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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各民族对唐王朝国家认同的历史背景
唐代是我国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时代。大唐承袭隋朝，平定了突厥，疆域北至漠北，西至中亚，唐中前期，北方各民族以“天可汗”称呼唐朝皇帝。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唐朝皇帝为北方各民族之共主，边疆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唐朝地方政权的重要意义。
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唐代政权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其民族政策之开明堪称历代之冠。
作为皇族的李氏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掺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李渊的妻子窦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这也决定了入主中原的李氏家族对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不仅如此，在李唐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也多是胡族出身。比如尉迟恭，北魏鲜卑尉迟部出身，唐朝名将，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被尊为民间驱鬼避邪，祈福求安的中华门神。传说其面如黑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尉迟恭（胡敬德）与秦叔宝（秦琼）是“门神”的原型。在唐建立之初以及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族就已经开始为李氏皇族所接受，甚至所信任，成为这个新生王朝的重要支柱。唐玄宗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唐朝对于少数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都深受重用。唐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史之乱”时，漠北回鹘怀仁可汗得令后，派遣其子叶护率精兵四千余人前往平叛，当大军抵达扶风时，接应的唐朝将军郭子仪劝其休息片刻再赴前线，叶护则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随即赶赴前线。由此可见，作为维吾尔族族源的回鹘对唐朝国家政权的高度认同。
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吸引着各族人民与之交往，在交往中与唐朝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中原的技术与文化传播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边疆各族发展迅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对边疆开发、祖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公元前60年新疆成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来，唐代对新疆的统治大大加强，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最强。比如10世纪，尉迟氏当了于阗王，因原来属于唐朝，即改其族姓尉迟氏为李氏，号“李圣天”，以表明他们是中国的王朝。唐代以后，虽然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辖时强时弱，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从未间断，新疆与祖国内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从来停止，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基本事实从未改变。即使出现一时的割据状态，也就是说地方割据政权，也始终认同中国，以中国人自居，以中国为荣。
二、从唐边塞诗看新疆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融合
唐代的边塞诗是当时民族关系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反映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也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文化融合。
（一）反映各民族团结和谐的诗
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
岑参
轮台客舍春草满，颍阳归客肠堪断。穷荒绝漠鸟不飞，
万碛千山梦犹懒。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
五侯贵门脚不到，数亩山田身自耕。兴来浪迹无远近，
及至辞家忆乡信。无事垂鞭信马头，西南几欲穷天尽。
奉使三年独未归，边头词客旧来稀。借问君来得几日，
到家不觉换春衣。高斋清昼卷帷幕，纱帽接蓠慵不著。
中酒朝眠日色高，弹棋夜半灯花落。冰片高堆金错盘，
满堂凛凛五月寒。桂林蒲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餐。
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
叶河蕃王能汉语。知尔园林压渭滨，夫人堂上泣罗裙。
鱼龙川北盘谿雨，鸟鼠山西洮水云。台中严公于我厚，
别后新诗满人口。自怜弃置天西头，因君为问相思否。
“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郡王能汉语”，说明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官员与汉族官员长期共事,汉族官员开始西部化、地方化,少数民族官员也逐渐汉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在饯别汉族官员独孤渐的筵席上,汉胡将官共聚一堂,殷勤话别。花门(指回鹘)将军即兴演唱胡歌,叶河郡王(指西突厥首领)能说流利的汉语。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已消除了语一言障碍,在感情上也获得了广泛共鸣。
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
岑参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
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
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
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
在“座参殊语俗,乐异杂方声”等诗句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汉族与少数民族将官之间共同宴乐、亲如兄弟的情景。
赵将军歌
岑参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
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
汉将与单于以赛马赌博为乐,尽管寒风似刀,场面却热闹欢快。这些诗中,完全看不到民族歧视与民族偏见,各族人民互相尊重,平等相处。
塞下曲
常建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之四）
杜甫
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
旧随汉使千堆宝,小答胡王万匹罗。
反映了唐中央政权与西域各族的友好交往，反映了唐朝用丝绸换取勃律玉石和坚昆壁碗的贸易关系，诗人对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大加赞赏。
