阉”、“寺”、“竖”，这三种称呼的含义差不多，阉，“竖也，宫中阉阍闭门者”（《说文》），阉竖互义；寺，《周礼》解释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可见宦官不过是替帝王管理内廷门户的皇室家奴，本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宦官因为离皇帝最近，又非常容易盗窃权力。汉时，宦官常被叫做“小黄门”，意即看守宫门的奴才，但到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交替擅权乱政；唐初，太宗明诏规定宦官“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但晚唐的宦官，竟手操对皇帝的废立生杀之大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宫门中立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晚明还是权阉辈出、祸乱朝政。然而，宦官的下贱身份始终未改变，“阉”、“竖”、“寺”也成了包含有侮辱意义的蔑称，可以说，弄权的宦官，即使能权倾朝野，成为“九千岁”、“立皇帝”，他们的权力也是完全缺乏合法性、迟早将被清算的“黑权力”。这是宦官权力与尚书权力的不同之处。
自秦汉以降，历代皇权专制王朝中，应该说，清代在防患太监乱政上，是做得最为成功的。清室入关之后，“鉴明代之敝，汰宦官，设内务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政权的根基是被宦官掏空的，到满清铁骑兵临城下之际，又是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这个前车之辙，清王朝的统治者看得清清楚楚。顺治十年，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凡系内员(宦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其在外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部院察奏，科道纠集，审实一并正法！”严申宦官不得进入的权力领域。
顺治十二年，又命工部铸立铁牌，立于后宫：“（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这个铁牌作为祖宗法度，传之后世，成为一柄架在清代太监后脖子上的无形利刃。
乾隆年间，曾有个叫高云从的太监，因为交接外官，私自向朝臣泄露皇帝评价道府的朱批，“以贱役无忌惮”，被皇帝处以磔刑，几名向高云从行贿打探消息的大臣，也被革职。道光五年，又有太监马长喜，私出京城，“假冒顶戴，捏写奉旨进香黄旗，标插坐船，招摇恣肆”，结果被就地正法。
但，尽管制度层层设防，家法严厉，不过太监既是离后宫权力中心最近的家奴，有时又得到帝王或后妃的宠信，根据权力可以在私人关系网络中流动的法则，皇帝的权威毕竟很容易传递给他们，在他们身上形成隐权力。大清立国二百年后的同治朝，就出现了一个自恃得势、飞扬跋扈的大权阉 安得海。
大清第一权阉
安得海（部分史料也记为“安德海”），自宫入内，“以柔媚得太后欢”，“孝钦（即慈禧）深器之”，“语无不纳，厥后遂干预政事，纳贿招权，肆无忌惮”，红得发紫之时，“朝士日奔其门，声势煊赫”，堂堂朝廷命官也要腆颜与安公公套近乎、拉关系，时人甚至将其权焰与明朝的魏忠贤相提并论。
安得海的隐权力，当然来自他是太后身边第一红人的特殊身份。传言他曾协助慈禧粉碎以肃顺为首的肃党集团。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驾崩，受命辅政的肃顺等八大臣与太后慈禧争夺权力，慈禧势单力薄，欲与远在北京城的恭亲王结盟，但如何避开肃顺耳目，将信号传到北京城呢？野史记载，慈禧与安得海合演了一出“苦肉计” 慈禧先授意安得海与宫女争执，然后以“严惩”安得海为由，命敬事房首领太监将安押回北京“大扫处”当差，安得海一回到内务府，即通过内务府大臣宝鋆将太后的亲笔信送达恭亲王手里，这样，慈禧才得以顺利与恭亲王串通一气，设计将“顾命八大臣”擒获。如果野史所记属实，那么我们完全想象得出安得海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亲密。
