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取和氏璧铸造成玺（一说蓝田玉），是为传国玉玺。
这枚玉玺从此成为王权统治的象征，是历代皇帝正统的凭证。
后来传到后唐皇帝李从珂手中，在他自焚后，传国玉玺就此失踪。
后世虽也偶有现世的传闻，但都遭人怀疑是作伪。
从秦至后唐，传国玉玺有据可考的历史有1000余年。
而后的新生政权，虽然没有传国玉玺，但依旧会为自己造一枚国玺以示权威。
民国时刻有“中华民国之玺”大印。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样也有一枚代表政府的“国印”。
建国前夕，新政府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
在所有筹备工作中，刻一枚中国人民政府及所属机构的印信，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那么，第一枚代表人民政府的大印是如何诞生的，后来又为何销声匿迹了呢？
1949年6月，新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毛主席任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陈叔通等任副主任。
委员会共组建了6个小组，各自负责新中国成立相关筹备事宜。
周总理委托陈叔通负责刻印一事。
陈叔通是前清翰林院编修，也是爱国民主人士，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过巨大贡献。
由于事务繁忙，陈叔通又将刻印具体实施的工作，交给筹备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齐燕铭来负责。
齐燕铭其人精明强干，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本身又是一位篆刻大家，在业内交际广阔。
以他的眼光和能力，主办刻印一事再合适不过了。
一领到任务，齐燕铭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
他邀请了张樾（yuè）丞、顿立夫、唐醉石和魏长青几位居住在北平的治印名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治印方案。
从用料选材、大小到采用的字体等等细节，皆经过仔细研讨，编辑成治印方案，最终选定了几种方案呈送到中央。
他们共同推荐琉璃厂同古堂的主人张樾丞为刻印人。
张樾丞，是在当时颇负盛名的刻印名家，不少名流政客都请他刻过印。
而这位刻印大家，幼年时也有一段颇为坎坷的往事，为了更好地了解治印背后的故事，此处值得一提。
张樾丞出生于1883年，家境贫寒，务农为生。
那时正值晚清末年，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家庭连果腹都成问题，想要读书成才不是一件易事。
张樾丞只上过几年私塾，刚认得些字，就要离家讨生活了。
不过张樾丞虽然学问不高，但在书法造诣上很有天赋，他写得一手好字，为往后在篆刻行业声名大噪奠定了基础。
14岁那年，张樾丞背着干粮独自离开家，他跋山涉水，步行数百里前往京城。
他的目的地是位于京城的琉璃厂刻字铺，他在那里当学徒，在学艺之余，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学徒的生活极其艰苦，张樾丞少年聪慧，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仍不忘埋头苦学，将刻字技术练得炉火纯青。
到了18岁，张樾丞就已经可以出师了，他开始独自接活刻印。
19岁时，张樾丞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行内赫赫有名的“藻玉堂”，请他为梁启超刻一枚印。
张樾丞欣然应允，精工细作完成了刻印，交到了梁启超手中。
那枚印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龙飞虎卧”印。
古玩大家孙殿起赞叹这枚印为“铁画银钩”，足见功力之深、制作之精巧。
在那时，梁启超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为他铸印，也进一步打开了张樾丞的知名度。
张樾丞从此声名鹊起，在刻印界有了一席之地，求印者应接不暇。
无论来者是富贵还是贫穷，张樾丞都悉心完成作品，按期交付，从不倨傲推诿。
1912年，张樾丞已经小有所成，他有了自立门户的心思。
当时他的技艺和财力，都已足够在北平立足，只是还没选好店址。
一天，张樾丞趁着闲暇在琉璃厂闲逛，偶然在路边摊位上发现了一枚古玩，是一把汉代铜鼓。
他见了很喜欢，就花钱买了下来。
这枚铜鼓到手后，张樾丞细细把玩，越看越喜欢。
偶然间想到，自己的新铺子还没有取名，这枚铜鼓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他便以铜鼓的谐音，给店铺取名“同古”。
这枚铜鼓，也成为同古堂的镇店之宝。
从此，琉璃厂又多了一家流芳百世的刻印店——同古堂。
从末代皇帝溥仪，到北洋军阀段祺瑞、徐世昌等政治名人，再到鲁迅、张大千等文艺界豪杰，都曾光顾过张樾丞的同古堂。
时人以拥有一方张樾丞亲刻的印为雅事。
在经年的实践与工作中，张樾丞练就了一手刻铜印的好本领。
清末民初，读书人还保有使用笔墨的习惯，墨盒成了文人雅士们作文章的绝佳器具。
应客户要求，张樾丞刻了无数铜制墨盒。
坚硬的铜块在他手中如同软纸一般，刀刻如笔划，刻纹流畅，栩栩如生。
这精湛的铜刻技术，也是张樾丞被选为刻印人的一大原因。
原来在选定新中国大印原材料时，也有诸多考量。
当时备选的材料除铜之外，还有常用的玉石和寿山石等。
最终，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们，保持勤勉务实的风格，选择用铜料制印，这样不仅造价低廉，而且也结实耐用。
当时，筹备组在国名上略有讨论，因此，虽然早就选定了张樾丞为刻印人，但铸印工作迟迟没有开展。
直到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国名才最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印印文随之确定。
当时，北平解放后，像张樾丞这样的传统手艺人受到了很高的礼遇。
