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位女士从美国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仔细查看着一页薄薄的日记，泪流满面。
日记末尾记着一笔银行存款及现金，共计人民币599．86元 ，已一并移交给中国政协机关。
看到这里，女士露出了十分满意感激的神情，连声向接待人员道谢，然后提出了她此行的最大目的，取走一个已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14年之久的骨灰盒带回美国。
革命公墓是新中国地位最高，名声最大，入葬要求严苛，规格等级森严的第一陵园。
不管一生有多少争议，只要身后能获准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就意味着对国家人民做出了积极贡献，也被许多人视为一身功绩盖棺定论的最好注解。
这位女士是谁，又有什么资格替别人轻易放弃这么一件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荣誉呢？
1913年8月13日，袁世凯北洋政府海军占领上海吴淞，国民党陈其美组织的上海讨袁军被迫解体，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上海宣告失败。
在陈其美手下，有一个年轻的铁杆义兄弟，随着革命失败，不得不在上海找块地方暂时隐居起来。
这年轻人爱去一个地方，叫做“长三堂子”，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青楼。
长三堂子的头牌，是一位叫做皓月的美女。一天，这位年轻人又来找皓月，谁知还没等两人调情几句，正要渐入佳境。
妓院老鸨突然开门进来告知，皓月被另外一名公子哥点了名，她只能来带人过去。
可最关键的是，皓月自己的态度也是半推半就，主动就跟着老鸨出去了。
年轻人实在气不过，跟着皓月走出房门，来到这个不知好歹的嫖客房中理论。谁知还没等他开口说什么，“啪啪“两个清脆的耳光打在他脸上：“龟儿子，耍长了嗦？跟老子争女人？”
这说着一口四川话的打人者叫做王陵基，是袁世凯手下的重庆镇守使。
二次革命失败，陈其美遭到袁世凯5万大洋悬赏通缉，自身难保，当然更顾不上这个小兄弟了。王陵基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打得对手是只能牙齿往肚里吞，强占了皓月。
这个倒霉的年轻人的名字，叫做蒋志清，也就是后来的蒋介石。
王陵基于1883年出生于四川乐山，比蒋介石大4岁，家中是四川乐山县和成都有名的绸缎商人，地主豪富，县里还有个后来更出名的同乡，郭沫若。
王陵基的重庆镇守使，是从前任熊克武的手上夺过来的。
熊克武比王陵基小2岁，两人同在1904年赴日留学，之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熊克武在日本遇见了孙中山，当即就加入了旨在推翻清朝的同盟会，1906年起，熊克武奉同盟会命令，回到四川老家，开展反清武装斗争。
王陵基则加入了清廷川督赵尔巽开办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当学堂副官，其实主要任务不过是给日本教官充当翻译。
自二次革命爆发，四川大小军阀自然面临抉择：是支持响应孙中山的熊克武，还是忠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
王陵基没有多想，他回国任职以来，一直都是靠着北洋政府的势力升官发财。
他的地位川军第2镇上校标统、模范团少将标统是北洋川督胡景伊提拔的，他的重要任务是代表四川军政府与北洋政府联系，经常在成都和北京之间跑动。
可以说，王陵基前半生的人脉都是来自于袁世凯的势力，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他和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毫不对付。
熊克武在四川一成立讨袁军，王陵基就自告奋勇捞取川军第2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的职务，进攻重庆熊军。
此次赌博王陵基是赚了一大笔，不久袁世凯派亲信陈宧接任川督，王陵基趁热打铁，用蹩脚的北京话和陈宧套近乎，被提拔为旅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闹剧中，陈宧看清时局，决定加入护国战争倒袁，而王陵基选择继续顽固站在袁氏一方，再次倒戈攻击陈宧，从袁世凯手中拿到国防军第1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受赐“尚威将军封号。
所谓小人得志，这样的人是难以得到别人信服的，早在他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当副官的时候，后来一大批川军著名军阀如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人在他手下受教。
