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明元年（880年）七月，被唐僖宗给予平定农民军希望的名将高骈，居然拥兵自重。
高骈的奏表送到长安，如一瓢冷水浇在僖宗君臣的头上，“上下失望，人情大骇”。
僖宗下诏指责高骈主张“散遣诸道兵”，以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
高骈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一是说散遣诸道之兵“亦具奏闻，非臣自专”，把责任推还给僖宗；二是谎报战绩，称自己与义军交锋，“已当数阵，粗成胜捷”，只要不落入草军（唐廷对农民军的贬称）的圈套，“固护一方，臣必能也。”
并建议僖宗“宜急敕东道将士善为御备”。这其实是宣称他只肯负起保守淮南一方之责。此后，高骈便托称患有“风痹”，不再出战。
看到高骈已不听指挥，而黄巢屯军淮南，已成威逼洛阳之势，虽然远在西北，僖宗也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宰相豆卢缘建议再试行招降之计，建议授予黄巢天平节度使之官，以阻止他西进。
而卢携为挽回自己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调兵布防，实行阻击。
僖宗鉴于以往招降无效，只好下诏河南诸道发兵屯搬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治在兖州，今山东兖州)齐克让为汝州（治在今河南临汝）、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在淮北防守；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天平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
这一番军事部署的意图，是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阻止黄巢义军北上。
然而，唐朝的意图很快就落空了。曹全晸所率六千之众犹如以卵击石，一出师就被义军击败，只能退屯泗州，指望着高骈派兵来援，殊不知高骈见死不救，便被义军彻底打垮了。
唐朝的淮南防线既不堪一击，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
九月间，徐州派出三千兵奔赴溵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于日暮时分发生动乱。忠武节度使薛能“慰劳久之，方定。”当时许昌大将周岌也奉命率兵赴溵水，离城未远，闻知城内发生兵变，星夜赶回，于拂晓人城，袭杀三千徐州士卒。
薛能是进士出身的一介书生，相当自负。
他在剑南西川当一名从事时，曾写诗称：“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
连诸葛亮的功业都不放在眼内。
然而，事实证明，在藩镇动乱的晚唐，薛能这类“儒臣”多是无所作为的。周岌是凭勇力与战功而由普通士卒起家的一员悍将，他挟平定徐州乱卒之威，驱杀薛能，自称忠武军留后。屯驻汝州的齐克让恐为周岌所袭，引兵回兖州去了。诸道屯搬水之军也皆散还本镇。
于是，九月间，黄巢率领大军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严肃军纪，“整众而行，不剽财货”，得到沿途农民的热烈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号称百万。
同时，他对唐朝各路藩镇开展分化攻势，散发文牒警告他们说：
“各宜自守其垒，不要来触犯我的兵锋！我即将攻入洛阳，随后就入长安，届时我只向僖宗等问罪，不关你们的事。”
因此，义军分兵出击，所向披靡，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州的官吏闻风而逃。十一月中旬，黄巢攻占了汝州。
长安城内，僖宗朝廷一片惊慌。
卢携见势不妙，称病龟缩在家不出。此时已十八岁的僖宗召见其他宰相及田令孜商议对策时，禁不住对着他们伤心流泪。豆卢缘、崔沆主张赶紧调关内诸镇兵和左、右神策军把守潼关。
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扼守潼关，并称自己愿出任“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僖宗忧虑地说：“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怕不能倚靠。”
田令孜提到了退路，说：“当年安禄山构乱，玄宗幸蜀以避之。”
一提起安禄山叛乱攻人长安的旧事，崔沆就说：
“安禄山众才五万，比起现在的黄巢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豆卢缘也说：“当年哥舒翰以十五万众尚且不能守住潼关。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强兵。”
言下之意是肯定守不住的。不过，他又说田令孜早把自己的心腹安排为三川帅臣，比起当年玄宗仓皇入蜀，算是有所预备了。
僖宗听到内外辅臣口口声声都说可能得入蜀避难，心情更是糟透了，无奈地对田令孜说：“你先给我发兵守潼关。”
此时，僖宗觉得应该作些鼓舞军心的举动。他亲自到左神策军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
最后，他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仍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他宠信的宦官头目。
十一月十三日，齐克让给僖宗送去一份奏章，说：
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经战斗，久乏资贮，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利弊，各思乡闾，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粮及援军。
从中可以看到潼关以外唐军士气是如何的低落了。
