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驯化鸡大家都能理解，鸡肉鸡蛋速生，料肉比高。鸭也是一样，料肉比都有优势，而且鸭蛋虽然腥味重但是可以做咸鸭蛋，但是家鹅不一样，无论是成长周期还是肉料比都没有优势。鹅蛋的处理方式也很有限，人类在已经驯服鸡鸭的情况下，为何要继续驯服大鹅？
早期人类根本就没有资格挑挑拣拣，能有动物让你驯化都不错了。
我们把时间回到7000年前。
人们日常出门配置一条狗，没有鸡鸭，也没有驴马。
田螺山遗址，浙江河姆渡文化的一部分
这里是长江下游今浙江田螺山[1]的一个普通原始部落。
此时第四纪末次冰期刚刚结束不久，人们进入温暖的全新世，江浙地区的生活环境接近热带雨林气候。
此时的野生动物还很丰富，有野牛、野猪、梅花鹿、麋鹿、水鹿、犀牛、大雁、灰雁、野鸭、红原鸡、秧鸡……
但唯一遗憾的是，除了一万年前就自动跟随人类的狗以外，人们根本没有什么能家养的动物。
不过作为早期发展程度最高的人类聚集部落之一，河姆渡的田螺山部落战力也很充沛。
陆上可捕野牛、野猪、犀牛、水鹿，下海还能捕捉金枪鱼，偶尔搁浅的鲸鱼，简直就是天赐食物和武器。
此时河姆渡人也已经初步驯化了野生水稻，开始了农业发展。
人们发现野牛的肩胛骨又硬又结实，于是制成了骨耜用于挖土刨地。
由于野牛等大型动物还没有完全驯化，自然没有后来发明的高效生产工具——石犁。
什么牛啊，猪啊，鹿啊、犀牛等各种动物吃不完，无论大大小小、成年的还是幼崽统统圈养起来。
一开始这些野生动物，人们根本就没有想着什么驯化，可能会期待下下崽，但也不抱太多的希望。
毕竟绝大多数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后，都是不愿意交配的。
但圈养的时间久了，人们竟然惊喜地发现，野猪竟然开始交配，下了一窝小猪仔。
用蔬菜和植物的块根、以及富裕的粗粮把野猪养大，人们就不用跑进丛林里冒着生命危险捕捉大型猎物了。
尝到好处的人们，第一次发现了“驯化”的巨大价值。
这一时期的人们，应该会尝试大量圈养动物，主动驯化。
但他们最终会发现，驯化动物真的太难太难了。
有的动物圈养起来后根本不交配，有的动物像犀牛这样的完全暴脾气。
然而随着种群的不断扩张，人类社会可能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内部危机。这种危机，既有可能也是原始部落血腥兼并战争的开始。
熟悉生态学的都知道，当环境非常适宜时，物种发展会接近指数型增长。
但随着种群增大，种间和种内竞争都会越来越大，从而增长减慢，最终呈现S型曲线。
然而S曲线，仅仅是一个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会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动态平衡。
早期人类的科学技术几近于零，种群发展规模完全受限于生态法则。
末次冰期后，物种丰富，早期的人类种群数量少，带着标枪就能捕会大型猎物，的确会经历类似于伊甸园般的史前时代。
然而随着人口的爆发，动物种群急剧下滑，在某一个瓶颈期，人类会突然进入猎物减少，蛋白质匮乏的阶段。
从史前考古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时期殊的瓶颈期，正是出现在早期农业革命前后。
此时一方面不断发展的农业维持着人口基础，另一方肉食来源的匮乏，让人们营养匮乏，甚至连牙齿都发生了退化。
这个时期，通过驯化动物来增加蛋白质的来源，显得十分重要。
然而无论已经初步驯化了的牛和猪，都有着各自的缺点。
牛成长慢、繁殖慢，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大量食物寻求。猪生长速度倒是折中（现在的猪虽然6个月就能出栏，但部落时代至少得一年），繁殖力也强，但缺点就是食量也大。而且不能像牛那样放养，具有较大的饲养成本。
它可以在生产力足够高时，成为优质的肉食来源，但早期还很凶猛的“家猪”，对于原始社会来说，依旧无法承受大量养殖的代价。
最好有一种长得很快，不需要怎么操心，什么都吃的动物。
于是，人们的目光于是盯向了禽类。
天上飞的红原鸡、绿头鸭、斑嘴鸭、大雁、灰雁。
别看红原鸡的后代，乖乖当着人类家禽之首，养着80亿人口。
但祖先性子刚烈，雄性求偶时经常斗殴致死。
早期驯化成本高，驯化收益也迟迟没能见效。
哪怕在1万年前，黄河流域的中华原始部落就尝试养鸡[2]，但即真正驯化时间，通常认为已经是4000年前了。
真正培养出体型大、长肉快鸡已经是近代的事情了。
至于鸭，早期野生鸭的雄性竞争，和野鸡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强烈的雌雄性竞争，甚至导致它们的器官都进化成了这个样子：
左雄右雌
再加上野生鸭的飞行能力，个性等种种原因，导致鸭驯化的时间也和鸡相当或晚1000年左右[3]。
