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四桥明月夜
说起扬州，令人不免要想起那些扬州的绝唱。唐张祜的《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唐杜牧的《遣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又其《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扬州的繁华，因了这些绝唱，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印象里；繁华的扬州，也似乎成了一个文学意象，叫今人遥想体味。
二、曾经的繁荣
历史上的扬州，原为古代九州中的一州，首先是一个区域的总称，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吴州为扬州，从此以后，扬州才开始享有它的专名。
扬州是与运河同龄的一座城市。春秋初期，“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也成为大运河上最早的河段。
汉代的扬州称为广陵。西汉初年，刘濞被封吴王，“采铜铸钱”、“煮海为盐”，为了方便盐运，开挖“茱萸沟”，是为古运河上最大的一条支流。
在汉朝诸侯方国时期，扬州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荣时代。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名篇《芜城赋》，具体描绘了这种繁盛：“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閈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这是对邗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扩修整容。由此以后，数十百万石的漕粮物资，每年经由邗沟，运往关中。邗沟也成为朝廷的一条重要的经济与军事生命线。
关于隋炀帝开挖运河的目的与功过，自有史学家去做探讨；但开挖运河的成果，在客观事实上，却为后世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如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中所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随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地处南北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自然成为东南地区的第一交通枢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日渐凸显，也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扬州在唐朝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一个鼎盛时期。“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唐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并序》）；“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唐卢求《成都记序》）；“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这些文字，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扬州极高的地位。《成都记序》里的评价稍有区别，也无非是第一第二的较真，毫厘之间，无关宏旨。而赞扬者则极尽夸扬之辞，甚至认为，普天之下，就连月亮，扬州都要占取2／3，月亮也以扬州的最圆、最亮。
唐时扬州的商业十分繁荣。所谓“俗好商贾，不事农桑”（《旧唐书·李袭誉传》），这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事情；“扬州地当要冲，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旧唐书·苏瑰传》），这是武则天长安年间的事情；“富商巨贾，动逾百数”，这是晚唐罗隐《广陵妖乱志》里的描写。在扬州的商业领域，最活跃的要数盐商，次者是茶商，其三是珠宝商。大批的外国商人居住、活动在扬州，如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商人，在当时的扬州，开店经营着珍宝、贵重药材、象牙、犀角等。唐朝政府对外资的贸易经营，也给予了种种保护与照顾。其时，扬州已经具备了国际化都市的规模与气度。
扬州在清朝的前中期，再度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当时全国极其著名的商业城市。个中原因，无非还是它的水运枢纽地位，南北漕运的咽喉，以及中部省区食盐供应的重要基地。明清时期，两淮盐业在全国盐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明人宋应星估计，明朝万历时，扬州的盐业资本，约为3000万两。清朝，据汪喜孙的估计，则为七八千万两。而根据有关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户部库存银为7800余万两，扬州盐商手中的资本，几与之相埒。漕运的发展，盐业的兴盛，对于扬州的商业、手工业，也起到了促进带动的作用。四处可见的绸缎铺、茶馆、酒楼，工艺漆器、玉器、镂金器、镶嵌器、刺绣、檀类器物、香粉，以及铜器、木器、竹器等日用品生产业的发达，足可以见出当时扬州城市的整体消费水平。
乾隆后期，尤其是到了嘉庆、道光以后，一方面，因为朝廷政治的日趋腐败，疏于治理；另一方面，海运、铁路的发展带来的冲击，大运河迅速走向凋敝。随着运河漕运的废歇，运河都市扬州，也日渐式微，雄风难再。
三、文化遗韵
便利的运河交通，作为沿运河枢纽城市，沟通着南北东西，扬州自然成了五方杂处、群英荟萃之地，也自然形成了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朝扬州的文化，便显得十分繁荣。李廷先的《唐代扬州籍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唐代诗人和扬州》，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列。
扬州文化在清代，更是如日中天。文人沙龙、戏曲曲艺、扬州学派、扬州八怪，扬州，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镇。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经谈道：“广陵为天下文士之大逆旅。”（《与李畹佩》）此言真实不虚。而这文士逆旅的主人，其一要归于扬州的盐商。他们中一些人，喜欢延接文士，主持文化沙龙，如雍正、乾隆时期马曰琯、曰璐兄弟，其小玲珑山馆，就可以说是当时扬州的一个文学大本营，集结了一批极富有实力的文人雅士，如全祖望、姚世钰、厉鹗、陈章、张增，都聚集在此。马家的丛书楼藏书颇富，号称江北第一，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他家的进书，就有760种；而厉鹗纂《宋诗纪事》，也是利用了这里的藏书条件。堪称18世纪画坛翘楚、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初来扬州时，落寞无奈、贫困潦倒，是马氏兄弟奉其为上宾，为他特意安排了“七峰草堂”落脚。汪氏晚年编定的诗集《巢林集》，也得到马氏兄弟的资助得以出版。其二才是达官显贵，如曾任扬州盐运使的卢见曾，曾“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还曾主持修禊虹桥，“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公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所谓“复以风雅之称，归诸卢抱孙转运”矣（《扬州画舫录》卷十）。
清代扬州的戏曲曲艺事业，也极其兴盛，这更与盐商们的推动直接有关。以戏曲来说，盐商蓄养家庭戏班，如徐尚志的老徐班，洪充实的大洪班，江春的德音班、春台班等；招至名流演员做台柱，如江春延聘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等；举办全国性戏曲班社汇演活动，如因为乾隆南巡，他们征集诸腔名班来到扬州。应该说，没有盐商的热情推动、出资出力，就不会有清代扬州戏剧的这种特殊繁兴。清代扬州的曲艺艺术，评话、弹词、清曲等，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如说书业不仅“各街巷皆有之”，数量可观，重要的是，大家名家辈出，如柳敬亭、邹必显、浦琳、叶霜林、徐广如、吴天绪、龚午亭等，都誉满天下。薪火相传，至近世而其风不坠，李国辉、蓝玉春、王少堂、康又华、马凤章等，将扬州的说书艺术，发扬光大。
清代扬州文化是值得骄傲的，这与盐商对于文化的扶持直接相关。修建和资助书院是扬州盐商的另一大贡献。如乾隆初汪应庚捐资5万金，重修扬州府学；马氏出重金，修建著名的梅花书院等。书院的发达，学术空气的浓厚，为产生学术史上彪炳千秋、被后世学人赞叹不止的扬州学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扬州本地的汪中、焦循、阮元。横空出世的“扬州八怪”，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一批高标个性的画家诞生在扬州地区，构成当时画坛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线。
漫步在扬州古运河沿岸，邗沟故道、吴王庙、隋炀帝陵寝、迷楼故址、由北进入扬州的第一个码头、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重要港口茱萸湾古镇、唐代繁华一时的东关街以及东关古渡、鉴真东渡的出发地古运河码头、宋大城东门双瓮城遗址、南宋阿拉伯式建筑普哈丁墓、伊斯兰教名寺仙鹤寺、浙派建筑吴道台宅第、天主教耶稣圣心堂、佛教长生寺，以及个园、何园与康山街、南河下曾经的盐商豪宅与会馆群，扬州古港、水利和城池建筑的历史见证古湾头闸、水斗门、龙首关遗址，明代古塔文峰塔及附近的宝轮寺，清代的龙衣庵，瓜洲古渡、瓜洲城，可谓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观之如行山**上，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目前，申报大运河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热烈的酝酿与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扬州作为大运河上曾经最辉煌的城市，也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强烈关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