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周灭亡和平王东迁乃一大变局，或因王子朝之乱，导致史料缺乏。以至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譬如幽王死年，李零就认为八年他就被杀了。若是，则这一论断或有助于理解本文，并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文/杨永生
摘要：平王东迁是周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清华简《系年》中的“京师”不仅是平王东迁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更是晋国拓土的首要选择。从晋国的角度分析，“京师”并非整理者所说的镐京，而是在晋南。以晋文侯立平王于“京师”为界，平王东迁可分为平王由西申至“京师”、处“京师”三年、由“京师”至洛邑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平王积极拉拢宗周旧族，造成了区域动荡，加剧了四夷对诸夏的威胁。但也孕育了霸政因素，是王政向霸政转变的肇因之一。
两周之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冲突的核心是平王与幽王、携王的王位争夺，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分裂局面。不仅王室出现了分裂，各诸侯国亦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如西申、晋、郑等便是平王的主要支持者。然传世文献记载疏略，亦有抵牾之处，难作详论。虽有学者爬梳史料，钩深索隐，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往往由王室角度立论，少有从诸侯角度进行的分析。新近刊布的清华简《系年》丰富了我们对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相关史事的认识，其中所言“京师”不仅是平王东迁路途的重要节点，更关系到晋国势力扩展的基本方针，对分析此王位变局及揭示王政到霸政的转向颇有价值。迄今为止，论者对“二王并立”的时间、过程及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某些问题，如“京师”的地望、平王东迁的具体过程等，仍有待揭示。笔者不揣浅陋，试由对“京师”地望的分析入手，从晋文侯的立场重新审视这场王位之争，并探究两周之际及春秋早期的政治格局，进而对王道向霸政的转变轨迹提出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为讨论方便计，先将《系年》第二章相关内容的宽式释文录之于下：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征东方之诸侯……楚文王以启于汉阳。
一、《系年》“京师”的地望
较之传世文献，《系年》补充了两周之际史事的许多细节，如对于平王东迁的路线，《系年》指出除有西申及洛邑首尾两端外，尚经少鄂、京师两地。关于“京师”，《公羊传·桓公九年》言：“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整理者以此为据，认为《系年》之“京师”指宗周镐京。但《公羊传》晚出，其论不免带有儒家理想色彩，杨树达曾指出此处经说之谬，故“京师”地望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首先，从“京师”地名用例来看，称“京”“京师”之地有多处，“京师”非天子都邑之专称。“京”字形作
其一，豳地。《诗·大雅·公刘》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此“京师”为公刘徙居之地，在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金文中所见之“京师”多指此地。如昭王时京师畯尊有“京师畯”，是豳地的军事长官。又如厉王时多友鼎记玁狁内侵，“广伐京师”；克钟、克镈记克受命“遹泾东至于京师”，说的都是豳地。
其二，洛邑。《诗·大雅·民劳》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中“京师”与“中国”对言，注家多认为是宗周镐京，但周人素称己处“西土”而非“中国”。“中国”当即何尊“宅兹中国”之“中国”，指洛邑一带。成周处天下之中，又可称“土中”。周人建都于此，正符合夏商以来“建中于民”的政治思想。因此与“中国”对言的“京师”也当指洛邑。春秋时人多称洛邑为“京师”。《诗·曹风·下泉》中“周京”“京周”“京师”说的就是洛邑，《春秋》经中出现１４次“京师”也指洛邑。《左传》中出现１８次“京师”，其中１７次指洛邑。
其三，卫国之“京师”。鲁僖公五年，晋献公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古本《竹书纪年》记此云：“虢公丑奔卫。”可见卫国也有“京师”。盖卫为大名，“京师”为卫之一地，或即上引《定之方中》之“京”。
其四，晋南之“京师”。春秋初期晋姜鼎记晋姜言：“鲁覃京师。”春秋中期晋公
上论四处“京师”，或在王室，或在诸侯，唯洛邑可当天子都邑之称。豳地虽为公刘所都，但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周人已不再定都于此，故亦非天子都邑。由此可见，在西周春秋时，“京师”尚可作地名泛称，非天子都邑专称。可能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儒者受洛邑常称“京师”的影响，又寄托尊王之义，故定“京师”为天子都邑之专称。因此，不能简单以《公羊传》之说为据，要结合当时政局加以分析。
其次，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来看，宗周镐京残破不堪且处戎人威胁之中，非晋文侯拥立平王之首选。《系年》言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可见平王之立由晋文侯主导。而晋文侯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妥善解决外、内两方面的问题。