总之，因为各方面的原因，都导致鸡鸭真正驯化的时间比较晚。
而7000年前的河姆渡田螺山人，在家中无鸡无鸭，猪牛驯化还处在蛮荒的时代，盯上了大雁。
此时人们种植的水稻，超过一半还是野生落粒型的[4]。
每到秋天，一群群大雁落在金灿灿的稻田里[5]，在小孩儿的欢呼声中，人们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猎雁活动。
大雁依靠人类的农田发展延续着自己的种群，人类则通过捕猎增加蛋白质来源。
由于鹅骨骼的性状和硬度上的优势，人们还把鹅骨头做成了骨针、锥子等生活工具。
为了应对缺乏新鲜蛋白质来源的冬季，人们把没吃完的成年大雁或者雏鸟剪掉翅膀羽毛圈养了起来，并尽可能地用草料，把它们养得够肥。
其实此时的田螺山人，也的没有很强烈的养殖概念，依旧捕猎为主，养殖为辅。
秋天能捕猎的时候就捕猎，冬天的时候，有养的鹅能吃就直接吃了。
因此吃掉的食物中，存在不少的未成年鹅。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未成熟圈养鹅的骨骼
经过同位素检测，发现这些鹅骨的时间，已经有了7000年。
无论从骨骼的统一性，还是大量未成熟个体，都显示了田螺山人对大雁的早期驯化。
但从总的鹅骨比例来看，它们吃的主要还是狩猎来的雁。这说明了，早期驯化阶段，饲养成本依旧高于狩猎成本。由于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人类可能并没有明显的驯化意识。
虽然早期养殖需要经过过度喂食（让大雁肥胖）、圈养、减除翅膀羽毛等操作，才能养殖。但在一代代培养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无形的选择。那些长得快，变得更加笨重，不容易飞的鹅逐渐成了理想的养殖对象。
当基因和种群变得稳定，也就完成了驯化。
家鹅的演化，一般认为有中国家鹅和欧洲家鹅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家鹅来源于大雁，欧洲家鹅来源于灰雁。然而，田螺山的发现，却有可能颠覆这个结果。
欧洲家鹅最早发现于4000年前的古埃及[6]，但却和田螺山发现的早期家鹅相近。基因证据也表明，欧洲家鹅和灰雁的基因距离有15000年，早于除了犬类的所有驯化动物[7]。
因此，田螺山7000年前驯化的鹅，反而可能是今天欧洲家鹅的祖先。
其实无论哪一种动物的驯化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乎所有稳定的驯化动物，都有至少长达三四千千年的持续驯化过程（田螺山人就已经在大量狩猎野鸭，但并没有完成驯化）。
《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8]。
一般认为人类总共驯化了38种动物：
狗、绵羊、山羊、猪、牛、瘤牛、猫、鸡、豚鼠、驴、家鸭、水牛、马、单峰骆驼、蜜蜂、大羊驼、蚕、驯鹿、野鸽、鹅、双峰骆驼、牦牛、亚洲象、爪哇野牛、大额牛、穴兔、羊驼、雪貂、黇鹿、番鸭、珍珠鸡、鲤鱼、家养火鸡、蓝孔雀、蛮鸽、金鱼、疣鼻天鹅、金丝雀、日本鹌鹑。
早期人类进入农业阶段，随着狩猎活动减少，向圈养倾斜，无论从具体的食物需求，还是驯养预期，都会促进人们尽可能多的驯化动物。
虽然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主要完成驯化的动物，往往具有饲养成本低、料肉比高、生长速快度、愿意圈养状态下交配、繁殖多或快、性情温和（或驯化成本低）、不易受惊、多为群居（或能大量圈养）等一种或者多种优势。
但原始人的农业生产模式、科技水平，以及动物学认知，都注定了哪些动物能被他们驯化，哪些动物不被他们驯化。虽然驯化早晚具有不定因素，但整体来说是和驯化难度正相关的。
虽然，我刚才分析了和驯化相关的知识，但对于原始人来说都是未知的。
当缺少蛋白质来源，需要驯化动物的时候，他们去驯化任何一种动物，都像是开盲盒一样。
能遇到一个能够被驯化的动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天大的恩赐。
对犬类的驯化，简直就像开到了一个新手大礼包。
正是因为驯化的难，获得动物蛋白质的不容易，才促使早期先民诞生出动物崇拜。
虽然鹅并没有进入12生肖，但同样存在鹅崇拜（图腾、玉器等）。
商朝的玉鹅
只不过随着驯化的动物越来越多了，再增加上耕牛完全驯化，农业生产力提高，才逐渐让人们在养动物、吃什么动物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人类社会发展了，不同的人群对食物又有了不同的追求。
例如，孔夫子就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人们对食物追求的多元化，就注定了养鹅依旧具有经济价值，虽然它逐渐居于禽肉选择中的次要地位。
总之，驯化其实是一个综合原因所导致的结果。
