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蒋介石走到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那时的台湾在国际上可谓四面楚歌：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合法权利；中美、中日之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20多个国家纷纷与共和国建交，与台湾地区绝交。
在一连串的打击下，年逾八旬、身患多种疾病的的蒋介石终于再也支持不住了，卧床不起。
随着时间流逝，晚年的蒋介石思乡之情愈加强烈。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终于意识到大陆的崛起势不可挡，国民党早已失去“光复大陆”的所有希望，和平统一才是唯一的正路。
与之相对的，是此时中共表现出的大度与宽容。
我国外交家廖承志在公开讲话中多次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并表示欢迎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探亲访友。
此外，大陆政府特赦了数百名国民党的战犯和特务，这些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大陆工作，或者领取一定的路费去香港、台湾等地生活。
这些友好举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蒋介石，但他依旧没有予以正面回应。
与毛泽东的豁达相比，蒋的思想显然拘谨僵化了许多，沉重的政治包袱阻挡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无数人回家的道路，造就了无数家庭流离分散，离恨黄泉。
大陆这边，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一次将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要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必须派出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
毛泽东反复权衡之后，认为只有章士钊能担此大任。他与国共两党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交情都不错，而且资历极深，在台湾那边说得上话。但是章士钊那时候已经92岁了，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可能无法承受长途旅行。
在家国大义前，老先生主动请缨，要求赴香港与国民党对话。
在征得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并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等随行。
1973年5月，章老从北京乘专机赶赴香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抵达香港后，他通过各种关系，辗转联系上了台湾当局。
章老他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十分乐观，遣女儿章含之先回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称最多需要3个月就能完成任务。
然而天不遂人愿，由于不适应香港气候，再加上四处奔走、疲劳过度，章先生壮志未酬便在香港去世。
章士钊此行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也为了避免成为历史罪人，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新谈判的念头。
1975年的春节，他在病中秘密任命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为“特使”，并命令陈通过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发函，邀请毛泽东来台访问。
毛主席获悉此事后很兴奋，但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难以担此大任。毛主席找来当时担任副总理一职的邓小平，委托他代表自己去台湾访问，并叮嘱他尽力实现两岸“三通”。
陈立夫得知邓小平即将来台的消息后，十分高兴。
为了配合这次两岸沟通，他还特地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假如我是毛泽东》，文中对毛泽东或者周恩来访台谈判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呼吁毛主席能够“不计前嫌，共同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造福国家、造福人民。”
1975年3月，蒋介石感觉到了大限将至，召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秦孝仪起草遗嘱。
口述完遗嘱后，他流着泪说道：“我死之后，灵柩暂放于慈湖，那里的风景很像我们老家。”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雷声滚滚的雨夜与世长辞。
他最终没能等到来自大陆的回复，也未能实现魂归故里的梦想，随着他的死去，海峡两岸的沟通就此再次中断。
蒋介石去世后一年多，毛泽东也撒手人寰，两位风云人物无缘再碰头。
这对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对手最后带着相同的惆怅和遗憾离去，两岸未能一统，是他们和所有中华儿子心中永远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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