此外，在岑参的“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岑参《轮台即事》),“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岑参《首秋轮台》),“边庭寂无事,抚剑空徘徊”(岑参《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榆英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等诗中,我们感受到,长年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整个西域显得安宁祥和。在这里,虽然各族人民使用的语言不同,文字不同,但生存跨越了民族与语言文字的界限,人们友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二）反映唐王朝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使得向往边功、渴望以身许国的诗唐王朝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使得向往边功、渴望以身许国成了当时具有普遍性与持久性的社会风尚。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骆宾王《从军行》)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愿斩单于头,长驱静铁关”(李白《从军行》)
“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塞上曲》)
上述这些充满民族自强精神与英雄主义的赞歌成了响彻唐代边塞诗的主旋律。受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内陆一些文人(如骆宾王、岑参、萧沼、张谓等)的足迹远涉西域,西域壮丽雄奇的山川河流,票少厚勇武的民俗民风,奇寒酷热的四时气候,风格迥异的地形地貌涤荡了诗人的胸襟,磨砺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诗人建功西域、以身许国的干云豪气。他们以诗为媒介,极力铺写他们在西域的所见所感,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体验不熟悉的西域事物、异域情调的途径,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推动了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
（三）反映西域生活民俗的诗
唐代边塞诗中,有相当一部分诗涉及到西域各少数民族的衣、食、住等习俗,这些习俗与西域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它们丰富了唐人的生活情趣,影响了其生活方式,也使唐诗中充溢着域外新鲜的生活气息。它们在增强了唐诗的清韵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西域文化正在与内陆文化的交流融合。
1、饮食文化方面
“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
“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从上述诗句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西域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诗人用寥寥数语即揭示出西域饮食文化中所特有的民族生活气息。各民族将领、官员在酒宴上吃的是香喷喷的烤牛肉,用白水煮熟的野骆驼肉,喝的是交河产的葡萄美酒,宴席上,还有用牛、羊奶制成的香酥可口、营养丰富的干酪—野配酥。
除了固有的饮食习俗,唐代西域各族的饮食习惯也有一些新变化，白居易还把胡饼作为礼物寄与友人,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中,他写到:“胡麻饼样学京都,鹦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肠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足见这种来自西域的饼子受唐人喜爱之深。
2、服饰风格方面
绚丽多彩、风格独特的民族传统服饰是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少数民族的服饰质地、种类、样式、色彩多种多样,深刻影响了唐人的服饰风格,唐代边塞诗对此亦多有描写。
“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暖锦衾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岑参《胡歌》)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参《赵将军歌》)
“对织芭蕉雪毳新,长缝双袖窄裁身。到头须向边城著,愁杀秋风射猎尘”(王建《花褐裘》)
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唐代西域人的衣料以皮毛、毛织物、锦、棉毡为主。贵族阶层,多穿用皮毛制成的轻便暖和的皮衣—狐裘、貂鼠裘,这也是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之物。
从上述诗句的描写中,我们看出,唐代西域服饰由胡帽、胡衫、带子和胡靴组成,其主体风格精悍利落。这种别具风味的服饰契合了心胸博大的唐人好异猎奇、追求新鲜刺激的审美心理,也极大地影响着唐人的生活方式。
3、居住习俗方面
西域各少数民族自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受这种经济生活制约,也受西域特殊的自然条件影响,他们往往居无定所。为适应这种流动性生活方式,便于搬迁,适于游牧的弯庐、毡帐成了他们理想的居室。西域少数民族这种颇具特色的弯庐式居室在唐代边塞诗中同样有所体现:
“乌孙腰间佩两刀,刃可吹毛锦为带。握中枕宿穹庐室,马上割飞翳螉塞。”(李颀《崔五六图屏风各赋一物得乌孙佩刀》)
“白首南朝女,愁听异域歌。收兵领利国,饮马葫芦河。霖布腥擅久,育庐岁月多。雕巢城上宿,吹笛泪滂沱”(皇甫松《怨回纶歌》)
“胡地首楷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臭驼何连连?育帐亦累累”(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汉家逐单于,日没交河曲。……枪城围鼓角,颤帐依山谷”(王建《古从军》)
诗中屡屡出现的弯庐室、弯帐、毡墙、颤帐，令我们的确感受到了西域居室的民族风味。
（四）反映西域音乐、舞蹈的诗
“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教悲壮”(杜甫《夜闻觱篥》)
“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
岑参的“辽东九月芦叶断,辽东小儿采芦管。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岑参《裴将军宅芦管歌》)。
在这些诗中,诗人注重突出了乐曲的独特风格及抒情表现力。
在舞蹈中，唐朝最为流行的是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艇歌》)
在琵琶横笛的伴奏声中,身材苗条的胡旋女,身着金线彩绣的轻薄罗衣,如旋风般急转,美如莲花。旋转处,裙据飞扬,衣袂飘飘,若飞雪,若旋风。整个舞蹈的节奏急促明快,动感极强。
在白居易笔下,胡旋女的旋转速度之快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诗中极力描摹胡旋舞旋转变幻的舞姿。
诗人元稹的同名诗作《胡旋女》：“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胡旋舞自由不羁、奔放洒脱的美学风貌,也反映出西域人追求自由的生命意识。
（五）唐代边塞诗中特有的西域意象符号
在唐代边塞诗中,我们随处可见瀚海、沙债、砾石、冰川等地理意象,金山、白山、火山、天山、轮台、交河、北庭、铁门关、玉门关等地名意象,白草、胡雁、优钵罗华、大宛马等动植物意象,胡茄、羌笛、琵琶等音乐意象及胡人、胡姬等意象。
在意象的选择与处理上,唐代诗人注意凸现这些意象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并借之反映出唐人主体精神的丰富多样。在唐代边塞诗诸多的意象中,清雅绝伦的优钵罗花、飞腾健举的胡马、色艺俱佳的胡姬都是很有特色的。在皑皑雪山上生长的优钵罗花,寄托着唐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纵横沙场的胡马又折射出唐人奋发有为的报国之志。比如：唐代边塞诗中的胡马意象。“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杜甫《洗兵马》)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得胡马深入唐诗领域,成为唐人喜爱的诗歌意象。唐代诗人视胡马为龙之化身,主要从胡马的来历、体征、骨力、神采、品格、速度等方面入手,艺术地再现了胡马俊爽的英姿和飞扬的神采。而在飞腾健举的胡马身上,诗人又寄托了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情怀,也体现出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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