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诗歌《致橡树》让舒婷名满天下。对舒婷的认识，大部分读者也都来自这首诗。在文学最火爆的年月，诗歌成就了舒婷。一个活着的诗人的住所变成无数人向往的景观，只有舒婷受此厚爱。舒婷说：“我被称为诗人完全出于偶然，我是中了‘彩票’。”
《致橡树》，并非写爱情的“爱情诗”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年轻人以能拥有一本油印的《舒婷诗选》而自豪。舒婷的代表作《致橡树》写于1977年，这首诗发表后，舒婷顿时名声大噪。舒婷说，从创作的初衷看，《致橡树》并不是一首爱情诗。
那是1977年3月的一个晚上，舒婷陪老诗人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两人讨论起女性的外表与才气、独立性等话题。回家后，舒婷一口气创作了诗歌《橡树》，第二天便送给了蔡其矫。蔡其矫回到北京后，将此诗交给著名诗人艾青，艾青看了很喜欢，将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把诗的标题《橡树》改成《致橡树》。舒婷说：“其实，我刚开始并不认同。我总觉得这个‘致’字有点拘谨，但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那时候，青年诗人北岛经常陪艾青散步，北岛从艾青那里看到《致橡树》，就要了舒婷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同时附了5首自己的诗，包括后来有名的《一切》。“那个时代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诗，我以为自己很孤单，看到北岛的诗，我觉得不再孤单了。”舒婷回忆说。
1978年，经过北岛修改的《致橡树》和他本人的诗，还有芒克、蔡其矫的诗，一起发表在油印的民间诗刊《今天》创刊号上。当时，《今天》被贴到北京著名的西单墙上，读者在读了诗后，在诗旁边留言，其中留言最多的就是《致橡树》。或许是因为当年诗坛上流行的多是“假、大、空”的口号式诗歌，而《致橡树》这样的诗歌给大家带来了别样的艺术享受。1979年4月，《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两首诗。
“实际上，橡树是永不可能在南国跟木棉树生长在一起的，在这首诗中是将它们作为男性与女性的指代物。”舒婷说，创作《致橡树》的起因是呼唤女性的觉醒，她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对世界的感受，因此这并非一首爱情诗。
但在读者眼里，《致橡树》表达的是一种成熟的、体现着美好人生理想的爱情追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在同一地平线上，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扶持的爱情观念，既蕴含着东方女性所珍视的女性温柔，又富有重视人格价值独立的现代意识，因此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欣赏。
舒婷坦陈：“我并不觉得它有多好，以至于有段时间我非常排斥它，也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朗诵它。我遇到的深刻的评论家太晚了，当时能读到的书也太有限，写诗是靠自觉，在有限的营养上种出来的植物肯定不是最漂亮的。”
关于诗的构思和创作，舒婷觉得很难表述得清楚。“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我总是处在一种蒙昧状态。当诗歌或者其中的某一句突然来临的时候，我就像发了高烧，自己无法停下来。写完以后，之前是怎么构思怎么写作的，自己也不能回忆。”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倾诉对祖国的热爱
舒婷的诗作被很多人评价为欧化风格明显，但在英国译者眼中，她的诗又太古典，不好翻译。对此，舒婷认为很有意思：“我父母家祖上几代都是翰林，我小时候是拿古典诗歌当儿歌听的，后来插队时带了很多唐诗、宋词下去，却又读了艾略特等欧美作家的小说、诗歌手抄本。不是学习他们的语言，而是学习他们的思考角度、意象。”
舒婷出生在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福建泉州，本名龚佩瑜，后改名龚舒婷，发表作品时始用笔名“舒婷”。舒婷的童年和新中国所有的孩子一样，如万花筒般多彩。但少女时代刚结束，她就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被推进了动乱的深渊。“我在填履历表时，只能填到初中，上初二时‘文革’就开始了。”舒婷说，1969年她初中未毕业，就到闽西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2年返城后，当了8年工人：翻砂工、浆洗工、挡车工、焊接工，处在生产第一线，经常“三班倒”。
这样的生活，使舒婷感到困惑和不满。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撤下，又卷入为生活奔波的流水线，生活的枯燥、单调严重扼杀着她那敏感而富于幻想的诗心。“小树也会在流水线上发呆/星星也因而感到疲倦。”在诗歌《流水线》中，她含蓄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抗议。对舒婷来说，诗不是宣传的工具，也不是通向职业诗人的阶梯，而是精神的寄托，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初，舒婷在厦门灯泡厂当焊锡工。“‘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真的觉得祖国有希望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我手上干着活，脑子里写着诗，弄得手上全是泡。”舒婷说，有一天在焊灯泡时，她突然有了创作灵感。一下班回家，她将打好的腹稿《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抄录在信纸的背后，寄给蔡其矫。蔡其矫读了这首诗后，提了两点意见，建议将“你是河边上破旧的老风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中的“纺着”改为“唱着”、“老风车”改为“老水车”，舒婷只接受了第二点建议，而坚持“纺着疲惫的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对祖国的深沉恋歌，舒婷采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颂，而是把胸中岩浆般奔突的诗情赋予了身边常见的事物。面对用血泪迎来的新生，诗人一口气用了16组叠加的意象，倾诉了对苦难祖国的热爱。
