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童年时就因其卓越才华受到包括小泽征尔在内的世界音乐大师们的嘉许，9岁时便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露脸。1985年赴美留学，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赢得举世赞誉，成了举世瞩目的华人音乐家。
相对于其他华人音乐巨星，诸如马友友、郎朗，大提琴家王健在普罗大众中不那么有名。然而，在音乐界，恐怕没有人认为他比马友友逊色，只会说他俩风格不同。
1999年，他被美国著名的《美国音乐）杂志评选为「全美杰出音乐艺术家」。英国弦乐杂志《斯特拉底》则盛赞他是「一位令人激动的演奏家，他的技巧是建立在花岗岩上的。」
王健是在中国上海成长起来的，他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艰难也是最温馨的记忆。就是在这种贫寒而清苦的生活中，他的音乐渐渐成熟起来，也正是因为这段难忘的爱，他的音乐才有了永久不变的美丽灵魂。让我们在他的自述中，感受父爱如山！
华人华侨的故事（十六）华人大提琴家王健的学琴路
文 - 王建（自述） 图 - 网络
童年：与父亲相依为命
1968年，我出生在西安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我出生的那年，父亲王树棠被分配到上海工作，由上海市文化局安排到当时极为重要的样板戏《龙江颂》剧组。1972年，我随父亲到了上海。母亲是西安一个剧团的长笛手，她热爱自己的事业，而要到上海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的父母从此两地分居，我成为爸爸在上海惟一的亲人，我的童年是和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
爸爸是个大提琴手，从1973年开始，我随爸爸学习大提琴。爸爸没有用什么经典的东西来约束我，他把我喜欢的《小号兵》一类的儿童歌曲编成谱曲，这让我对练琴有了强烈的兴趣。
爸爸从不给我示范，也从不和我一起重奏，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想让我尽情尽兴地发挥自己的激情，他不想让儿子成为一个技巧娴熟却毫无创造力的匠人。
我想我真是个幸运的儿子。小时候父亲每天规定我练琴的时间是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全凭我的兴趣，如果我不想拉琴想去玩，爸爸绝不阻拦，直到后来我自己真心地爱上了大提琴，不拉就难受。
后来，我和爸爸一起搬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爸爸随剧组去外地演出，我就一个人安排自己的生活。在这种几乎是绝对的孤独中，我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还学了画画和书法。等爸爸回来，我就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看，我真喜欢看爸爸脸上由衷的笑容，那是我们父子相依为命的最真实的快乐。
我的户口在西安，所以在上海读书一直都是借读。1978年我上二年级时，老师告诉爸爸说可能学校不再让我借读了。爸爸一夜之间几乎愁白了头发。后来，一个朋友告诉爸爸，说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正向全国招生，爸爸决定让我去试一试。
我一直都没有一把像样的琴，为了考试，爸爸专门在西安请人为我特制了一把大提琴。材料是妈妈单位盖房子剩下的木板，可是琴做好了却拉不出声音来。爸爸只好又把琴拆开，重新拼装，琴还来不及上漆，爸爸就抱着它回到上海。我就拿着这样一把本色的木质大提琴去参加考试。
用什么琴对于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琴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用这把看上去简陋无比的琴拉完了考试曲目，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费一点力气，因为琴声是从我的心里流出来的。
我一拉完，就有一位老师对我爸爸说：「这是我们附小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琴声。」
不久，我接到通知，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爸爸带我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对我的奖励，要知道我和爸爸平日里一向都是粗茶淡饭。爸爸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虽然还小，但是应该懂得了，音乐其实就是心灵的声音，用什么琴来演奏其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灵魂的激情。」
少年：被父亲骂哭了的「天才」
1979年3月，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其中的一项日程安排就是到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听学生们演奏。这个乐团里包括了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埃斯金。