十一月十七日，黄巢义军抵达洛阳。唐朝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率官吏投降。义军入城时军纪严明，对百姓加以慰问，“闾里晏然”。黄巢只在洛阳补充军资，未作停留，继续向长安挺进，于二十二日攻克关外战略要地虢州（治在今陕西灵宝县西)，逼近潼关。
僖宗举目四望，似无可依赖之臣，仍是寄希望于田令孜，任命他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率左、右神策军去抵挡。田令孜请募长安城市居民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
僖宗接到齐克让的求援奏章后，下命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二千八百名，令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等率领前去增援潼关。
晚唐由宦官控制的左右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子的庇护所。这伙纨绔子弟以钱贿赂宦官而挂名于神策军：
一是为了逃避徭役负担，不仅本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免承徭役，而且“或户内一人在军，其父兄子弟皆不受州县差役。”
二是为了获得官方供给的丰厚禀赐。
自安史之乱以来，由于强藩叛乱无常，唐廷只得依靠中央禁军以自卫，对神策军倍加优待，衣粮、药茗、蔬酱之类的给赐比一般士兵要多得多。
所以，这班神策军士兵平时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头骏马，趾高气扬，仗势欺人，其实是银样蜡枪头，毫无作战能力。如今听说真的要被派去与黄巢义军交战，很多人抱头痛哭，不少人用钱帛到病坊，雇请贫病之人代行。
那些冒名顶替的病人当然连兵器都拿不动了。
二十五日，张承范奉命率神策军弩手开赴潼关。僖宗特地为张承范饯行，赐予丰厚。
张承范全然未受鼓舞，反而进言说：
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
要求僖宗催促诸道精兵“早为继援”。
僖宗则搪塞他说：“你只管去吧，援兵随后就到。”
张承范明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此去必是凶多吉少，但迫于君命，仍勉强率领一群乌合之众上路了。他们来到华州(治在今陕西华县)，刚好碰上刺史调任离去，军民得知战火燃近，都逃入华山，留下一座空城，根本没有人应接。
张承范只得自己带人入州库寻找粮食，但见仓库中尘埃鼠迹，一片荒废景象。好在仓库中还有剩米一千斛，士兵们才得以带上三天的口粮继续上路。
十二月一日，张承范等赶到潼关，从草莽林间搜寻出一百多个村民，强迫他们运石汲水，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此时关下的齐克让之军与关上张承范的弓弩手都已绝粮断炊，“士卒莫有斗志”。
这一天，黄巢义军前锋也抵达潼关之下，只见“白旌满野，不见其际。”
交战不久，黄巢亲自来到关下，义众举军大呼，军声之盛，惊天动地。齐克让虽从中午拒战到傍晚，但饥卒终是无力抵抗，烧营而溃，败退入关。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禁止行人通行，以确保关税的征收，称为“禁阬”。
由于义军迅速攻至，关上唐军忘了派兵加以防守。溃兵遂从禁阬涌入关内。谷中本来荆棘交织，灌木塞途，一下子就被溃兵践踏为平地。
张承范检拾齐克让溃兵所扔下的财物供给自己的士兵，并派人上表向僖宗告急求援，其中说道：
“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踢开禁院。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
联想到他离京前曾当面向僖宗要兵要粮，这番指斥“谋臣”的话不啻是指桑骂槐。
二日，黄巢义军猛攻潼关，张承范全力防守，“关上矢尽，投石以击之”。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张承范叫王师会分兵八百人去防守禁阬，但部分义军已先从禁阬入了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关上唐军溃败，王师会自杀，张承范变换服装率残兵逃回，途中才遇到方镇派出的援军二千人。
援兵见张承范败逃，也向长安退去。他们到了渭桥，见到田令孜招募的两千神策新军个个穿着漂亮温暖，不禁气愤地说：“这伙人无功受禄，我辈出生入死反受冻馁！”便将神策新兵抢掠一空，闯入长安作乱。
黄巢留下大将成令壞防守潼关，率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
三日，黄巢攻占华州，令大将乔钤留守。唐河中（治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王重荣请降。
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田令孜恐怕僖宗责怪自己，便归罪于卢携。四日凌晨，僖宗接受百官朝见，下诏将卢携罢相贬官，任命王徽、裴澈为宰相，同时下制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
当然，僖宗本人也不相信此刻黄巢会接受他的封官而停止进攻。所以一等百官退朝后，乘天色微明，他就带上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四个儿子及妃嫔数人，由田令孜率五百名神策军扈从，从宫城出逃，经城西的金光门逃离长安，撇下朝官不管了。
百官退朝后，才听说乱兵入城焚烧了西市，也大多各寻逃路。
卢携二度为相，“内挟田令孜，外倚高骈”，受僖宗宠遇甚厚，“专制朝政，高下在心”。其实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
当黄巢义军大举北伐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此时高骈既不足为倚，复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自是悔恨交集，心力交瘁，当晚听说义军入城，知道逃生无望，遂自杀。
十二月五日下午，义军前锋将领柴存占领长安，唐朝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员数十人到灞上向黄巢投降，迎接黄巢进京。