蔡其矫将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寄给广东的《作品》杂志，但是编辑却寄来了退稿信，指出这首诗比较灰色、低沉，不像是青年女工的感受。舒婷很不服气，又把这首诗连同另外3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的编辑邵燕祥。邵燕祥看到这4首诗后非常喜欢，临时抽稿，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另一首诗发表在1979年第7期的《诗刊》上，同时回信说，另两首也很好，只不过因为篇幅限制，只能安排在10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
舒婷的诗蕴含着动人的旋律，有着坦然的自白、毫不矫饰的心灵，用真挚的情感撑开一片女性柔美的天空。她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从迷惘到沉思到沸腾的心理历程。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尘埃落定，但是这场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诗歌，舒婷笑言：“很多诗是因为你们喜欢，我只好喜欢。《致橡树》是我1977年写的，那时年轻，理想主义，有激情；《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我当工人焊灯泡时写的，也是真情实感。现在回头看这些诗歌，很难说自己最喜欢哪首。就好比一个母亲生了5个孩子，希望他们每一个都过得好。我希望每首诗歌都找到它自己的读者。”她将发表的作品比作“嫁出去的女儿”，不管别人是爱是恨是喜是怒，她都不想再对自己的作品做过多的阐释。
舒婷说：“我们那个时代有独特的背景，放在今天，也许我们也不会出名。随着时代的变化，诗歌的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能说哪个时代的诗人写得就比另一个时代的要好。现在，人人都可以写诗，谁想写就能上网写，诗人的起点也更高了。我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诗歌都不会消亡，它专注于语言的敏感，集纳了语言的音律和精髓。好的诗歌，一定会流传下去。”
无论写诗歌还是散文，纯属呼应内心的感召
在中国，但凡被称作“诗人”的人，大多经历了由诗歌走向散文、小说的旅程。北岛、舒婷、顾城、方方、林白……几乎无一例外。不过，舒婷从不认为自己已从诗歌“转型”到散文。她说，她一直都是右手写诗歌，左手写散文。
舒婷自认为写诗时在语言上有洁癖，追求字词通俗唯美，每次写诗就像被凌迟一样，以致一年最多也不过创作10首诗，写《会唱歌的鸢尾花》那个月瘦了5公斤。但写散文语言上就放松多了，就像平和地散步，让人很舒服。她的散文内容主要有历史记忆、心灵独抒、夫妻情真、文友偶聚、旅踪游迹等。
“与诗歌一样，我写散文也是出于我对优美汉语无怨无悔的热爱，纯属呼应内心的感召。”舒婷说，与诗歌相比较，她写散文最大的享受是语言得到了松绑。她觉得散文是让人身心愉悦的文学体裁，并要求自己用一种平和、活泼的形式来写。“无论写什么我都很真实，我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她说。
1988年，舒婷的第一本散文集《心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舒婷从1970年至1987年创作的散文随笔。迄今为止，她出版的散文集有10多本，版本与字数远远超过她的诗歌总量。她笑言，散文才是她写作的老本行。“可是，走来走去，人们还当我是诗人。”
舒婷现在很少写诗，但她的诗人身份却被无数诗歌爱好者永存心中。舒婷说，她所生活的城市厦门有273个叫舒婷的。那些小舒婷，也许是她们的父母对这个曾带给他们美好回忆的名字难以割舍，才寄情于女儿身上吧！
舒婷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座老式洋房里，过着平淡而充实的生活。然而，她说，做一个名人有时也很难。过去，她的住宅被标在鼓浪屿的旅游图上，拜访者纷至沓来，使安静的家园成了闹市。“大清早6点多就有人敲门，我老婆婆仓皇地去开门，她说游客要去赶飞机，可不可以跟我照个相，我还蓬头垢面的。”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希望能在鼓浪屿上与诗人“美丽邂逅”，甚至还有人想在她家附近种上橡树。对此，舒婷诙谐地说：“这里的气候，橡树肯定活不了。”通过一再抗议，舒婷家的地址终于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导游还是会领着一群游客在舒婷家的巷子口吟诵《致橡树》。
质朴而低调的舒婷，在生活中悠游自在。儿子两岁那年，舒婷带他去海边散步。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不等舒婷开口，儿子便大声说：“诗人舒婷的儿子。”结果人家对着他又是夸奖又是拍照，让舒婷很不好意思。等人家走开，舒婷轻声告诉儿子：“记住，以后有人问你妈妈在哪里工作，你就说在厦门灯泡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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