即使是面对着这些国际上名声赫赫的一流大师们，我也没有丝毫畏惧。在他们犀利的目光下，我坦然而自如地拉完了两首曲子。
小泽征尔站了起来，他的目光变得有点诧异，他通过翻译问道：「你几岁了？」
我挺了挺胸脯：「十岁。」
小泽征尔肯定地说：「你已经是一位世界级的演奏家了。」
而埃斯金听完后就不停地大声说着什么，翻译告诉我和爸爸，他一直在说："这是天才！"
爸爸急忙把我的任课老师扶了过来，介绍给大师，并诚恳地对大师说：「请给孩子提点意见吧。」
埃斯金灿烂地笑着，摇着头说：「不，天才是不能批评的，他将来前途无量。」
我听过很多赞美我的音乐的话，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激动。他们都是国际乐坛上的一级大师啊，他们由衷的赞扬之词着实让我飞上了云端。
我没有注意到，爸爸已经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不久，小泽征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提到我说：「王健已经是一位世界级的演奏家了，将来的世界乐坛上，将有中国年轻人的一席之地。」
音乐学院附小的校长看到了这篇报道，找爸爸谈话，希望他配合学校教育好我这个「世界级的人才」。
回到家里，爸爸的脸色更加凝重了。他有点恶狠狠地命令我练琴，不断地叫停，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是。我有点生气了，嘟囔着说：「人家大师都没说不对……」
我的话音未落，爸爸就怒吼起来：「你不要以为有几个外国大师夸你是天才，你就真的是天才了。你要记住，你还是你，你叫王健，你没什么了不起。艺术永无止境，艺术不能有任何功利目的，什么家什么大师，太关心这些与音乐无关的事情，一个人就完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要成天才，还早着呢！你要再像这样飘飘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我从小跟着爸爸，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这么恼怒，也从来没被他这样痛骂过，我吓得哭了起来。爸爸却不给我伤感的机会，他再一次严厉地命令我：「擦乾眼泪，拿起琴来。」
我刚刚露头的一点骄气就这样无情地被父亲给打了下去，爸爸这番严厉的话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却如同警钟长鸣，它使我在如潮的鲜花和掌声面前脚踏实地，而正因为有着大地作为支点，我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向更高的天空飞跃。
1979年6月，美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来到中国，他专门通过文化部通知我，点名要听我的演奏。19日，我正发着高烧，但斯特恩到了学校。我鼓起全身的力气，竭尽全力地演奏。随斯特恩来华的电影摄制组将我演奏的全过程都拍了下来。后来，斯特恩的这次中国之行被制作成纪实片《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在中国》，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播放。1981年，这部纪实片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在美国，我被誉为中国大提琴神童。
就在这部片子轰轰烈烈地在世界各地播放的时候，我依然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教室里认真地学习着。
「神童」：解决了父母两地分居
但不管怎样，我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名人」了，老师们对我的关切和指导也越来越具体了。一位老师突然发现我持弓的手势与众不同，别人持弓时手肘都是水平的，而我的手肘却偏高。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受到了音乐学院所有老师们的赞同，大家都认为我应该按照标准的手势改正。
爸爸听到了这个消息，坚决不让我改。他激动地对我的老师们说：「是音乐感觉重要，还是一个正确的姿势重要？王健从小就用这种姿势，他的感觉很好，这就够了。」
后来，一位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来听了我的琴，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于是，上海音乐学院把我的持弓姿势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然而爸爸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妥协，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坚决。无论我的老师们怎么劝解，爸爸只有一句话：「王健人矮才这样运弓，改了姿势他就不会拉琴了。」
最后这事居然闹到了副院长、中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谭抒真那里。谭抒真听了改与不改的理由，激动地说：「真是愚蠢，学院的教条不知毁了多少天才，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王健，又要毁了他吗？」
