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一词，看起来和读起来都不是什么好词，提起来流氓，一般而言人们想当然的都会认为是男人的专利。如果，流氓前面再加个性别定语“女”字，尤其让人浮想联翩。在民国时期，就有三位女性被人们这样称呼，即沈佩贞、林桂生、佘爱珍。其实在民国那个时候，这个不雅的词其实不仅仅是去形容那些行为不检点、不注意的女性，也大多数用来形容一些思想超前，行事特别，且和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人。
这三位中排名第一的沈佩贞，从反清斗士、女权运动先锋沦落到”民国第一大女流氓“，不禁令人唏嘘。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鲁迅 .《关于妇女解放》.1933年10月
沈佩贞，又写作沈珮贞，她在辛亥革命前的经历至今是谜。
据1915年北京《醒华报》所载：“沈佩贞，号义新，原名慕贞，号少华。桂人，生于粤。”嫁给杨晟为妾，曾生育三个子女，因家庭纠纷去北京告状，成功离婚，并得4千大洋，一度入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却被校长吴鼎昌开除，因参加革命被捕，辛亥革命爆发后，隆裕太后宣布释放政治犯，沈佩贞得以逃生。
此一说法未必确凿，因此时沈已经开始被污名化，小报记者不吝多踩上一脚。
另一说法是网上首见的沈佩贞离异魏肇文致全国通电中沈佩贞本人自述，“浙江世族，父宦两粤，幼承慈训，长学师范，曾随叔父留学日、法，游历各国。”为了革命，“毁家纾难”，其弟弟则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为国捐躯”。
据1912年初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人物报道：
“此次武昌起义，女士适在天津谋集同志起事，被汉奸某泄其事于陈夔龙，陈派杨以德将女士逮捕，并将所有资财搜括无遗，转辗诬妄，欲陷女士于死地。嗣陈恐激起绝大风潮，暗使杨释放之。女士有母年七十余，必欲女士离津，女士不得已，遂奉母来沪。”
“其志愿，要在推倒满政府，扫除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民国。才识高卓，诚近今女界之伟人也。”
武昌起义后，上海妇女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尤以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名声最著。
自己努力，再辅之以媒体大力宣传，沈佩贞想不出名都难。
1913年2月12日，为清帝下诏逊位之一周年，北京先农坛举行为期七天的纪念会。台湾文人连横（连战的祖父）曾前往游览，见“士女观者十数万，如荼如火，道为之塞，可谓空前之大会矣”。“会之一室恭挂诸先烈之像，其外则整陈诸物，皆有关于革命者：如吴樾之弹片，汪精卫之铁练，沈佩贞之戎服，使人感念不置，而叹此庄严之民国，固非一蹶可就也。”
沈佩贞的军装竟成了陈列品，可见她当时影响之大。
南北和谈成功以后，这支女子北伐军奉命解散，沈佩贞则转而投身于女子参政运动，成立两性平权维持会，后与其它各省的女子参政运动骨干在南京组成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开始了力争女权的奋斗，沈也从此成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
沈佩贞等人的“女权运动”后来走得很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一些诉求没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她的人生又拐入另一条荆途。这其中，沈佩贞与男人们的三次近身肉搏使其迅速被污名化。
第一次近身肉搏就是被鲁迅先生揶揄的那次。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进京以后，沈佩贞和唐群英等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入参议院，坚决要求女子参政。有胆大一点的出来打了一番太极，说现在约法案尚未最后确定，还需再议，到时必议之。百般劝慰之下，女将们才转身离去。
第二天下午，沈佩贞们再往参议院，却被挡在了门外，她们怒火中烧，愤而将玻璃窗击破，手上鲜血直流，警卫上前劝阻，沈女士飞起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虽然鲁迅先生疑心那是警卫自己跌倒的，但沈佩贞的拳脚功夫看来的确也着实了得。
第二次近身肉搏则是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同盟会改组大会上，动手的对象竟然是宋教仁。
同盟会内部，本重男女平等，曾明确宣布：“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故加入其中的女性成员多达69人，不少人还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政党时，亦明确提出“主张男女平权”。可在扩大改组为国民党时，因向联合改组的其他党派妥协，宋教仁等在起草党纲时删去了“主张男女平权”这一说法。