慈禧搞倒、搞臭肃顺之后，以“垂帘听政”的形式掌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而安得海仗着受慈禧嬖宠、有太后撑腰，也得意忘形，借势索需，中饱私囊，贪得无厌。有一次恭亲王警戒他：“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安得海说：“往后不取了。”次日，他给慈禧安排膳食时，弄了些“粗恶”之食，慈禧惊问这是怎么回事，安得海回答说：恭亲王吩咐了，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慈禧很不高兴，怒道：“他竟敢克扣我的日用？！”从此加深了对恭亲王的猜疑，后来借故削夺了他的议政大权。恭亲王是晚清最具治国才干的皇室要员，又扶助慈禧“上位”有功，受封为“议政王”，权力之大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恃宠而骄的安公公运用他的隐权力，竟将这位王公大臣搞得灰头土脸。
还有一次，另一位亲王 醇亲王（他是后来光绪皇帝的生父）上朝，安得海见醇王所戴的翡翠班指是稀世珍物，便在半路上向醇王借来瞧瞧，一瞧就喜欢上了。回到后宫后，他就找太后撒娇，要主子赏赐这个班指。慈禧先是不允，说“库中珍物甚多，任你选择。”恰好醇亲王前来奏事，慈禧便问他：“这班指甚好，购自何处？”醇亲王长着七窍玲珑心，一听连忙将班指脱下来，献给皇太后。慈禧过后将班指送给了安得海，并咐嘱他好好收藏，不可外露。但安得海小人得志，故意戴着在醇亲王跟前炫耀，醇亲王心中大怒，欲找机会除掉安得海。
已经被隐权力冲昏了脑子的安得海连同治小皇帝也不放在眼内。同治小时候曾因事责斥安得海，安转身到慈禧那里告状，小皇帝因此受到了母后的责罚。随着年龄渐长，同治对安得海也越来越厌恶，他常在宫中用小刀斩掉泥人的头颅，有太监问其缘故，小皇帝恨恨地说：“杀小安子！”小安子就是安得海，所以内监都知道安得海的脑袋迟早不保了。
但安得海有恃无恐，因为大清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就是他的保护伞，西太后的无上权威就是他的护身符。可怜这个得意忘形的小人，不知道自己行走在危险的边缘。
第一，他所干的事情 笼络朝士、纳贿招权、干预政事，桩桩都违背了顺治定下的祖制，也就是说，他炙手可热的隐权力严重缺乏合法性，而且直接构成他的原罪。合法性是隐权力的最大死穴，祖制就如一把悬剑，随时都可以对着安得海的死穴刺下来。
第二，因为隐权力缺乏合法性，安得海只能寄生在庇主的关系网络上，一旦脱离庇主羽翼，便如失去爪牙的老虎。换言之，隐权力不可能获得制度性的正式保护，这也是安得海的死穴。更何况，他虽讨慈禧欢心，却一连得罪了同治小皇帝、恭亲王、醇亲王，隐权力根基其实岌岌可危。
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大清第一权阉安公公的死穴，终于被人用“祖制”这一尚方宝剑刺中，死于非命。诛杀安得海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
安公公离京被捕
丁宝桢，咸丰年间进士，晚清笔记中说他“器量恢豁，廉刚有威”。他与安得海也有一段宿怨。
那是同治七年春，丁宝桢率军征伐捻军有功，皇帝召他入京觐见。按大清礼仪，凡是大臣陛见，均要脱了官帽叩头，然后俯伏听皇上垂问，皇上问毕，臣下谢恩，才带冠退出。但丁宝桢那次入觐，告退时忘了将官帽子带出来，被安得海捡到了。翌日，安得海托人带话给丁宝桢：要赎回官帽子吗？拿四千两银来。丁宝桢开始以为安得海只是戏言，便不置可否。安得海又传话来：“如不以银赎帽，我即将帽悬挂于宫门，写明山东巡抚丁宝桢之帽。”丁宝桢听后尴尬不堪，不得已掏了二千两银子，将帽子赎回来。丁巡抚后来将大太监置于死地，是不是有挟公报私的动机，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丁宝桢诛安得海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即“宦竖私出，非制”，按照顺治遗诏，可就地正法。但实际上，要将当朝太后的宠宦绳之以法、置之死地，牵涉到惊心动魄的权力较量，慈禧、东宫太后慈安、同治皇帝、恭亲王、醇亲王都介入其中，隐权力与“祖宗法”各展神通。这个过程讲述起来也很精彩。
事情从同治八年夏说起。安得海大概是在皇城内呆得腻了，央求慈禧让他出去玩玩。恰值同治皇帝大婚将近，慈禧便交给安得海一个差事：到广东置办大婚所用的龙衣。同治闻知，“阳赞成之”，暗地里却找东宫太后慈安密商：“安得海必出都门，出都门一步即可斩。只是不知哪个地方官敢下这辣手？”慈安也非常看不惯安得海“秽乱中宫”，便给皇帝提议了诛杀安得海的人选：“山东巡抚丁宝桢是有肝胆之人，可以依靠。”于是，同治下了一道密诏给丁宝桢，让他预做准备，相机而动。所以安得海尚未出发南下，丁宝桢那边已经得信预知他将途经山东。
