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权力的量化与累积
摘要：在当下历史境遇中展开马克思关于资本权力的批判性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思想的独特理论品质，那就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中去”。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具有权力自主性，展现为自我生成和动态持存的系统化社会体系。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权力架构，资本以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的方式与传统社会权力形式发生断裂，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性构成了资本统治的特殊性。以抽象劳动为基石，价值形式作为纯粹的形式规定抽象于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境，其实质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对现实的抽象性表达，以遮蔽资本权力的具体运作机制。就此而言，资本积累的实质不在于生产资料等物质要素的量性累积，而在于社会权力的重组和扩展。在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权力结构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权力的运作和扩张。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为社会历史的制度性变迁寻求一种经济原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的关注内蕴着对社会关系结构的考察，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使用和再生产的支配性社会结构集中在资本上。因此，只有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政治现实，承继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立场，研究资本积累表象之下的权力运作过程及其不断扩展其价值化疆域的实现途径，才能超越权力和资本之间二元分离的常规性理解，对资本权力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识别和诊断。
一、资本权力的量化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的社会关系结构是通过“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形成的。这种力量的不对等关系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权力”：“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14)(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50、107页。'>(1)1在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一种对象性力量，已经转变为人与人之间彼此限制乃至对抗的社会权力。资本不再被通俗地理解为物质生产方式，而是基于自然和社会资源建立的特殊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就此而言，马克思将资本看作嵌入生产性物质实体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7)(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66、255、210、106、42页。'>(2)2
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权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权力以抽象劳动作为社会运行原则而实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历史转换。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中，“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3)(7)(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66、255、210、106、42页。'>(3)2由此，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活动”所构成的现实历史出发，阐明了以“创造价值”为根本目的的雇佣劳动制所具有的“社会总体性”，使得资本权力模式获得了一种历史特殊性，其中，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相互的、跨主体的人际关系为资本主义的抽象劳动所中介。因而，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眼中的经济范畴，抽象劳动内蕴着资本主义这一“现实的存在”。马克思借助于抽象劳动这一经济范畴，从经济范畴的逻辑关联中推出资本主义现实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目的是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
随着劳动力普遍地以市场价值出售，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已来临，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得以建立，独立个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逐渐取代前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中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普舒同曾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针对资本主义独特的社会依存关系进行阐述：“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公开的社会关系形式——如亲缘关系、个人关系或直接统治关系——截然不同。后一类关系不仅是社会公开的，它们还具有质的特殊性；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底下，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抽象的、均质的关系。”(4)(5)(8)[加]莫伊舍·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9、144、175页。'>(4)3这种“单一的”“抽象的”“均质的”社会关系主要由以“创造价值”为终极目的的资本主义劳动所中介。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具有一般性而构成历史上所有社会形式的发展基石；不同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抽象劳动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特殊性。正如普舒同所说，“一种与之不同的路径将会把价值重新构造为一种历史特殊的财富形式，它并不等同于物质财富。这意味着，构造价值的劳动无法被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劳动。相反，这种劳动必须被视为具有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社会规定性”。(4)(5)(8)[加]莫伊舍·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9、144、175页。'>(5)3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将抽象劳动定义为价值产生的“实体”，因为抽象劳动作为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代表了生产一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平均值。就此而言，虽然不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不同于具体劳动，但抽象劳动具有一种社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现实，因为“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6)(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716、708-709、721、723页。'>(6)4
马克思的理论关注重心一直都是社会关系结构，因为社会关系结构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性意义所在，也是理解并诊断既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关键视域。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所有人类活动都是社会性的和指向他人的，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活动表现为排他性的对立关系，人们往往将他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私人劳动以抽象劳动形式成为纯粹“创造价值”的糊口技能，在此基础上，相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也只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手段。由此，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既存秩序中社会关系的历史独特性：以抽象劳动为基础建构的“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3)(7)(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66、255、210、106、42页。'>(7)2通过资本主义劳动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以一种新的社会关联方式取代了以往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关联方式：“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由公开的社会关系所分配。而在一个以商品形式的普遍性为特征的社会中，个人并不借由公开的社会关系的中介来获取他人生产的货品。相反，劳动本身——不论是直接地还是以产品形式出现——取代了这些关系，变成了获取他人产品的'客观的’手段。劳动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中介，取代了公开的社会关系。”(4)(5)(8)[加]莫伊舍·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9、144、175页。'>(8)3