宋教仁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大闹会场，严词诘问何以将该条删除。虽然沈佩贞等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结果付诸大会表决，赞成者少数，未被通过。
“唐等犹不甘服，谓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更向孙（中山）质问，其言终不得要领。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斥其无礼”。
《申报》形容当时的情形是，男会员“垂头丧气无敢争辩”，女会员们“大骂大哭”“悻悻而去”，标题为“女会员大展威风”。
两天后，唐群英、沈佩贞私会孙中山，沈佩贞“哭声震天”。挥泪诉说辛亥女革命者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行动队、暗杀队……志在救国，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女子亦组织中华民国之重要分子，二万万女同胞，当然与男子立于平等之地位。”可是没想到“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到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何为”，孙中山亦不能对。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男权社会（世界也是如此，除了《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女性地位低下，男权社会摧残、消费女性权利的专制根深蒂固。争取女权的斗争如果仅仅通过一场革命就能成功那也是太小看了中国男权人士。无论沈佩贞们的言辞多么激烈，行动多么果敢，在那样一个男权世界中，女人们手中没有权力，她们的姿态就始终只是一种弱女子的姿态，女界争取参政权利的斗争和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
这之后，沈佩贞的脑子愈来愈热，言辞愈发过激。
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会上女党员们群情激愤，首先发表演说的就是沈佩贞。她大骂“宋实一无耻小人，牺牲我二百兆女国民之权利为彼等结党营私交换之媒介，是可忍，孰不可忍？”演说最后，沈佩贞竟然号召女界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革命尚未成成功，男女同志就要开始窝里斗了。
不仅如此，沈佩贞在一次集会上还发表了一次著名演讲：“我等今日如不能达参政之目的，急宜有一种手段，以对待男子。手段维何？即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
沈佩贞的这种奇葩言论，在当时喧传一时，传为笑柄。但是如果放在女子参政失败的背景下，已经表明她这时候思维紊乱，已经被气得神经不正常了。
9月2日，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
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唐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此举激怒了袁世凯，1913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被袁氏政府强令解散。在封建守旧派的四面讨伐声中，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妇女参政运动以失败告终。
斗争失败之后，这批女权运动者们作鸟兽散，沈佩贞也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一段时间。
1915年，袁世凯复辟形势已明，沈佩贞再次横空出世，摇身一变成为”总统门生“和”大总统顾问“，令人瞠目。
沈佩贞先是和黎元洪发生了一段暧昧，黎不得不给她一万元封口，后拜当时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为干爹，拜段芝贵为叔父，自称“女臣沈佩贞”，还在杨度的授意下，组织500多名妓女游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
当年的沈佩贞给自己制作了一张很牛逼的名片，赫然印着“大总统门生沈佩贞”（因沈佩贞曾在北洋学堂就读，而袁世凯是该学堂的创办人），旁书“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黄陂是黎元洪的老家，香山是孙中山的老家，项城是袁世凯的老家。
据说袁世凯也收到过这张名片，居然就点头默认了。袁世凯政府还曾任命她为总统府顾问，并曾赴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
就在沈佩贞春风得意之时，她陷入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缘起于她第三次与男子近身肉搏事件。