丁曾将捕杀安得海的计划透露给来访的薛福成（薛福成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他的弟弟薛福保则是丁宝桢的幕僚）：“我听说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拿下杀掉，向朝廷奏报其罪，如何？”薛福成、薛福保都说：“这是不世之业啊。不过其难度堪比剿平一巨寇，必须布置严密，行动迅速，否则，恐怕诛奸不成，不惟自己贾祸，也将使安得海气焰更嚣张而贻患无穷。”丁宝桢听后连连点头。可见捉拿安得海治罪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年七月中旬，安得海带着太监、亲属、管家、女仆、车夫、僧侣、差役、标兵，一行浩浩荡荡从京城启程，在通州雇了两只太平船，沿京杭大运河南行。离京前慈禧还谆嘱他“沿途万分小心”，但安得海改不了政治暴发户的嘴脸，极尽显摆之能事，所坐太平船插着龙凤旗帜，上书“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又雇有女乐“品竹调丝”，一路上“招摇煽惑，声势赫然”，就差没有组织绅民手执鲜花、标语夹道欢迎了。安公公所到之处，地方官吏自然盛情款待，奉上银子，递上名刺，希望公公回京之后，多加提携提携。
七月廿日，安得海一行进入山东德州境内（德州是山东的北部门户）。次日正是安得海寿辰，安得海便在德州逗留一天，开生日Party。Party开得非常Happy，船上男女一一上前给安公公磕头祝寿，还请了艺妓作乐，最后安公公还高兴地吃下了众人精心准备的“烧鸭寿面”。
此时，丁宝桢已经密嘱过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巡抚大人的命令，安公公的招摇过境，让这名深谙官场利害关系的地方小吏深为苦恼，他当然晓得安公公的隐权力之大，要他贸然下手“擒捕”，那是万万不敢的，所以当他率领随从驰往查问时，安得海已开完Party，扬帆出了德州境，沿运河南去。至于如何向巡抚大人“禀闻”，赵知州也是感到左右为难：不上报吧，必将得罪丁大人；上报吧，又恐一旦不能除掉安得海，则自己“反撄其祸”。最后在幕僚的建议下，赵新采用“夹单”密禀，夹单不是正式公文，不存卷，安得海断不会知道；如果丁宝桢上折参奏，则祸福由丁一人担当，与地方官无涉。
丁宝桢获悉安得海行踪后，又密饬德州下游的东昌府知府程绳武跟踪截拿，抓获后解赴省城亲审。程绳武头戴斗笠，脚穿草鞋，乔装打扮（估计是怕安得海认出他来），率人跟踪了三天，却迟迟不敢动手。安公公果然是有威慑力。
但丁宝桢也不是吃素的，他知道文官系统顾忌宠监的淫威，但地方上还有自成体系的武装系统，未必畏惧安得海的权焰，所以他加派驻扎在东昌府的总兵王正起发兵追捕。
丁宝桢又将安得海招摇出京的不法情状，用“四百里”驿递上奏朝廷：
“本年七月二十日闻访有北来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驶入山东省境，仪卫煊赫，自称钦差，并无传牌勘合，形迹可疑；派人密访，据称系安姓太监。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朝列圣相承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倘必须采办，但需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涉糜费？且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但不需太监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尤可异者，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太监，在内廷供使，自知礼法，何敢违旨妄用？至其出差携带女乐，尤属不成体制！似此显然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所关非浅。臣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
八月初二，王正起率兵追至泰安县，在代理知县何毓福、守备刘英魁、泰安营参将姚绍修的协助下，终于将安得海拿获，并连夜解往省府济南。安得海一路搜刮来的财物也被悉数查缴，计有骏马30余匹；黄金1150两；元宝17枚；巨珠5颗；真珠鼻烟壶1枚；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十块；其余珠宝亦甚多。