此外，抽象劳动建构起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使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实际上，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才同时具有一种直接的社会维度，而呈现为以“私人劳动”为标志的社会框架。换句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性社会中，劳动行为才成为劳动者获取他人劳动产品的基本方式，劳动者独特的具有质性区别的劳动行为与劳动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成为外在于劳动者的抽象性劳动。每个人都无法直接消费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每个人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成为获取他人劳动产品的必要形式。非资本主义社会以公开的社会关系为主导从事劳动和进行生产，个人劳动所得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决定，因而，非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的劳动行为具有一种公开的社会属性。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行为并不受公开的社会关系所引导而具有一种自主性。个人劳动者为交换他人的劳动产品而从事劳动，因此，资本以私人劳动为主的普遍化劳动方式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劳动环境。但是，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内蕴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既存社会秩序中，劳动以生产一般交换价值为目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往往以物与物的关系作为表现形式。“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它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9)(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181页。'>(9)5因而，以商品形态代为表达的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对象之间的物的关系，从而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不再表现为直接的交往关系，反而被对象（商品）及其代表的社会支配系统结构化。在此之中，不光雇佣劳动者成为这一支配系统的运作基础，资本家也丧失其个人特质而沦落为资本的谓词。个人已经完全从属于资本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的个人无法再重返资本历史之前的田园诗般的传统社会形态，只能陷落于资本文明及资本社会劳动之中，受抽象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的驱使。
需要明确的是，抽象劳动奠定了资本劳动的普遍性而使得资本权力具有结构性。资本劳动的普遍性决定了资本权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特殊性，因为资本劳动的普遍性意义由劳动的抽象性和共通性特质所赋予，恰恰是劳动的社会功能赋予了资本劳动以普遍性意义。在此意义上，在商品形式成为普遍化现象的资本社会，劳动已经成为劳动一般而不具有特殊性和具体性意义，劳动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他人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因而，劳动已具有社会规定性。此外，抽象劳动本身的均质化使其构成经济学的一种基础性的量化单位，成为经济学专家们界定资本的物质属性的量化标准，使得政治经济学成功将资本归类于可衡量的物质资料和具体货物，这就掩盖了资本权力得以建立并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构。
二、隐匿资本权力的最优机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权力结构，而资本权力模式之所以具有这种普遍性和整体性，在于资本权力模式往往以自然科学的数理逻辑作为包装，将一切都转换为可被计量并赋予价值的经济客体，资本权力由此凭借交换的同一性法则成为统治一切的抽象性力量。“因此，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资本归结为纯粹的交换来美化资本的诡辩，人们反过来提出了同样是诡辩的、但针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却是合理的要求：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为权力消失，而且不管资本采取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都被消灭。”(3)(7)(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66、255、210、106、42页。'>(10)2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成，关联于以金钱或资本所建构的隐匿性社会权力结构，也即商品拥有者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换而获得的支配他人物品的权力，资本权力得以重新配置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资本主义既存秩序中的“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3)(7)(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66、255、210、106、42页。'>(11)2在马克思看来，构成资本社会历史形态的关键点，首先在于货币—商品—货币的结构形式将资本的转换性与劳动者的可转换性联系在一起。通过雇佣劳动的桥梁，资本才可以在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持续流动，雇佣劳动是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交换价值的存在则促使劳动转化为劳动力。劳动力和商品之间的同构性得以形成的根本因素是时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商品最终都归于一定劳动时间的物化，促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定义交换价值的标准。由此，一切商品和劳动力都可以平分和量化，所耗费的数理性时间构成交换的根本。就此而言，以劳动可被交换价值衡量的雇佣劳动形式奠定了资本劳动的历史特殊性，使得资本社会形态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历史形态。
资本以价值形式的抽象性隐藏了自身的权力逻辑。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价值形式，其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对具体性现实的一种抽象性表达，目的是掩盖以物的关系形式所表征的人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抽象的社会关系恰好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现状。正如马克思所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3)(7)(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66、255、210、106、42页。'>(12)2由内在于价值形式中的等值逻辑为支撑，市场法则因此获得与自然法则一样的精确性和客观性。但是，看似平等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恰恰成为资本权力机制的运作前提。具体而言，资本权力在市场的调节机制中获得重组和完善。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中，资本家能够以其他统治阶级从未有过的方式加剧竞争。首先，资本所有者将技术变革作为一种权力施展的工具；其次，市场使资本家能够使用价格和通货膨胀的货币符号来重组权力；最后，市场允许资本家通过买卖可出售的所有权而直接重组权力。