于是我的运弓姿势就一直保持到现在。
1982年，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同年，我随上海音乐学院演出小组赴美巡演、访日巡演及赴香港演出。我真的开始在音乐天地里小有名气了。
冬天，我到广州演出。爸爸翻遍了所有的口袋，找出了10元钱递给我，说：「爸爸没有更多的钱了，这就当做你的零用吧。」
我知道爸爸很艰苦，所以我没有多用1分钱，回到上海，我把10元钱又完整地还给了爸爸，还给爸爸带回来一挂别人选的香蕉。爸爸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过后我才知道，爸爸送走了我，身上只剩下2角3分钱了，后来的几天里，爸爸是靠面条充饥的。
我在父亲又当爹又当娘的艰辛教导下，渐渐长成了一名少年，也渐渐成为中国乐坛上的「种子」选手。最让我高兴的是，父母因为我的小小成绩而终于能团聚了。
爸爸：永远是我的音乐魂魄
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我的音乐却有着长足的进步。一位法国大提琴演奏家来学校听了我的演奏，当即表示要带我出国深造，但学院没有同意。临别前，他依依不舍地取下自己大提琴上的一根价值千元的琴弦送给了我。
世界级的大提琴教育家帕里佐也到上海听了我的演奏，他情不自禁他说：「果然名不虚传啊！」
爸爸与他交流了一会，觉得这位大师与他自己的教学方式很接近，爸爸决定让我师从帕里佐，出国去深造。
1985年底，帕里佐先生为我办好了作为访问学者赴美的一切手续，我就要离开父母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求学了。临行前的夜里，爸爸把我叫到身边，严肃地对我说：「王健，出国是学习，不是镀金。一定要学到一流的琴艺。我不想让你留在国内被当做代表去参加那些国际大赛，那是对音乐的一种困扰，无论在哪里，你都要记住，音乐容不得半点功利。」
我到了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师从帕里佐学习大提琴。1988年，我毕业后又考入了朱丽亚音乐学院，并获取了最高奖学金。帕里佐教授为了能继续教导我，竟破例到朱丽亚音乐学院兼课。香港大昌贸易公司总裁林寿荣先生是我到美国留学的担保人，他将自己家中那把300多年前制作的名贵的意大利阿玛蒂古琴送给了我，我至今仍用它演奏。我与世界级的大师们有了真切的合作，与斯特恩、梅纽因、马友友、林昭亮等音乐家经常同台演出。
我把自己在事业上的每一点成就都告诉父母，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父亲最慈爱也是最严厉的教导。「音乐容不得半点功利」，这话已成为我为人与演艺的座右铭。
正因为我没有功利，才可能得到这么多师友们的帮助，而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这最根本的信条，令我稳稳地站在厚实的大地上，坚定而刚强。我在欧洲巡回演出时在地中海的游轮上认识了一位葡萄牙姑娘，她是美国一所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却被我的音乐深深地感动了。在地中海辽阔无垠的美丽之中，我们浪漫地相爱了。
可我明白，我的爱情必须得到父母的祝福，否则我就不会幸福。我打电话把我的恋爱告诉了爸爸，爸爸不假思索他说：「这可是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吧。我只想多余他说一句：爱情与音乐一样，容不得半点功利。」
1999年初，我带着女友回到上海，去见她未来的公婆。爸爸看着我们一脸幸福，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快乐。而他额上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却让我的心忍不住地疼痛起来，我在想，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报答父亲的恩情呢？
我和女友离开上海时，爸爸赶到虹桥机场给我们送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多吃水果和蔬菜，保证身体健康。你一切都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
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爸爸，你是这世上最了不起的父亲，也是这世上最平凡的父亲啊！
1999年12月31日，汉城新落成的音乐厅举行新年音乐会。演出开始前，我突然想起了爸爸妈妈。在新千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是这样的柔软，我是这样强烈地想要听到爸爸和妈妈的声音。我不顾一切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一听到爸爸的声音，我都快要哭出来了。我忍住硬咽，对爸爸说：「新年快乐！」
放下电话、我平静了。我安静地坐着，等着音乐会开场。我终于明白，无论我头上有多少灿烂的光环，其实我只是一个怀抱着大提琴的游子，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魂魄永远都在中国、在上海，我的心灵永远都属于我亲爱的父亲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