1915年6月1日至2日，《神州日报》连载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刻画沈佩贞等人在宴席上“划拳喝酒嗅脚”的丑态，时人称为“可作一篇艳情小说观”。沈读后大怒，要求报社老板汪彭年登报澄清并摆席赔礼认罪。
汪彭年不仅不接受，反而继续在报纸上揭露其隐私，内容涉及步军统领江朝宗、段芝贵等人——说她认江朝宗为“义父”，又认段芝贵为“叔父”。于是沈佩贞率领妇女三名、男子一名、仆役众人，会同江朝宗的10多名士兵，浩浩荡荡直奔南横街汪彭年家中。
汪彭年也是位老同盟会会员，素知沈佩贞是位悍妇，遂带领家人及时逃走。寄住在他家里的国会议员郭同出来和沈佩贞理论，被痛打一顿，腰带都被扯断。
“郭乃袒裎跣足，诟骂诸女。诸女蜂涌而前，有握其发者，有捉其耳鼻者，有扭其左右手者，有抱其左右足者，如举婴儿，大呼'滚去’，郭已圆转落丹墀中。”
第二天，双方托人出面调解未成。
其实郭同本人曾表示谅解之意，说：“以为此等无知女子，本不足与之计较，彼果能知愧悔，亦无不可姑予优容。”没想到舆论却大加渲染，“京中报界，又以郭同一大好男儿，何竟屈于英雌一击之下，深致揶揄”，甚至称沈佩贞在殴打中抓挠郭同裆部，致郭从此丧失性能力。牵涉到最关乎男人面子的那方面之事，郭同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也要刚到底了。
在舆论恶意炒作和别人的怂恿下，郭同将沈佩贞告上法庭，控告沈佩贞纠众殴人。沈佩贞本以为袁世凯会为她撑腰，没想到袁世凯看了相关报道后大怒，下令严办。
在法庭上沈佩贞痛哭流涕：“若辈串通，有意陷害，致我身败名裂。你们有意看些笑话，毫无天良。”“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观众席中虽然有人略表同情，但立即遭到围攻批评：“若不如此，我们何处看此热闹。”最后的判决是，沈佩贞被判处监禁3个月，并赔偿40元。
媒体故意激化矛盾，既有厌恶沈佩贞倒行逆施、助力袁世凯的因素，但也有歧视女性的因素，嫌沈特立独行、行为嚣张。袁世凯落井下石，一是为了除掉政敌，二是时人盛传袁与沈有私情，借此事可洗白自己。
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沈佩贞极力支持，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而她为人处事上乖张跋扈，个人修养欠佳也终于让她赔上了半世英名，活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位”女界伟人“拧转成了媒体笔下群起而攻之的“女流氓”。
1917年，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沈佩贞随后到广州投奔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此期间，她又结识了一位国会议员魏肇文。
魏是前清一品重臣魏光焘的三儿子，年轻有为，他与沈佩贞自由结婚，几个月后又离弃沈佩贞。沈诉诸法律控告他“赖婚”。这个案子如果放在现在，魏肇文会被骂为陈世美，会被网民群起而攻。然而，由于沈佩贞早已被污名化，加之当时的社会认知，因而公共舆论却将同情集中在魏肇文方面：“闻魏为前清某总督之子，翩翩美少，且又(是)国会议员，无怪沈佩贞不甘罢休。”
1918年11月，双方打上法庭，沈在庭上称自己本是处女，受魏侮辱不能再嫁他人，如不成婚姻，便抬棺到法庭上以死自白，但法庭判双方是姘居性质，婚姻不能成立，沈掩面痛哭而去。张恨水将这段故事写入《春明外史》，说魏的夫人去世时，沈佩贞曾带挽联、祭礼到灵前哭祭，魏不理睬她，沈说：“我们老夫老妻，还能反一辈子脸吗？”但未能挽回局面。
有一天，两人在路上碰到，沈佩贞扭住魏肇文理论，互相纠缠着到了警署。警长细问情由后训斥沈佩贞，限其3日内离开，沈不得不离开广州。
1919年10月4日天津《大公报》报道沈佩贞在江西组织妇女生计分会事宜，这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此时她已经不再追求女子参政，而是“但求各女同胞能自立足矣”，她发出感慨
“然吾国所以衰弱之故，实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所误。若长此墨守，何能生存？于今之世界与各文明国竞争于环球，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此后一代英雌归于默默无闻，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不知所终。
沈佩贞从一位知名的革命女英雌，后来竟成文人集体揶揄的对象，林纾、张恨水、平襟亚等前仆后继，全力发掘沈的“艳史”，媒体亦直呼沈佩贞为“女棍”（女流氓之意），固然有其个人自身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其实来自于那些当初一同革命的革命者，他们依然固守着男权社会的专断逻辑。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政纲，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这也难怪这些女权领袖不断过激反弹，做出种种乖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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