一年前还气焰嚣张地向丁宝桢勒索四千两银的大内总管太监安得海，就这样成了丁巡抚的阶下囚。但是，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捉拿这个安公公非常不容易。按祖制，太监擅出皇城，地方官有权、有责查问究竟，但安得海从直隶一路南下，“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也未敢过问，以曾国藩的人品学问，不可能不知道祖制，更不可能喜欢弄权的太监，他之所以不敢动招摇过境的安得海，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曾总督忌惮安公公的隐权力。而决意要“法办”安得海的丁宝桢，虽已密令山东的地方官“擒捕”，但德州知州赵新、东昌府知府程绳武等都投鼠（安得海）忌器（隐权力），差点让安得海走脱。我甚至怀疑，假如丁宝桢不是得了同治皇帝的密旨，是否也有胆气拿下安得海？
安得海案背后的权力较量
现在，安得海虽已拿下，但如何治他的罪，却是大难题。俗话说，“打狗看主面”，不错，安得海是一条狗，可这条狗是当朝太后宠养的，杀了安得海，该如何向太后交待？安得海也明白“狗仗人势”的道理，自信有太后罩着，丁宝桢动不了他半根毫毛。
丁宝桢在安得海解押到省的次日就提审了他。这个表面上是按律问罪的过程，其实又是一场暗藏刀光剑影的权力攻守战。
安得海率先祭出皇太后的盾牌：“我系奉旨差遣，采办龙衣。”既然是“奉旨”，就不属于私出皇城，不算违反祖制。同时这也是在暗示丁宝桢，他安得海与太后的关系非同一般。太后若不是信任与器重他，能差遣他出来采办龙衣么？
丁宝桢则反诘安得海：“既系奉差，何以并无谕旨及传牌勘合？”谕旨是采办龙袍的官方文件，勘合牌是朝廷开具的“介绍信”，有了这两样东西，才可证明安得海出行的合法性。丁宝桢这一招，旨在斩断安得海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法理联系”。
合该安得海倒霉，谕旨与勘合牌他都拿不出来。也许是他摆惯了隐权力的威风，根本就想不到有地方官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临行前没有向慈禧讨要谕旨与勘合牌。
不过安得海还是有恃无恐，恫吓道：“你们如此对待钦差，只有自招罪责上身。”赤裸裸地警告地方官，皇太后不仅是他的保护伞，也是他的杀人利器。果然将山东的官员吓得心里直发毛。
但丁宝桢不吃这一套，厉声叱责他：“你必属假冒，何能狡饰！”“假冒说”是丁宝桢的杀人利器，就如武林高手发出的回旋飞刀，巧妙绕过慈禧太后，一举击中安得海的要害。
请注意，丁宝桢所说的“假冒”，既可指称安得海的“钦差”名号造假，因为安得海拿不出谕旨与勘合牌，这样，太监出行的合法性就完全丧失了；“假冒”甚至也指向安得海的个人身份，即丁宝桢故意“怀疑”这名招摇过境的太监不是安公公，而是冒牌货，请看丁宝桢上呈朝廷的奏折，片言不提“安得海”之名，只以“安姓太监”代称。另外，丁宝桢在奏折上也极力撇清太后与“安姓太监”外出一事的关系：“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但不需太监出外采办”。这样，作为太后宠监的安得海的隐权力，也被丁宝桢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化解于无形。
这种以“假冒说”区隔隐权力的招数，前朝的海瑞也使用过。当时海瑞在浙江淳安县当知县，有一回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因为对淳安驿站（相当于县招待所）的接待规格很不满意，竟将驿丞（招待所所长）吊起来拷打。海瑞得信后，立即命令衙役将胡公子抓起来。从道理上来说，这胡公子当然该抓，驿站本为公务专用，他又不是在官之人，哪有权力动用驿站资源？而且他还羞辱国家工作人员，罪加一等！问题是，胡公子的爹是总督大人啊，胡公子虽然没有正式权力，但隐权力吓得死人。不过海瑞有办法，他将抓到的公子，跟总督大人作了切割 在呈报胡宗宪的公文中，海瑞说：这个“胡公子”必是假冒，因为总督您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种不肖之子。胡宗宪心中恼怒，却不好发作。
丁宝桢现在也是使用“假冒说”，故意将眼前的这个太监，跟太后跟前的第一红人“区隔”开，这么一来，安得海有如被拔光了羽毛的斗鸡，立即蔫了，“形色惶恐，俯首无词，自称该死”。但丁宝桢决意要治他的罪，哪能轻饶？丁又从安得海的贴身包袋中，搜出两个纸包，里面都是地方官向安公公请托的信件。太监交结外官、干预地方公事，安得海的死罪又多了一条。
