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应邀在第六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上做了题为“国际冲突何以发生：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错误认知及其根源”的主旨报告。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承办。论坛的主旨报告由《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主持。
王立新教授首先指出，国际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国际关系学者一般从国际、国家和个人三个层面来分析国际冲突产生的根源。国际层面的分析关注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的特点；国家层面的研究聚焦于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安全需要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对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势的追求；个人层面的研究则将目光转向决策者，特别是决策者的个性和认知过程。研究者们发现，即使是非常杰出的领导人也并不能总是国际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相反，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经常误判对手的意图和力量，从而引发了国家间的战争。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认知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王立新教授归纳了导致决策者错误认知的五个根源，分别是族群（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or cultural centrism）、错误的历史类比（false historical analogy）、幼稚的经验主义（childish empiricism）、一厢情愿的想法（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以及僵化的意识形态透镜（rigid ideological lens），并分别举例进行了详细阐释。
王立新教授指出，国际关系上产生错误认知的第一个根源是决策者的族群（文化）中心主义，即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评判其他国家（族群）的行为方式，结果导致对对方意图和能力的误判，从而引发战争。他运用美国对日本石油禁运的案例进行了说明。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当时曾有美国驻日外交官员提醒美国国务院，这将把日本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可能导致日本在绝望的情况下冒险发动对美战争。但美国决策者用西方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来理解日本，认为美日实力相差悬殊，任何理性的日本领导人都不敢贸然发动一场没有任何胜算的战争，从而拒绝收回石油禁运令。美国决策者实际上是从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出发判断日本可能反应，没有注意到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倾向，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做出极端的甚至不符合逻辑的冒险。这是族群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导致误判的典型案例。避免这种误判的办法就是“换位思考”，深入到对手的心理世界，根据对手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来判断和预测其行为。
第二个根源是错误的历史类比。王立新教授指出，历史学具有鉴古知今的重要功能，古今中外的决策者们为了认清当前复杂的不确定形势，往往借助头脑中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来理解当下，评估自身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并预测未来变化的趋势。具体的方式就是进行历史类比，寻找历史上相类似的情势来理解当前的情势，并根据历史事态的演变和结果来进行决策。二战后的美国决策者多次运用“慕尼黑教训”或“慕尼黑类比”（Munich analogy）来处理冷战时期的冲突与战争。例如，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反应、约翰逊总统对越南战争的处理、里根政府对苏政策都诉诸于“慕尼黑类比”，基于“绥靖政策不能带来安全”的“慕尼黑教训”进行决策，由此导致美国的过度反应。在历史上有很多误用甚至滥用历史类比的例子，其结果是导致误判，加剧冲突。决策者之所以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历史类比，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忽视了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时代变化和行为体之间的差异，没有注意到时代环境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不同行为体在相似的情势下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过分笃信，误以为相同的情势必然会带来历史上类似的结果。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等人都坚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典型，他们都认为如果美国在越南表现得软弱，北越将实现对整个越南的统一，那么“必然”会使得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都倒向共产主义。但是，实际上，在1975年北越统一越南后，东南亚并未出现美国决策者所担心的结果。王立新教授认为，借助历史知识理解当下是可行的，但切忌笃信历史必然性和进行单一的历史类比。只有将当前形势与历史上的多个事态进行谨慎类比，并认识到时代环境的差异，才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第三个根源是幼稚的经验主义，即将本国狭隘的、有限的经验视为普遍的模式，并据此采取行动。王立新教授认为，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决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和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对比都相当悬殊，日本之所以主动偷袭远强于自己的对手，根源就在于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形成的战争经验，即通过决战的方式击败对手的有生力量，然后迫使对手进行谈判并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经验的指导下，日本遂企图通过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来消灭美国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并占领亚太地区的战略要地，然后迫使美国坐下来进行谈判，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从而结束战争。然而偷袭珍珠港事件非但没有挫败美国人的斗志，反而促使美国国内各种力量搁置分歧，团结一致投入对日作战，并追求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第四个根源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即愿望思维，以决策者个人的愿望来代替现实，或者是以一种善意的方式来误判对手的意图。王立新教授通过英法绥靖政策和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两个例子，来说明一厢情愿的想法会造成国际关系的错误认知。由于英法希望避免战争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以一种善意的方式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牺牲捷克的利益，签订《慕尼黑协定》，就能满足纳粹德国的领土要求，从而赢得“一代人的和平”。但这种政策最终却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加速了二战的到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林顿实行对华“接触”战略，在为该政策辩护时声称通过与中国的全面交往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可以使中国走上美国所期望的发展道路，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事实证明，这是克林顿的一厢情愿。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称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误”。
第五个根源是僵化的意识形态透镜。王立新教授指出，人们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构成所谓的意识形态透镜，个人通过这一透镜对外部信息进行过滤，从而对外部世界形成认知。某些决策者僵化地从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理论和概念出发，而并非从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也不能根据现实修正既有的概念和认知，带来的结果就是对现实的误判以及对未来趋势的错误预测。对此，王立新教授以冷战初期的苏联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当时苏联领导人基于头脑中既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未来一定会爆发“总危机”，而危机意味着战争，因此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为矛盾重重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合作。因此，苏联在战后初期号召国民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并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同时对英国的势力范围采取行动，认为只要不去直接侵蚀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就不会干预。但实际情况大大出乎苏联领导人的预料。美国对苏联的每一项“扩张”政策，不论是否直接触犯美国的利益，都进行了遏制；而且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间进行了密切合作，如“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北约”的建立。这种从僵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出发、不顾现实的决策，导致了二战后初期苏联一系列外交失误，引发了美国强烈反应，从而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王立新教授在最后指出，20世纪的国际冲突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当前的大国竞争时代，决策者必须尽可能避免对国际形势发生误判。特别是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避免误判是一项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徐再荣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王立新教授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国际关系史上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误判导致国际冲突的诸多历史事实，阐释了这些错误认知产生的根源，对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国际形势具有借鉴意义。王教授的报告以宽阔的视野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历史思考与现实关怀巧妙地结合起来，为世界史研究如何发挥鉴古知今的功能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本文由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22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黄嘉怡、曾益婷、储鹏飞整理】
来源 世界历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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