另外一个学生，后来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却对他很不以为然，对刘湘等人一口一个“王老师“，王缵绪不屑地说，“什么老师啊，他不配，明明只是个是副官嘛”。
1916年6月6日，大靠山袁世凯在万世骂名中忧惧身死，害怕遭到清算的王陵基被迫退出成都逃往北京，在北洋政府还能管辖的山东烟台继续当镇守使兼烟台知事，他的重庆镇守使又还给了熊克武。
这一次可不比他上次远渡上海享乐的风光，一个四川人在江河日下的北洋政权，当一个外地县长，可谓是从“婆婆变成媳妇”，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
王陵基只好自我解嘲道：“一个师长不过带万把人，一个军长也就四、五万人，真正带人马多的还是县长，统率几十万到上百万，那个带兵官有这么多人。”
1918年，春风得意的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
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也就是所谓“防区制”。
可惜这个制度过于短视，迅速被各防区司令利用形成自己的割据势力，把四川推入了“军阀混战”的动荡之中。
在烟台、北京度日如年，又找不到出路的王陵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返回了四川，可如今老家已经是王缵绪、刘湘、杨森等学生晚辈们的天下。
好在王陵基虽然没有什么理想，也没有什么骨气，为了权势，他从众多学生中，选择投奔政治眼光和手腕最出色的刘湘，在刘湘的川军第二军中当起了参谋长、第6混成旅旅长。
在刘湘消灭四川大小军阀，统一四川的过程中，王陵基出谋划策，排兵布阵，出力不少，但同时也对人民和共产党犯下了血腥的罪恶。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法日众多帝国主义军舰公然炮轰南京城，屠杀举行庆祝集会的市民2000多人。
消息传到重庆。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各界群众数万人于3月31日在渝中区打枪坝举行了“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轰南京市民大会”。
此时刘湘在名义上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川康绥抚委员，对于自己地盘上的一举一动，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
而王陵基就更是如履薄冰：当年被他狠打两个耳光的蒋介石，如今是风光无限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上司刘湘，包括其他四川各大军阀，如杨森、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长正是以蒋介石的名义任命。
刘湘有意对大权在握的蒋介石输诚，稳固自己在四川的地位，势必要对革命游行采取阴谋镇压。王陵基为了躲过老蒋翻旧账的报复，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表示忠心。
于是双方同流合污，王陵基接受刘湘密令，率领自己手下第3师与蓝文彬的第7师一起，提前在3月31日早晨，化妆成普通老百姓混入集会人群之中。
当日上午11时，当群众进入会场，到指定地点整队肃立，主席台宣布大会开始时，“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子弹射向主席台，射向人群。
会场顿时大乱。持铁棒、大刀的打手，追赶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群众。在混乱中，人群像潮水涌来，好些中小学师生被压死、踩死。
参加开会的同胞，成百上千地横尸会场，烈士们殷红的鲜血绘成悲壮的场面。”
这就是死亡137人、伤千余人的“3·31”惨案。此事使得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被捕杀害，国民党左派组织、和共产党各级组织遭到破坏。王陵基的手上沾满了无法洗去的四川同胞们的鲜血。
凭借此事的功劳，王陵基成功逃过蒋介石的报复，并从此坚决加入了国民党右派阵营。
1931年到1932年，顽固反共的王陵基主动代替不愿意离开四川大本营的刘湘，围剿在鄂中洪湖地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贺龙红二方面军，和在川陕边境发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
王陵基不过是个专会钻营人际关系，见风使舵，蝇营狗苟的无能之辈，又怎会是红军的对手。
几轮围剿下来，王陵基把刘湘给的部队打丢了大半，于是他专挑河南几支土匪武装收编，反而扩大了自己的武装势力。
在围攻红四军的过程中，王陵基妄图吞并其他四川军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警觉，结果又丢掉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本，被刘湘撤职放逐到上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就连这件大事，他也做得拖泥带水。