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劳动价值论，并强调人的主体性对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称赞并延续了这种关于社会财富的计量方式。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缺乏一种历史性维度，未能揭示劳动成为价值以及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隐含的权力逻辑。正如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评价：“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对各种具体关系的考察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13)6马克思指责李嘉图单纯将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性看作普遍规律，而没有看到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历史规定性。在此意义上，由抽象劳动奠定的价值形式并非纯粹的经济学单位，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作为一种量化标准的价值形式蕴含着权力本性，因为“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14)(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50、107页。'>(14)1对这种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理解，应该关联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类型，意味着全新的社会关系的诞生，也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赖性。而这种特殊的人类历史形态，由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商品性劳动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的既定形式所建构，却独立于参与建构过程的人的主观性。由此，资本主义的社会依存关系呈现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体性质。就此而言，将资本社会的权力关系单纯地理解为资本家与工人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冲突显然是不充分的，无疑是对内在于资本社会历史形态中的社会关系结构的一种简化理解。
政治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货币在社会中主要扮演着三种角色：价值储存、记账单位和交换媒介。正是货币的第三种角色，也即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掩盖了资本的权力本性，因为货币是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索取，而且越来越多的货币携带者被允许对自然资源和他人的劳动提出更多的要求。正如乔纳森·尼赞所说，资本权力“实际上是看不见的，它们不涉及暴力和武力，不涉及火和血，不涉及饥饿和剥夺。他们似乎也没有限制工业，他们的道路是干净和超然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是直接运作，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秩序的基本单位——价格实现间接运作的”。(15)(16)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Capital as Power:A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9,p.218,p.239,p.271.'>(15)7秉持将正常回报率作为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最终标准，资本以其不断扩张的吸纳力，将任何能够影响其预期利润水平的权力过程迅速资本化。正如乔纳森·尼赞在《作为权力的资本》一书中所作的比喻，“折扣店一直在观望，仔细扫描着权力格局”。(15)(16)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Capital as Power:A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9,p.218,p.239,p.271.'>(16)7具有质的区别的多样性权力组织形式，逐渐被资本主义的价格系统简化且象征性地估值，从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价值化过程。在这种状况中，劳动者已经彻底沦落为资本主义的权力组织得以运转的关键性要素。
三、资本权力的扩展路径
对资本积累这一概念的理解产生了考察资本权力问题的关键性视角。资本权力具有一种历史独特性，凭借其可买卖的特殊形态而具有扩展性和流动性，因而可以无限制地累积。在此意义上，资本积累过程就是商品化的差别性权力发生、运作以及重组的过程。因而，研究资本积累，实际上等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权力组织的生成和转化。
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稳定就必须占有“外在于自身”的东西，因而，为解决资本的内部矛盾，资本扩张的辩证过程要求将自身以外的一切纳入价值化过程。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其经典著作《资本积累论》中，以“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作为满足“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实现条件，将资本积累与生产资料等物质要素相关联，为资本积累需求的普遍性寻找到一种地理纬度。“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问题，远没有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它转变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取得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进行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17)[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2页。'>(17)8正是在此意义上，大卫·哈维继承了罗莎·卢森堡从历史地理变迁的视角扩展资本积累论的阐释，肯定了资本“为积累而积累”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进而提出将资本作为过程进行解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论的阐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循环表现为“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9)(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181页。'>(18)5而哈维将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化的过程解读为，资本本身即是“价值的过程”，“一种只在动态中存在的过程”，“特别是一个价值流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在不同点上凝结在不同的事物中”。(19)[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19)9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价值实现和转化的论述建立了以获取货币为最终目标的资本流动理论，“与持续不断减少（如果不是完全消除）空间障碍的动力相伴随的，是同样无休无止地加速资本周转的动力。……而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景观的演变就被周而复始的时间—空间紧缩毫不停歇地驱动向前”。(20)[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20)10受资本“为积累而积累”本性的驱动，资本通过不断寻求缩短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差距的方式以增强竞争优势。
但是，资本的循环和积累过程并不是一个金钱循环和价值增殖的虚幻过程，而是仍然需要以物质性的生产方式为依托，因而，资本积累过程的本质性面相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首先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往往等同于那些可以被计数和价值化的物质资产，但是资本通过商品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关键之处在于，促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持续再生产。劳动者具有生产比其自身价值更多价值的能力和潜质，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构成资本循环和积累过程的先决条件。因此，资本增殖的根源需要从劳动力而不是金钱去解释，货币表征着蕴藏在价值概念中的社会关系的可怕一面，也即在交换的掩盖下价值能够作为指令并形成一种具有组织性的独立力量——资本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14)(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50、107页。'>(21)1而这一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无法被合理地量化。由此，马克思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理论视域逾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式，得以窥见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秘密。“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6)(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716、708-709、721、723页。'>(22)4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的普遍化能力不仅在于空间资本化和资本循环造成的量性累积，资本普遍性的展现也内在于人际关系中，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构不断再生。资本积累的实质在于它是促使劳动者逐渐无产者化的过程，既包含原始积累所造成的强制性无产者化的历史，也包含资本主义当下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中具有的隐匿性的无产者化过程，即资本权力体系以其他形式渗透和引导劳动者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并服务于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制。