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二五四卷记载，黄巢义军进入长安时，一般居民并不惊慌。
当时，黄巢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部下护卫下，率领义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只见“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
长安居民并没有东藏西躲，而是夹道围观。尚让沿路晓谕民众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十三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他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
他署置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批唐朝降官，但权力主要掌握在起义将领手中。
义军士兵见到穷人即加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严加镇压。
由于僖宗偷偷出逃，未通知朝官，包括旧宰相豆卢缘、崔沆，新宰相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等在内的一大群唐朝高级官吏来不及逃离长安，成了瓮中之鳖，只得窜匿民间。
黄巢进京后，为了分化敌人，先是宣布“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
又于二十日发布通告要在逃唐官自动到赵璋府第自报姓名与官衔，可官复原职。
张直方本是个残暴的将军，曾以小罪答杀一名手下的军将，家中奴婢有点小闪失辄杀之。他虽迫于形势表面上向大齐政权投降，暗地里却在家中的暗墙夹壁里窝藏着豆卢瑑、崔沆、李汤等众多官员，准备伺机劫杀黄巢。
黄巢得知这一情况，为了消除隐患，杀一做百，在发布通告的这一天派兵攻打张家，捕杀张直方等百余人。黄巢诛杀了李唐在京的全部宗室侯王。
此外还镇压了大批官吏、宦官。这也就是韦庄在《秦妇吟》中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
唐朝统治集团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元气大损。而历来受欺压的劳动人民却扬眉吐气。
所以，在唐朝统治成员眼中，当时是：
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斋。
且说僖宗一路出逃，昼夜奔驰不息，郑畋时任凤翔节度使，迎谒于途中，请僖宗留在凤翔。可是僖宗惊魂已散，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要郑畋担当起“东捍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的责任，就继续上路了，同时还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要他们预作迎接他入川的准备。
二十日，僖宗逃抵兴元。陈敬瑄得知消息，派人来迎请僖宗入成都。由于兴元府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人口不多，财力匮乏，不足供应，加上担心黄巢义军继续向西进攻，僖宗遂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
正如李白诗所感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来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僖宗一行在入蜀途中少不了吃苦头。
因为仓猝出逃，马匹不足，连平时娇生惯养的皇子们也只得徒步行走。僖宗的第七子寿王李杰（后为昭宗）蹒跚而行，走到斜谷时实在走不动了，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
田令孜催促他动身，寿王说：“走不动了，给匹马骑吧。”
田令孜呵责道：“山谷间何处得马！”竞以鞭鞭之使前。寿王回头瞪一眼趾高气扬的田令孜，虽然敢怒不敢言，却从此怀恨在心。
正月二十八日，僖宗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
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道作为僖宗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受玄宗往事的启示。其实不然。
明人顾炎武认为：
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地，处其阃阁，譬如室之有奥也。风雨晦明，有所依而避焉。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以不亡，斯其效也。
从地理形势上，他把长安与西蜀比喻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房间的关系；从经济上，他把富庶的蜀地与长安比喻为堂与奥（房屋的深处）的关系，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巴蜀而化险为夷。顾炎武的看法是有相当道理的。
明白地说，是因为号称“天府之国”的剑南地区从唐前期以来一直是唐朝的一块富饶的财赋供应之地。
尤其是成都平原农业生产发达，人口众多，足以支持入蜀避难的小朝廷的偏安生活。
所以，僖宗到达成都之后，虽然一些群臣陆续追到成都，朝会时已有近二百人，加上为数不少的禁军，但因为各地贡献不绝，尤其“蜀国府库充实”，所以赏赐与京师无异，以致“士卒欣悦”。加上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易守难攻，因而成为李唐王朝理想的一个避难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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