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炯明叛变前的数年，孙中山对于苏俄方面希望公开建立友好关系的要求，总是以恐怕引起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为由，予以拒绝。
1922年8月，孙中山在放弃与陈炯明叛军继续对战后，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途中，孙中山回想起这几年同苏俄的交往，特别是同达林的数次谈话，回想起美英在陈炯明叛变后对他虚与委蛇的态度，遂产生了同苏俄结盟的想法。
他对随行的人员说：
“今日中国之外资，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则莫如苏维埃俄罗斯。”
针对国民党内外对苏俄的片面议论，他批评说：
以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为可怖，而不一究其事实。…俄国列宁政府，组织完备，固为其堂堂正正之政府，焉得指其为无政府耶？…至于今日俄国之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更其共产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而国人不察，至今尚指其为共产主义，为过激派。
似乎命运的巧安排！就在孙中山来到上海的当月，苏俄政府派出的驻华全权大使抵达北京，此人名叫越飞。
就是在越飞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最终作出了联俄的抉择。
要说明越飞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动因，还必须从苏俄的对华外交需要谈起。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立即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
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率领人民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绞杀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
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的政权，确保苏俄远东的安全，避免同日本直接作战，苏俄政府决定在远东地区成立一个“缓冲国”——远东共和国。
远东共和国是在列宁亲自指导下，由原苏俄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具体负责创建的。
1920年1月18日，克拉斯诺晓科夫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远东建立缓冲国的主张，得到列宁的同意。
3月7日，他带领6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达色楞格河畔的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着手组建贝加尔湖沿岸临时地方自治政府。
3月28日，贝加尔湖沿岸居民制宪会议开幕。4月6日，“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宣告成立。
远东共和国是苏俄在无力同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决定成立的一个临时性的缓冲国，尽管远东共和国声明它是一个非苏维埃形式的“独立民主”的国家，但它实际上接受苏俄政府的领导，它的一切原则性外交措施和声明均须经俄共（布）中央或外交人民委员会核准。
远东共和国成立后，利用游击队和新组建的人民革命军不断对日本占领军发动武装进攻，并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迫使日军完全撤出外贝加尔湖地区。
远东共和国秉承苏俄政府的旨意，利用其非苏维埃形式，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以便为尽快解决中苏之间的悬案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1920年6月，远东共和国派出以优林为首的使团来华，任务是建立远东共和国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友好关系。
它的权限很广，不仅能就经济及外交关系等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而且有权签订条约，并被苏俄政府授予解决中东铁路等问题的权力。此时北京政府内部是亲日的皖系军阀当权。北京政府担心先于帝国主义列强与远东共和国正式接触，引起列强的误会，因此只同意与优林使团举行非正式会谈，在边境商谈商务事宜。所以优林使团只得滞留在恰克图。
7月，美、英支持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发动直皖战争，皖系大败，直系军阀入主北京政府。由于美国此时已对远东共和国表示同情，所以北京政府同意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来京。
8月26日，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经库伦抵达北京，开始了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谈判的重点是商约草案和中东路问题。
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吴佩孚与英、美走得比较近，所以他与苏俄的接触还是有限度的，更由于优林使团在谈判中坚持苏俄在中东路的权益，而且苏俄红军未经北京政府同意就以“消灭白匪”的名义开进外蒙，驻兵库伦，从而使双方关系开始恶化。
优林使团在中国待了1年多之后，1921年10月返回远东共和国。
当然，优林使团并非无功而返。优林使团在华期间，通过谈判基本上打通了中俄的边境往来，为中俄恢复外交关系及解决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打下了一定基础。
但是，优林使团并未能解决远东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这些问题都留给了后来的苏俄派克斯使团。
1921年12月底，苏俄政府再次派出以派克斯为首的使团来华，与北京政府继续进行谈判。但由于双方在中东路问题和苏俄红军驻军外蒙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谈判很快再次陷入僵局。
在谈判一再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苏俄政府起用了从1917年起便从事外交工作的实力派外交家越飞，作为苏俄全权代表赴华谈判。
1922年8月12日，越飞抵达北京。这个外交家确实出手不凡。他在华的四个月时间内，一方面同北京政府进行着毫无希望的建交谈判，一方面又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军阀吴佩孚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孙中山之间纵横捭阖，表演着令人炫目的“三重外交”交响曲。
越飞同北京政府的谈判，本来是他的交响曲主旋律，但由于双方在中东路问题和苏俄红军从外蒙古撤军问题上分歧太大，所以无论他怎样卖力地演奏，都难以发出悦耳的声音，最终亦如优林、派克斯一样，在中国政府毫不退让的“铁壁”前黯然失声。
而与吴佩孚、孙中山的联系，却尽显了越飞的外交才能，并使他最终以华丽而优美的旋律谢幕。
一开始，越飞与吴佩孚、孙中山的联系，只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声望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同时试探他们可否成为苏俄合作的对象。
越飞刚抵达北京，就派他的军事顾问、俄罗斯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吴佩孚。
信中用十分热情的语言赞扬了吴佩孚，他写道：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把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目前的工农俄国正在同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进行英勇斗争，它感觉到同中国的完全一致并准备全力帮助中国的斗争。
如果能同您本人见面，一是更直接地了解中国最著名政治和军事活动家，二是同您讨论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那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但遗憾的是，目前也许私下见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即我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先生去拜访您，格克尔在俄国最近一次战争中曾任军事指挥官，后任俄国总参谋部学院院长。请您完全相信他。
在这一大篇开场白之后，越飞才谈到实质性问题。他告诉吴佩孚，他这次到中国来不仅负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使命，而且负有与日本谈判的任务，如果中国政府不尽快与他开始有关建交的卓有成效的谈判，他将先同日本进行接触，而这样一来，完全有可能损害到中国利益。
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明智的话，应该走在日本之前同苏俄建交。
再就是关于外蒙古问题。由于苏俄红军为了消灭白匪进入外蒙古之后，一直没有再撤出的行动，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先撤军再建交。