7月9日，刚刚获悉事变的刘湘立即结束召开中的川康整军会议。10日刘湘通电请缨，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8月7日刘湘一改窝在四川做土皇帝的威风，亲自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决定不计前嫌，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可惜刘湘壮志未酬，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病逝，临终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去世之后，王陵基与向来看不起他的王缵绪展开了对“四川王“宝座的明争暗斗。
在蒋介石扶持下，王缵绪胜出任代理四川省主席兼第29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狡猾的王缵绪则让副总司令许绍宗率2个军16个团代他出川。
失败的王陵基被任命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兼第72军军长，可他仍旧不死心，在整编部队过程中磨磨蹭蹭赖着不走。
扬言道：“我老了，没有钱，没有兵，一个集团军司令才带那么点人嘛。” “王老幺（王缵绪）就这样要我走嘛，叫他拿话来说。”
王缵绪不胜讹诈，只好给了王陵基一大笔钱和人，强令他在夏初带兵出川抗日，于8月参加南浔战役。
王陵基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好在跟着国民党名将薛岳，在万家岭大捷也混得了一个“在场证明“。
抗战期间因为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忠心耿耿，寻求一切机会借抗日的名义消灭共产党的新四军和人民武装，王陵基获得了丰厚的赏赐。
1943年，王陵基当上国民党上将。抗战胜利，他又出任江西省主席，最后于1948年衣锦还乡，调回了老家接替邓锡侯担任四川省主席。
可惜他为之卖了一辈子命的老蒋，临政权倒台覆灭之际，并没有带他上台湾的飞机，而是命令他留在四川，继续负隅顽抗。
由于生怕共产党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无情清算，不得已，王陵基只好把唯一的女儿王锡礼送上飞机去往美国。
1950年2月6日，化装潜逃的王陵基在四川江安县被人民解放军孙重远同志等人逮捕，一跃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革命军被押战犯。
在重庆短暂关押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共同接受改造。
可怜一辈子锦衣玉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王陵基到了67岁，反而孤身一人在监狱中，过着连刮胡刀都不会用，牙膏都不会挤的生活。
在狱中生活无法自立，在狱外也没有亲人挂念，勉强在晚辈杜聿明的照料下过日子。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获得特赦，被安排到政协礼堂对面的扁担胡同家属宿舍，和孔庆桂、李佩青、方靖、杨光钰、牟中珩等其他国民党特赦人员一起住在一个院子里。
此时王陵基早已年过古稀，也没有亲人，日常生活只能靠着几个室友抱团取暖。
众人看他年老孤单，也不忍心，总是对他多有忍让照顾，并主动组成小组护理他的病情。
谁知到了这个地步，王陵基还是不肯放下自己前国民党三星上将、四川省主席的臭架子，对这些好意毫不领情，每餐饭后把手一伸：“拿帕子来！”，完全是把这些老朋友们当作旧社会的跑堂对待，出言多有不逊。
孔庆桂哪里能接受这一套！气愤地说：“他把我们当成听差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
1967年2月底，王陵基已病得不能起床，身上都是浮肿，来日无多。其他五位老人看他实在可怜，也就不计前嫌，组成三个护理班轮流看守，又多次为他请医问药。
1967年3月17日深夜，值班的孔庆桂回头一看病床，一世风流的王陵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床上。其他4人得到通知赶来，总算为他办妥了身后事。
方靖将王陵基病故经过及遗款数目记在了自己的日记上。王陵基遗体火化之后，考虑到他在大陆又再无亲人，中央最终决定将他的骨灰存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1年，王锡礼终于可以回国，父女阔别近40年，再见只有一片日记和一盒骨灰。
王锡礼深知，以父亲的一生，共产党实属破例优待，她带着父亲的骨灰满意地踏上了回美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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