在外部，宗周地区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幽王死后，宗周地区大致存在四股主要政治力量。一是以西申、许、缯等为首的平王支持者，二是以西虢为代表的携王阵营，三是戎人势力，四是秦人力量。秦人立场游移不定，携王是平王之敌。戎人虽助平王伐灭幽王，但戎分多种，部分是平王之敌。西申之役后，部分戎人“尽取周赂而去”，另一部分则“侵夺我岐、丰之地”，涌入了宗周地区，是对周人的主要军事威胁。由于戎人的入侵，宗周遭到巨大破坏，甚至王室宫庙也被焚毁，如周原凤雏甲组宫室建筑就“可能是由于犬戎侵略被战火烧毁而废弃”。此外，宗周地区天灾频仍，旱灾宣王时便已出现，幽王时更因地震导致泾、渭、洛三川枯竭，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戎祸加剧了天灾，而饥荒则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大量出逃，宗周地区发现的大量青铜器窖藏，部分便是贵族匆匆出逃而临时掩埋起来的。贵族的出逃，造成了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崩溃，出现了“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局面。可以说，在戎祸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下，宗周地区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文侯在拥立平王时理应考虑这一现实情况。
在内部，晋国亦不安定，成叔似有乱举。晋穆侯两子，长子晋文侯名仇，次子曰成师，其命名不合规则已然兆乱。东迁后，平王锡命文侯之诰中说：“父义和，归视尔师，宁尔邦。”此言绝非无的放矢，两周之际成师可能已有不轨之心。因此，晋文侯在支持平王的同时，必须要顾及到内部的安定。
在这种形势下，镐京并非一个好的选择。若以“京师”为镐京，考虑到晋都到镐京三百多公里的直线距离，则文侯要在内有成师掣肘的情况下，远赴三百多公里之外，在众敌环伺中戍卫残破之镐京三年，不仅文侯有后顾之忧，晋国国力亦难及此。此可与春秋晚期王子朝之乱后诸侯戍周一事作类比。王子朝之乱，晋纠合诸侯戍周五年，已经苦不堪言。晋文侯于“京师”保卫平王三年，虽较王子朝之乱时戍卫时间为短，但两周之际晋国国力亦难比春秋晚期。若以镐京为“京师”，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实际上，镐京对宗周贵族也已缺少吸引力。《雨无正》记诗人之言：“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家室。”此虽是托词，但也道出贵族流离失所、无家可回、无家愿回之情状。由此可见，对文侯来说，立平王于镐京实非良策。而上论四处“京师”中豳地与镐京相邻，情况或有相似，故豳地亦非《系年》之“京师”。
最后，从“晋人焉始启于京师”来看，立平王于晋南之“京师”更符合晋国发展的需求。《系年》称晋文侯立平王于“京师”，又言“晋人焉始启于京师”，两处“京师”所指当为一地。对于简文中的“启”，或解为“拓土”，或解作“起领导作用”。从相近辞例来看，“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当指晋国在京师地区拓土，即获得新的土地。
与“启于某”相近的表述有二，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和《国语·郑语》。《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晋文公勤王、平定王子朝之乱后，周襄王“与之阳樊、温、原、櫕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国语·周语中》记此言：“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两者对比，可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言“始启南阳”即《国语·周语中》所说之“受地”，“始启”即获得新土地之谓。另一则是《国语·郑语》：“楚蚠冒于是乎启濮。”韦昭注：“启，大开土宇也。”如此来看，“始启”应与拓土有关。
由《系年》内证来看，“晋人焉始启于京师”与“郑武公亦征东方之诸侯”“楚文王以启于汉阳”为并列关系。“郑武公亦征东方之诸侯”指郑武公在东方拓土。清华简《郑文公问于太伯》甲本言：“世及吾先君武公，西城洢、涧，北就邬、刘，縈轭蒍、邘之国。”说的便是此事。“楚文王以启于汉阳”是楚国北上的重要一步，以致于“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三者对比，“晋人焉始启于京师”也应有拓土之意。
但是，文献中并没有晋国在宗周地区获得土地的记录，而在晋南地区则可见晋国的具体发展轨迹。一般来说，诸侯拓土往往由近及远，首先并吞的便是本国周边的邦族。以文献所见，从西周晚开始，晋国与周边戎人便多有摩擦。《史记·晋世家》言：“（晋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条在今山西安邑一带，千亩在今山西万荣、闻喜一带。又《后汉书·西羌传》言：“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汾隰在今山西襄汾、曲沃一带。可见西周晚期晋国军力已颇为强盛，多次击败周边戎人，或已有拓土之事。诸侯扩展势力的另一个倾向是极看重始封之地。《诗·鲁颂·宫》言：“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可见，直到鲁僖公时，鲁人仍对周公旧疆念念不忘。这源于先民对故土之怀念，《礼记·檀弓上》言：“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正是不忘本之义。上引春秋晋器中多次出现“京师”，或与此有关。而如上所论，晋南“京师”虽为唐叔虞初封之地，但其子燮父时早已受命徙封至晋，“京师”便不再属于晋国。因此，无论从拓土的便利程度，还是出于对旧土的眷恋追求，对晋人来说，谋求原为始封地的晋南“京师”，要远比宗周更为可能且迫切。且“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若以“京师”为镐京，西申、秦皆近，更有戎人为敌，文侯又何以能够“启于京师”呢？而拥立平王于晋南“京师”，不仅可避免宗周镐京内外交困之危局，更可尊王攘夷，获得晋国扩展势力的合法性，提供新的发展契机，《系年》所称之“始启”或即晋国占据京师进而在晋南地区扩展势力之反映。因此，立平王于晋南“京师”更符合晋国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论，“京”本义是人所为之宫阁，故多见于复合地名中。称“京师”之地有四，分别在豳、洛邑、晋南和卫国，可见至少到春秋时，“京师”尚非天子都邑之专称。分析两周之际的政治形势，晋文侯内有成师掣肘，外要面对戎人、携王的军事压力，并要在“京师”地区拓土，扩展晋国的势力，镐京并非一个好的选择。《系年》之“京师”当指晋南之“京师”，在今山西临汾盆地一带。
（作者：杨永生；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原标题：清华简《系年》“京师”与平王东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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