张樾丞心怀感激，对于新中国的刻印工作可谓尽心竭力，不敢有丝毫怠慢。
接到任务后，他立刻投入到工作当中。
为了给出刻印字体样本，张樾丞彻夜翻阅古籍资料，认真揣摩字样。
经过仔细对比和琢磨后，张樾丞画出了四张印样备选，分别用隶书、宋体、汉篆和秦篆四种字体，文字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文字中比最开始定的国印印文多了一个“之”字，这是为了让文字排版整洁好看，不影响本来含义。
四种印样皆端庄大气，尽显一国风范。
印文和铸造方案被呈送至中央，很快传来消息，毛主席亲自敲定要用宋体。
其实，历代国玺采用印刻字体以篆体为主流，宋体只有太平天国一朝曾短暂地使用过。
毛主席亲选宋体为国印字体，除了因为宋体端庄大气之外，还因为这种字体横平竖直，简明易辩。
这样的字体，即使是学问不深的老百姓也能够看懂。
当齐燕铭告诉张樾丞大印上的字体定为宋体时，他激动地连连叫好。
家人问他，有什么好的？好在哪里？
张樾丞说：
“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把字体定为宋体，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心里是真的念着老百姓的，好啊！”
为什么他会如此激动？
那是因为，张樾丞虽然早已功成名就，家财万贯，却始终记着幼时的辛苦生活，也记着当时父母和邻里贫苦艰辛的模样。
张樾丞对徒弟和伙计们都十分宽厚，在同古堂，伙计和老板同桌吃饭，从没有上下之分。
到秋冬天气寒冷的日子，张樾丞每年都会拿银子换粮，布施给穷人。
虽然是一名刻印商人，但张樾丞同样有爱国爱民之心，开国大印交给他来做，也是一种缘分。
印样确定后，张樾丞即刻开工。
他指导儿子张少丞、张幼丞和伙计们将原材料进行粗加工。
精选的粗铜矿经过化铜、浇筑、打磨等工序后，一枚铜印已经初具雏形。
这时，便到了张樾丞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前文提到，张樾丞的铜刻技术非常纯熟。
他能做到视铜如纸，以刀为笔，连发丝般纤细的纹样都能轻松刻出。
这枚开国大印在他手中，又加了几分慎重与敬畏，张樾丞全身心投入到刻印工作中。
不到两天功夫，一枚方9厘米，厚2.5厘米，圆柄长10.9厘米的铜印就完工了。
10月的某个夜晚，天气微凉。
张家人围坐在一起，在灯火下仔细端详这枚不凡的铜印，脸上皆是疲惫而兴奋的神情。
“好！我也算不负所托了！”
张樾丞喃喃自语。
这枚铜印外表看起来与普通铜印区别不大，但其刻印面字迹清秀，笔锋锐利。
而新中国的第一枚大印的名号，更是赋予了它非凡的意义。
镌刻国印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留下刻印的样底。
在开国大印完工后，原先浇筑的模具都被销毁了，张樾丞自己家中也没有留下印样。
并且，未启用的国印四角还稍有弧度，代表着印还是没有启封的状态，只等第一次使用时，才会正式磨平。
不久，新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取印，还带来了一大笔酬金要付给张樾丞。
不过，这张樾丞坚决推拒了，为国刻印，实乃幸事，他又怎么会收钱。
取印的工作人员无法，只好带着开国大印和没给出去的钱返回国务院。
当这枚铜印交到周恩来手中时，他掌握着冰冷而精巧的铜印，十分高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周恩来感慨万千。
张樾丞为人低调谦逊，家人也受他约束，从不在外讲起刻印新中国国印的事。
因此，在国印投入使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坊间关于这个印出自谁的手一直都没有定论。
1961年，张樾丞在北京病逝，一直到死，他也没有对外宣扬过这件事。
直到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之际，知情人士史树清先生才对外公布了这件事。
有了国印，中央政府签发文件时，便多了一道正式的签章，这样就显得更加庄重且正式了。
只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文件，这枚大印并没有参与其中。
当初因为刻印流程的问题，直到新中国宣告成立，国印的制作还未完成。
所以，最开始签发的公文上，没有留下这枚印章的痕迹。
就连1949年10月20日呈送给苏联的国书上，也只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笔迹。
那么，这枚开国大印是何时启封的呢？
据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显示，最早盖有这枚开国大印印文的文件是“颁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铜制印信壹颗’”而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令”文件。
文件上的刻印，显示的正是张樾丞所刻的那一枚国印的印文，钢笔签发的日期“十月三十一日九时”落在大红印痕之上。
这就说明，开国大印第一次启用，很有可能是在1949年10月31日9时，这是最早可考的文件。
此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命通知书”和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文件，都铃刻着开国大印。
在开国大印启封后不久，各级政府印信也纷纷启封投入了使用，在签署政府对内对外公文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此，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权力执行机关。
开国大印和其他政府印信将不再使用，被全部回收。
包括开国大印在内的210枚政府印信，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这些印信经过数年的使用，大多数已经磕损、生锈，印底被印泥染成了去不掉的红色，在使用的短短5年时间内，它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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