此时，批复丁宝桢奏折的谕旨尚未送达，朝廷究竟将如何处置安得海，山东的地方官谁也吃不准。丁宝桢的意思是先斩后奏，将安就地正法，为朝廷除一大害，即使因此遭受朝廷重谴也不遗憾。
其他官员却慑于安得海的隐权力，都不敢附和，署理泰安县知县的何毓福还长跪力谏，请丁宝桢略待时日，候旨遵行。毕竟按谕旨办事才可规避风险。
安得海的脑袋保不保得住，看来就看谕旨怎么说了，而谕旨的态度，又取决于慈禧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醇亲王双方的权力博弈与政治考量。就在丁宝桢与安得海在济南打着权力攻守战的时候，京城里的帝国领导人，也在围绕着安得海私出之事进行权力较量。
丁宝桢快马加鞭的奏折在八月初三日送呈两宫皇太后御览。西太后慈禧见到奏折，“颇惶骇”，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东太后慈安与同治皇帝早就存有除掉安得海之心，就等着丁宝桢的参奏发来，现在奏折发来了，立即便召王公大臣商议：“法当如何？”恭亲王与军机大臣文祥等进言说：“按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慈安当即面谕恭亲王与醇亲王：由“六百里”加急快件，饬丁宝桢将安得海就地处决。慈禧在座，“愤恨而不能发言”。
同治朝时，慈禧虽已成功确立了“垂帘听政”体制，但她的权力尚受到东宫太后、恭亲王的掣肘，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沈桂芬等“亦时时能面折廷争”，所以慈禧还不能为所欲为、事事“遂其所志”。更何况，请杀安得海的道理非常冠冕堂皇：按祖制诛之。祖制，那是高悬在帝国门户上的尚方宝剑啊，作为晚清第一女人的慈禧，也未必敢撄其锋芒。所以她才“愤恨而不能发言”。
恭亲王等很快就拟好了一道上谕（谕旨文字晓白，我就不加翻译了）：
“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 览奏深堪诧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时任两江总督）、张之万（漕运总督）、丁日昌（江苏巡抚）、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直隶总督）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其实，这时候安得海已被丁宝桢捉住）。倘有疏纵，惟该督抚等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无庸再行请旨。钦此。”
不过，按照“垂帘听政”章程，上谕须经慈禧太后加盖“同道堂”印讫，方才生效。慈禧利用这一程序，将上谕“留中两日”，即扣留了两天不予批准。醇亲王上疏力争，慈禧这才无柰发下“查拿之命”。
安得海伏诛及后话
八月初六，上谕送达济南。次日，丁宝桢即将安得海押赴刑场正法，并暴尸三日。这名可悲可恨的小太监，被杀时不过二十三岁。随从的二十多人，也被处斩。
也有稗官野乘记述，军机处发出“严拿正法”的上谕之后，慈禧又心生悔意，另降谕旨，饬将安得海解京讯办。未久丁宝桢复旨：“臣已将安得海遵旨处决。缘奉斩决旨在前，解京旨在后，臣罪恶该万死。”
“臣罪万死”不过是丁宝桢的托词，事实上，安得海伏诛可谓大快人心。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从邸钞（相当于中央政府公报）上获悉消息，立即传示众幕僚，兴奋地说：“稚璜（丁宝桢字稚璜）成名矣！”年迈的曾国藩得信，也对幕僚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白内障）为之一开。稚璜豪杰之士也！”可以想见，趾高气扬的安得海多么不得人心。
从丁宝桢的官场履历看，慈禧也并未因宠监被诛而开罪于他。丁后来官至四川总督，逝世时，朝廷还追赠“太子太保”衔，赐谥“文诚”，哀荣备至。慈禧到底是有政治眼光的，安得海只是她饲养的走狗，被杀了还可以再养一条（果然数年之后，慈禧又培养了另一名宠监 李莲英），丁宝桢则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那么，何必为着一名于社稷而言无足轻重的狗奴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损害自己的权力形象呢？只有像安得海这样的蠢物，才不知天高地厚。
回顾一下诛杀安得海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权力博弈的过程：丁宝桢与安得海在棋盘上厮杀；慈禧与慈安、恭亲王等帝国领导人在幕后对弈；祖制所象征的正式权力与“恃宠而骄”的隐权力在比拼“杀伤力”。最后，祖制战胜了隐权力。