因而，资本积累不断“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换句话说，“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6)(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716、708-709、721、723页。'>(23)4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研究重心并不是以经济单位来衡量的生产资料等物质性实体，而是要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构提供一种历史性解释。马克思所关心的真正的质的问题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也即活劳动对“死劳动”的不断屈服。资本积累概念要联系构成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权力来理解，资本的积累也是权力的积累。如果秉持正统政治经济学家的看法，将资本理解为“机器”或“生产线”等物质生产工具的物理合并，那么资本的固定性和刚性则使得资本积累成为不可能。因为资本不完全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新古典主义学者所认为的“生产资料”，也即资本不等同于财富和作为资产的“物”。如果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权力模式，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织和领导去塑造现实，将使资本化和再资本化的社会控制结构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资本呈现为价值化过程中生成的权力，资本积累不仅是为了积累而积累的价值过程，也是权力的发生和积聚的过程。
资本权力的累积不仅需要权力的施加对象——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权力结构也能凭借资本构成的改变或组织方式的革新进行重组和扩张。资本累积的不仅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也促成了资本持有者之间竞争的加剧，进而激励资本持有者不断扩张资本权力。“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相互排斥。”(6)(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716、708-709、721、723页。'>(24)4竞争成为施加在个人资本身上的强制性机制，并成为资本总体积累过程的内在环节，竞争机制由此成为资本权力的最高表达形式以及剩余价值率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完全的竞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是在不断调整组织方式的同时，对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进行精准掌控。市场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以及过度分散的资本容易制造极其不确定的状态，于是资本权力扩张自身以解决不确定状态导致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缺口，从而顺利进行生产并剥削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与企业公司内部的专制控制之间存在反差，资本家的控制场域与市场的无序状态之间的边界由公司的规模决定，企业公司以技术革新和组织方法的革命的方式扩张控制场域和权力领域。与主权权力不同，资本权力是可以买卖和转让的，因而资本权力具有一种扩展性，可以无限制地扩大。马克思认为，为调节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生产组织，“资本集中的规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资本的“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6)(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716、708-709、721、723页。'>(25)4通过竞争机制对资本企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刺激和引导，资本实现了权力的集中。
实际上，资本集中的目标并不在于社会的绝对积累，而是以超出平均积累的差异化积累为最终目的。差异化积累在形式上表现为所有权的量的再分配，但其实质内容却是权力关系所发生的质的转变。考察资本所有权的历史发生学就会发现，资本所有权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性而区别于以往的所有权形式，资本主义所有权成为一种完全摆脱社会限制和共同体取向的所有权形式。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中，权力的排斥性阻止个人的向上流动性，如封建主义习俗惯例会阻止农奴成为国王的所有可能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商品化的“机会均等”原则使得权力可以不断积聚并产生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权力不再具有排斥性，因为，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继承自罗马法的“完全所有权”观念，来源于一种制度性的排斥机制，从而个体所有者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而，资本积累过程表现为主导性资本——处于积累过程中心的领先企业和关键性政府机构的控制、塑造和支配社会的过程，资本权力等同于对抗反对者的不断协调变化的权力。正如吉登斯所说，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指代一种包含竞争性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商品生产体系。……是与现代社会生活之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急剧增长的基础”。(2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26)11资本具有高度活力和无可避免的扩张本性，资本的侵略性由“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所驱动，资本的本质是一种无休止地发生变革的生产方式，既要按照一种社会必要性不停运作，从内部进行转化和完善，又要将控制性触角延伸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以维持自身。资本权力无休止的革命性正在不断改变乃至重塑我们的生活世界。
四、结语
资本权力的诞生和演化逐渐改变了对权力的通俗理解。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权力与生产和消费过程分离并置于其上，权力以大规模的武力和意识形态管控建基于封建等级制秩序之上。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资本权力模式使权力的发生和运作不再驻留于单一的实体，资本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力模态侵入到公司、政府乃至整个国家结构中。正是在此意义上，将资本作为权力的阐释路径不再将理论建基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剥削”和“压迫”或者“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区分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性分离困境。因而，对资本权力的界定及批判性分析，提示了资本权力批判内涵的双重路径：首先，针对资本权力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具体的支配力，寻求驯服和引导资本权力的实践举措；其次，基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方式，要求一种非资本主义文明的类型。而这双重路径的铺展离不开从国家、权力和政治层面对资本权力的考察和批判。正是在此意义上，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道路、核心价值体系和文明传统，能够制订一套由国家权力所保证和促进的稳定且理性的制度安排，为受资本宰制的社会现状提供解决方案，从而超越资本文明，不断实践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
注释
1(14)(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50、107页。2(3)(7)(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66、255、210、106、42页。3(4)(5)(8)[加]莫伊舍·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9、144、175页。4(6)(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716、708-709、721、723页。5(9)(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181页。6(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7(15)(16)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Capital as Power:A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9,p.218,p.239,p.271.8(17)[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2页。9(19)[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10(20)[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11(2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作者简介：耿佳仪，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