越飞想通过吴佩孚说服北京政府，不要把苏俄红军从外蒙古撤军问题作为中俄建交的障碍。他要吴佩孚相信，苏俄在外蒙古和中国的其他地方都“不追求任何帝国主义的目的”，而苏俄现时不能从外蒙古撤军，是有原因的。
他在信中说：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俄国不得不向那里派驻军队，并在那里保持部分军队至今，一是因为只要中国还容许白卫匪帮及其首领在其领土上逗留，我们的军队从蒙古一撤出，他们就会很容易进驻那里，向远东共和国后方发动新的攻势，若是中国在条约中承担义务，不允许任何敌视俄国和远东共和国的部队在其领土上逗留，并和我们作出相应的保证，那时我们才会感到在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
二是因为我们的军队现在从蒙古撤出，就意味着张作霖立即去占领蒙古，这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至少我听说，您以您所特有的洞察力坚持同样的观点。
另一方面，我认为您立即将您的军队调入蒙古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如上所述，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的途径来解决。
作为“三重外交”的一部分，8月22日，越飞又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
如同给吴佩孚的信一样，在信的开头，越飞也是对孙中山一通赞扬：
亲爱的博士：
我曾幻想，我个人能有机会结识您，从而见到正在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根据您给契切林同志的信，我知道，您以您所固有的明晰而清醒的思维出色地理解了我们总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不想说服您使您相信，我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修复同中国人民的真正睦邻友好关系，因为我们的同情完全是在中国人民中一些有觉悟的分子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一边。
接下来，越飞说，他给孙中山写信，是要请教一些“最微妙”的问题。
他向孙中山表示，自己以前一直在西方工作，所以在远东政策上是新手。
他假装恳切地说：
“我希望您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请不要不给我出主意，您的主意对我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和十分需要的。…劳驾您为我解释一下我不明白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像您这样了解中国和它的内部发展条件了。”
越飞向孙中山请教了这样几个“最微妙”的问题：
1.我不清楚，张作霖及其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但比其他派更反动一些，或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还不清楚，从社会阶级角度说，张作霖依靠谁，在北京有哪些人支持他。
2.我不清楚，为什么您不久前同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的协议？这仅仅是想支持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来消灭另一个敌人，使您只剩下一个敌人，便于以后消灭它，还是您真的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好处？与此相联系，我想知道您建议我对张作霖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针？
3.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要知道，仅仅不同意应由北京还是由广州来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还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
4.我不清楚，如果说在目前的中国议会中国民党和整个南方在起很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您不承认这个议会？
5.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会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
如此提出疑问之后，越飞还没有忘记谈到外蒙古问题。
他对孙中山说：
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想把中国的唯一一块由于我们的干预而至今尚未处于它的影响之下的领土即蒙古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所以在蒙古问题上它败坏我们的声誉，指责我们是“帝国主义”。
中国政府不知为什么上了这个圈套，所有谈判都从我们何时从蒙古撤军这个问题谈起，同时它本身还组织宣传运动要求我们离开蒙古。其实，每个了解国际局势的人都清楚，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
但是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越飞的信很快就到了孙中山手里。
对于已准备同苏俄建立更为密切联系的孙中山来说，越飞的信无疑是继达林之后，苏俄方面释放出的又一个更为积极也是更为权威的信号。
8月27日，孙中山给越飞写了回信。
在信中，孙中山首先委婉地对苏俄政府寻求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努力提出了批评，并表明苏俄应该进行交往的是由他本人所掌控北京政权，而这一天将为之不远。
孙中山写道：
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基础，它软弱无力，因此说现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不过分。从它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和交往来看，这种说法也是很对的。令人气愤的是，某些列强不希望在它们能够迫使莫斯科接受经济投降条件之前让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协议可能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
只有把中国的切身利益置于各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够使这两个国家（指中国和苏俄)取得正确的相互谅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在我未改组北京政府之前等一等。鉴于形势可能出现某种变化，这种情况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发生。
对于越飞的五个“不清楚”的“最微妙”问题，孙中山在信中一一给予了回答：
1.张作霖是中国人，很难设想，他竟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或者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至于社会阶级，看来，张作霖不依靠任何阶级，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战士。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说是支持他的人。
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现在北京完全可以不予考虑。
2.我在去年冬天同张作霖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结我的军队准备北伐。他的代表建议进行合作，贯彻执行我重新统一国家的政策，并作出明确的许诺，必要时，他将站出来反对日本。
…除接受同张作霖合作外，另一种选择就是既同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
张在建议同我合作时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但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无权怀疑他没有诚意。…
3.关于这个问题，我附上我签发的一份关于广州局势的声明，这份声明是我在上周向列强发出的。陈炯明是个坏人。一个政治追随者，因为在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而与其政治领袖分道扬镳，这可以理解。但是，当这种分裂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整个政治生命就彻底葬送了。
4.我已劝告国民党的所有国会议员去北京，这个事实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我曾指出，国会本来有权召开会议，但由于遭到北洋军阀的反对至今无法在北京举行。现在这种阻力已被清除，因此，国会会议在北京的重新召开不是对黎元洪政府合法性的承认，而仅仅是为国会会议赋予清除阻力的特权。
5.如果您以为我现在同中国外交部保持着某种接触，那您就错了。
孙中山对越飞的如实相告，使越飞喜出望外。
在接到孙中山的信后，越飞立即给加拉罕发去电报。
在电报中，他满心欢喜地告诉加拉罕：
“孙上了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问题。”
（正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