丁宝桢能以霹雳手段杀了当朝太后的宠监，不仅因为他个人“有肝胆”，更因为他得到同治皇帝、恭亲王等帝国领袖的暗中授意与配合支持，这是丁宝桢的隐权力，安得海固然“朝中有人”，但丁宝桢显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更重要的是，丁宝桢的背后还有祖制撑腰，诛杀私出的内宦名正言顺；而安得海只有隐权力护体，毫无合法性的隐权力，在庇主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庇护作用其实非常脆弱。因此，手执祖制之利器的丁宝桢，能够突破慈禧太后的保护伞，斩下安公公的头颅。与其说安得海死于丁宝桢之辣手，不如说他死于“祖制”之权威，死于隐权力的致命缺陷。
眼见他手眼通天，眼见他人头落地。宠监安得海之死，给晚清内宦的震动也非常大。随后得宠的李莲英虽然也有“骄倨老横”、“恃宠弄权”的时候，但他能引安得海之祸为鉴，没有忘乎所以，该装孙子时就装孙子。曾经在批本处当差、与李莲英相处过的光绪年间进士金梁评价说，“李莲英奸而有礼”，每次遇到他“必请安问好，行必让道，坐必侧席。”不仅对金梁是如此，“凡遇士大夫皆然，不似众阉之傲慢也”。
李“恃宠弄权”、运用隐权力的手段也远比安得海高明：在外官面前，他“善伺太后意旨，假喜怒以作恩威”；在太后面前，则“谓己系贱役，不敢与闻军国大事”。当时攀附李莲英的人很多，李“但婪财而不猎高官”，分寸把握得不错。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慈禧命李莲英以监军身份陪同醇亲王、李鸿章到天津校阅北洋海军，李公公这次“阅兵”之行的谨小慎微，与当年安得海采办龙衣的妄自尊大，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路上，李莲英坚持不住预备好的豪华舱舍，说：“我怎敢跟七王爷、李中堂比呢？”他也不跟任何官员接触，白天就在醇亲王跟前站班侍候，给亲王提长杆烟袋；晚上则给醇亲王准备好洗脚的热水。李公公这么识趣，慈禧也很高兴，说：“没白心疼他。”
当然，对李莲英的受宠、奸滑，也有耿直的廷臣看不过眼，因而上疏参奏。但光绪朝时的慈禧太后，其权力已远盛于同治朝，对宠监的庇护能力也远胜从前，因此，李莲英虽多次受到廷臣弹劾，却始终安然无事。
光绪末年，慈禧去世，李莲英自知他的后台、保护伞、隐权力基石已然倒塌，不敢再在深宫中呆下去。他将历年所敛财物，装了七大捧盒，献给隆裕太后（光绪帝正宫娘娘）：“奴才现已年老体衰，乞求离开宫廷，这些宝物，奉还给主子。”退居闲散的李莲英，在晚清诡谲多变的政局中，最后得以善终。时人说他“罪浮于安得海，而结果大异”。
有清一代，尽管先后出了安得海、李莲英两代权阉，但因“祖制”的余威犹在，加之隐权力的先天性缺陷，宠监的权力到底未能发展至乱政祸国的地步。不过，历史总是充满吊诡，大清的灭亡，却阴差阳错地由另一名太监 小德张一手促成。
话说光绪皇帝驾崩之后，三岁的宣统继位，由生父载沣摄政监国。服侍隆裕太后的太监小德张艳羡李莲英之权势，盼望着隆裕能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自己也可狐假虎威。恰好辛亥兵变，袁世凯临危受命，回京入主内阁，因摄政王监国如故，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大受掣肘，袁也有心逼摄政王下台。小德张探知袁世凯的心事，竟自作主张引荐袁入觐太后，并请袁吃了一顿饭，袁则出手甩给了小德张一万两银票，砸得小太监脑袋发晕，心想：吃一顿饭就得万金，若助袁总理挤走摄政王，岂不是富贵无可限量？
于是乎，小德张极力怂恿隆裕太后采纳袁世凯所请，撤销摄政王监国而恢复垂帘听政的旧制。隆裕听信其言，便下诏令摄政王退归藩邸。诏既下，小德张再屁颠屁颠跑去找袁世凯，要他上疏提请垂帘，却遭袁世凯一通教训：“内监不得出宫招摇，违制者罪无贷。”这才知道受了袁的欺骗。而大权在握、再无掣肘的袁世凯，则日日以危言要胁太后，威迫小皇帝逊位。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大清亡了，袁世凯变成了袁大总统。
记录这段掌故的清末人金梁不无讽刺地感叹道：“昔明之亡也，太监曹化淳首迎降；今则功在小德张。何内监之多伟人也？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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