虽然直接饮食需求，是最根本的原因，但其实也可能存在人类的审美因素。从早期部落丰富的配饰就能看出，原始社会就具有强烈的情感需要、审美需求。
就拿犬类来说，除了食性变化（基因突变而能消化淀粉）、群居特征、狩猎能力外，它们对主人的情感纽带，早期类似于狼的形态（符合原始人对力量的崇拜），都有可能促进人类对它们更快的驯化。
7000年前的部落人，会不会像王羲之那样喜欢大鹅，谁又知道呢？
总之，一种动物的驯化是复杂的，现在看起来没有意义的结果，对于原始部落来说，或许具有各种各样的非凡意义。
有的意义我们能管窥一二，从考古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甚至去想象他们的生活场景，但也有的意义可能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的。
就像必然的总体趋势中，总会有一些偶然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一样。
驯化，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 Eda M, Itahashi Y, Kikuchi H, et al.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of early goose domestication in a 7,000-y-old rice cultivation villag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119(12): e2117064119.
[2] Xiang H, Gao J, Yu B, et al. Early Holocene chicken domest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49): 17564-17569.
[3] G. P. McHugo, M. J. Dover, D. E. MacHugh, Unlocking the origins and biology of domestic animals using ancient DNA and paleogenomics. BMC Biol. 17, 98–98 (2019).
[4] D. Q. Fuller et al., “Archaeobotanical analysis at Tianluoshan: Evidence for wild-food gathering, rice cultiv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morphologically domesticated rice”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Tianluoshan Site, Yuyao, Zhejiang, S. Nakamura, Ed. (Laboratory of Field Study of Cultures, School of Humanities, Kanazawa University, Kanazawa, 2010), pp. 153–202.
[5] G. Sun, “Retrospective and persp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Hemudu Culture” in Hemudu & Liangzhu Culture, S. Nakamura, B. Liu, Eds. (Yuzankaku, Tokyo, 2020), pp. 25–44.
[6] D. Serjeantson, Birds Cambridge Manual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9).
[7] M. E. Heikkinen et al., Long-term reciprocal gene flow in wild and domestic geese reveals complex domestication history. G3 10, 3061–3070 (2020).
[8] Dia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 a short history of everybody for the last 13,000 years[M]. Random Hous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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